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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文物行某种惯例，从这行被清理出去的人，改行干什么都可以，但绝不许再染指文物生意。自己买卖，替人鉴别都属违例。画儿韩自此就从同行人中消失了。
多少年来，甘子千从没为画儿韩的事感到理亏心虚。慢慢地，连画儿韩这人都不大想到了。
十年动乱中，甘子千受了不少委屈。他认为最委屈，最不合理的是为了“改造他”偏不让他干自己稔熟的行业，而叫他去学修脚！打倒“四人帮”后，恢复名誉也好，退还存款也好，都没有比让他回到文物商店，干他爱干又能干的工作使他感动。他拿出全部精力来工作。可是岁月不饶人，当他当选为人民代表时，大夫会诊的诊断书也送到了他手里。他被宣布得了必须休息，没有希望治好的那种病！
尽管他对人说：“我快七十了，马上去八宝山也不算少亡！三中全会以来的这段晚福也享到了！可心里实在有点懊丧。他想到，自己这一生从人民那里取得的很多，报答人民的极少。他无声地给自己算帐，算算这一辈子对人民对国家作过哪些亏心事。算来算去，算到了画儿韩头上。
文物业的老手死的死，病的病。十年浩劫没出人才，人手荒成了要害症。如今国际市场文物涨价，无论识别古画还是作仿制品，画儿韩都身怀绝技，怎么能不让他发挥才干呢？当初只要自己一句话，说：“这个人有用，”画儿韩就留下了。可是自己没说，就为这个把他挤出去几十年。
共产党几十年的教育，老年人的仔侮心情，对个人得失的淡漠，一同起作用，他找到党委汇报，检查了错误。党委书记表扬了他的忠诚，责成他把画儿韩请回文物界来。
这一动手找，才发现北京城之大，人口之多，分离的时间之长！先听说画儿韩在天桥“犁铧头”茶馆烧过锅炉，到那儿一看，茶馆早黄了。又听说画儿韩和另一个老光棍合租一间房子，在金鱼池附近养金鱼，去那儿一问，房子全拆了。找了半个月，走了八处地方，惟一的收获就是听说画儿韩确实健在，有时还到陶然亭附近去练子午功。甘子千平日想起整过自己的那些人，心里总是忿忿不平。这时才悟到，原来自己也是整过人的，其后果并不比人家整自己轻微，手段也不比别人高尚。
他决心要把自己欠的债还上。不顾大夫警告，一清早就拄着棍来到了陶然亭。这时天还没大亮，雾蒙蒙的湖园里有跑步的，喊嗓的，遛弯儿的，钓鱼的。三三两两，影影绰绰，在他前后左右往来出没，向谁打听好呢？
正在犯愁，迎面走来一位留着五络长髯，身穿中式裤褂，也拄着根手杖的人。这人目不斜视，一边走路一边低声哼着京戏，走近了，听出唱的是《空城计》： “众老军因何故纷纷呐议论……”
这唱腔使甘子千停住了脚。“纷纷议论”四个字吐字行腔不同一般。“纷纷” 二字回肠九转，跌宕有致；“议论”二字坦坦荡荡一泻千里。甘子千似乎出于条件反射，连考虑都没考虑，张嘴就喊了一声“好！”
老头儿也停住脚步，半扬着脸，像是捕捉这一声叫好的余音。他望着还没亮透的湖边树林说：“这份叫好声我可有三十多年没听见了，不是听错了吧？”
甘子千应道：“这‘纷纷议论’四个字的甩腔，我也有三十多年没听见了。您敢情就是盛老先生？”
“哎哟，这话怎么说的！”老头几步抢了过来，并不握手，而是抓住甘子千的手腕子上下摇晃：“您就是，您就是那位跟画儿韩一块常听我的戏的……”
“我叫甘子千。”
“听说过，那年在恭王府园子出堂会，我让画儿韩请您来会一会，可惜您走了。从那一别就是三十多年。您一向可好？在哪儿工作呢？”
