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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自己，奋其身以入于世界中，磊磊落落，独往独来，大丈夫之志也，大丈夫之行也！
日本维新之首功，西乡乎？木户乎？大久保乎？曰，唯唯否否。伊藤乎？大隈乎？井上乎？后藤乎？板垣乎？曰，唯唯否否。诸子皆以成为成者也。若以败为成者，则吉田松阴其人是也。吉田诸先辈造其因，而明治诸元勋收其果。无因则无果，故吉田辈当为功首也。考松阴生平欲办之事，无一成者，初欲投西舰逃海外求学而不成，既欲纠志士入京都勤王而不成，既欲遣同志阻长藩东上而不成，事事为当道所抑压，卒坐吏议就戮，时年不过三十，其败也可谓至矣。然松阴死后，举国志士，风起水涌，卒倾幕府，成维新，长门藩士最有力焉，皆松阴之门人也。吾所谓败于今而成于后，败于己而成于人，正谓是也。丈夫以身任天下事，为天下耳，非为身也，但有益于天下，成之何必自我？必求自我成之，则是为身也，非为天下也。
吉田松阴曰：“今之号称正义人，观望持重者，比比皆是，是为最大下策；何如轻快捷速，打破局面，然后徐图占地布石之为胜乎？”又曰：“士不志道则已，苟志道矣，而畏祸惧罪，有所不尽于言，取容当世，贻误将来，岂君子学者之所为哉？”又曰：“今日事机之会，朝去夕来，使有志之士，随变喜怒于其间，何能有为？” 又曰：“当今天下之事，有眼者皆见而知之，吾党为任甚重，立志宜大，不可区区而自足。”又曰：“生死离合，人事倏忽，但不夺者志，不灭者业，天地间可恃者独是而已。死生原是开阖眼，祸福正如反覆手。呜呼！大丈夫之所重，在彼不在此也。”又曰：“今世俗有一说曰，时尚未至，轻动取败，何如浮沈流俗，免人怪怒，乘时一起，攫取功名耶？当今所谓有志之士，皆抱持此说。抱持此说者，岂未思今上皇帝之宸忧乎？宸忧如彼，犹抱持此说，非士之有志者也。”以上各条，吾愿以书诸绅，亦愿我同志以书诸绅。
读松阴之集，然后知日本有今日之维新者，盖非偶然矣。老子曰：“不为天下先。”盖为天下先者，未有不败者也。然天下人人皆畏败而惮先，天下遂以腐坏不可收拾。吉田松阴之流，先天下以自取败者也。天下之事，往往有数百年梦想不及者，忽焉一人倡之，数人和之，不数年而遍于天下焉。苟无此倡之之一人，则或沈埋隐伏，更历数十年、数百年而不出现，石沈大海，云散太虚而已。然后叹老氏之学之毒天下，未有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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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与时势（1899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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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云英雄造时势，或云时势造英雄，此二语皆名言也。为前之说者曰：“英雄者，人间世之造物主也。人间世之大事业，皆英雄心中所蕴蓄而发现者，虽谓世界之历史，即英雄之传记，殆无不可也。故有路得，然后有新教；有哥仑布，然后有新洲；有华盛顿，然后有美国独立；有俾士麦，然后有德国联邦。为后之说者曰：英雄者，乘时者也，非能造时者也。人群之所渐渍、积累、旁薄、蕴蓄，既已持满而将发，于斯时也，自能孕育英雄，以承其乏。故英雄虽有利益及于人群，要不过以其所受于人群之利益而还付之耳。故使路得非生于十六世纪（西人以耶稣纪年一百年为一世纪），而生于第十世纪，或不能成改革宗教之功；使十六世纪即无路得，亦必有他人起而改革之者。其他之实例亦然，虽无歌白尼，地动之说终必行于世；虽无哥仑布，美洲新世界终必出现。
余谓两说皆是也。英雄固能造时势，时势亦能造英雄，英雄与时势，二者如形影之相随，未尝少离。既有英雄，必有时势；既有时势，必有英雄。呜呼，今日禹域之厄运，亦已极矣！地球之杀气，亦已深矣！孟子不云乎：“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斯乃举天下翘首企足喁喁焉望英雄之时也。二三豪俊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我同志，我少年，其可自菲薄乎？
意大利当罗马久亡，教皇猖披，奥国干涉，岌岌不可终日之时，而始有嘉富尔；普鲁士当日耳曼列国散漫积弱，见制法人，国体全失之时，而始有俾士麦；美利坚当受英压制，民不聊生之时，而始有华盛顿。然则，人特患不英不雄耳，果为英雄，则时势之艰难危险何有焉？暴雷烈风，群鸟戢翼恐惧，而蛟龙乘之飞行绝迹焉；惊涛骇浪，鯐鱼失所错愕，而鲸鲲御之一徒千里焉。故英雄之能事，以用时势为起点，以造时势为究竟。英雄与时势，互相为因，互相为果，造因不断，斯结果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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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野三界之别（1899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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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西学者，分世界人类为三级：一曰蛮野之人，二曰半开之人，三曰文明之人。其在《春秋》之义，则谓之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皆有阶级，顺序而升，此进化之公理，而世界人民所公认也。其轨度与事实，有确然不可假借者，今略胪列之如下：
第一，居无常处，食无常品；逐便利而成群，利尽则辄散去；虽能佃渔以充衣食，而不知器