甘子千说在文物商店当顾问，盛世元说：“我也是顾问！唉，什么顾问？就是政府对咱们这些人器重，哪怕还有一点本事，也让你使出来。社会主义么，就是不埋没人才。干我们这一行的，不养老不养小，我从日本降伏那年就塌中，放在旧社会得要饭。一解放就请我上戏校当教习了。就是‘四人帮’时候受点罪，可受罪的又不是咱一个，连国家主席、将军元帅都受了罪，咱还有什么说的？昨天我碰见世海，他还能登台呢……”
甘子千想等盛老先生话说到一个站口，问问画儿韩的消息。可这位老先生越说越精神，只好硬挤个话缝插进去说：“盛先生，刚才您提到画儿韩，您知道他现在落在哪儿了吗？”
“落在哪？他一直在我家呀！”
甘子千啊了一声，半天盯住盛世元没错眼神。天下哪会有这么便宜的事，一下就歪打正着（他忘了他先已扑空了八次）？又追问一句：“您说的是真格的？”
“嗨，你问问陶然亭这些拳友，谁不知道画儿韩跟我作伴？‘文化大革命’中茶馆黄了，画儿韩没地方混饭吃，急得在这湖边转磨，跟我说：‘四哥，这些年我一步一步地退，古玩行不让干了，我拉三轮：三轮不许拉了，我摆摊卖大碗茶；大碗茶不让卖了，我给茶馆烧锅炉：现在连茶馆都砸了，我还往哪儿退呢？从解放我就是临时工，七十多岁了，谁要我啊？’我劝他说：‘天下哪有过不去的河呢？你搬我家住去。从我老伴去世，儿子调到外地，我就剩下一个人。白天我在戏校挨批判，心里老伯家里叫人撬门抄家，你就给我看家得了。只要我这工资不取消，就有你的饭吃。’从打那时，他在我家一住就是十年。”
甘子千急不可耐地说：“既这么着，我跟您去看看他行不行？我有点事找他。”
“不行。”
“怎么？”
“脑血栓，前天进医院了。”
“哎……”甘子千两手摊开，连连叹气。
“您甭着急，眼下没有生命危险，就是不许探视。”
甘子千这才舒了口气，问道：“怎么突然得了脑血栓？”
“累的。去年他检查出脑血管硬化，医生叫他多休息，他反而忙起来了。他说他家祖传几代捣腾字画，对于识别古画很有点诀窍，他想趁着还能活动把它写下来，免得自他这儿失传。”
甘子千说：“早动手就好了。”
盛世元说：“前些年他张嘴就骂，说文物行的领导全是棒槌，不认他这块金镶玉。他宁可带到棺材去也不把本事交给他们。这两年啊，政府一步一步给我落实政策。收入多点了，我们俩的生活也改善点。他觉着党中央政策好，虽是冲我下的雨，也湿了他的田。目前搞四化，他这点本事对国家是有用处的，不该再藏着掖着了。这是为国为民的好事，我能拦着吗？我就给他买纸，买墨，好茶叶，大叶烟，可就忘了叫他注意身体。”
甘子千含着泪说：“您可真够意思。交朋友交到这个份上，可以拍胸脯了。”
“也还是党中央的新政策好，要是我被人家当成四旧扫进垃圾箱，还能顾他吗？”
甘子千心情沉重，默默无言地和盛世元并肩走了一段路，忽然问道：“他还能说话不能呢？”
“能是能，舌头有点发硬，拐弯费劲儿。”
“那就有救！”甘子千喜出望外。他想应当建议派人带录音机来录音；应当在人代会上提一个抢救老人们身上保存的绝技的提案；应当……
盛世元向甘子千告辞，说：“哪天医生一解禁，我就领您去。”
“是是。您看还有什么困难吗？”
“困难是有，怕你帮不上手。画儿韩当了半辈子临时工，没混上公费医疗，我落实政策补了点钱，这回他一住院全垫进去了。可这救急不救穷。这病不是三两天能好的，我的工资两人吃饭有富裕，供一个人住院可差远了。能不能找个地方给他出药钱呢？”
“行！”甘子千斩钉截铁地说：“包在我身上了！”
甘子千回去路上，比来的时候精神爽快了，心情舒展了。他计划把自己的存款移到画儿韩的名下。他几乎怀着感谢的心情想到盛世元最后这个要求。他觉着生活总算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在向这个世界告别时，可以于心无愧了。
邵氏兄弟
李青身体不好，长期休养。静极思动，异想天开，看了几本文艺杂志，动起念头要写小说。拿谁作模特呢？他想起了邵家二兄弟。
哥哥名叫邵清远，抗战时随同学流亡到大后方，在重庆念了两年土木专科，因为没有经济来源，中途辍学。太平洋战争中，美军与中国合作修筑史迪威公路，需要翻译，他报考当了翻译。他学过土木，人也聪明，滇缅公路通车时，混上了“技正”的头衔。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还都”。在南京大兴土木，他跟随过的一个美国人到南京开了个营造厂，把他约了去，名为工程师，实际上还是当翻译。因为那个美国人当工程师有瘾，虽是老板，工程上仍事必躬亲。同时对邵清远的技术水平不摸底，不太放心。
解放后，邵清远以工程师头衔，安排在建筑公司技术科工作。这倒不是对他技术上摸底，而是因为对他政治历史不大摸底。
邵清远的弟弟叫邵明远，比哥哥小十来岁，没去过大后方，进了敌伪时期的北京大学，学建筑。日本学校分科和英美系统不同，建筑和土木不分。所以他既懂点艺术，又懂土木工程。国民党接收北平，城里到处抢房占房，没人盖房。他拿到文凭后就背个书包在西单商场给人剪影混饭吃。解放后进了建筑公司。他政治历史清白，有正式的大学毕业文凭。一报到就分配当施工队的技术队长，干了几年，到一九五三年时已是一个工地的技术主任，干得很不错。
本来在起点线，弟弟比哥哥有利得多，可是，一九五三年出了件事，哥儿俩的境况就扭了个儿。
一九五三年，从苏联请来几位专家，在北京郊区建立一个模范工地，也就是用苏联的先进技术向全国示范，弟弟受到信任，派到这个工地当技术主任。
这时弟弟已有几年现场施工经验了，对中国建筑业的特性也有了许多体会和认识。才出生的牛犊，再背点历史清白、思想进步的小包袱，三弄两弄，和苏联专家顶起牛来。详细情形不太清楚，反正双方都拍了桌子。邵明远说：“你是工程师，我也是工程师。我作为主人尊重你。你作为客人，不能下命令要我照办。我们有争论可以到上级单位解决。”专家说什么，不表它了。苏联专家大多数在作风上和技术上都很有修养，也很讲礼貌。可是要说个别人技术上二把刀，思想上有点大国沙文主义，也不算稀奇。结果是公司领导决定把弟弟撤下来，换个别人去与苏联专家合作。开会公开征求意见，问谁愿去，没有人报名。要大家推举，技术科推举了邵清远。邵清远虽谦虚了几句，可没有拒绝。这样弟兄二人就掉换了位置。
李青是在模范工地完工典礼时到这公司来的。这时邵清远已当选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晋升副总工程师了。据说这两项“工程”也是由于苏联专家的积极建议。因而有的技术人员背后有些非议。可是李青参观了刚刚竣工的宿舍大楼，并且和邵清远作了两次谈话，认为这些非议并不公平。楼房盖得很好，敢说是新中国建成后，头一批职工宿舍中水平最高的。两居室，有挺大的厨房，有厕所，还有个四平米的储藏室，宽敞、舒适。邵清远为人谦虚，并不宣扬自己。除去提到他弟弟时用作兄长的口气批评几句，从不说别人的不是，而且办事看问题很讲政治原则，这在解放初期的技术人员中很难得。
李青曾问他：“您在模范工地取得很大成绩，主要的经验是什么？”
他说：“没什么经验，谁来当模范工地的主任，也是这个结果。工地最后会评为先进集体，主任也要选上先进人物。因为这是中苏合作的试点，必须成功，必然成功。而且要大力宣传。”
李青说：“那怕不一定，您的前任不就……”
“你说我弟弟？”他摇摇头，苦笑了一下，“他学的全是资本主义那一套建筑体系，又年轻气盛，自以为是，一张嘴就是技术合理性、经济合理性，偏就不谈政治合理性，和苏联专家一起工作，是个技术性经济性的问题吗？这种人，盲人骑瞎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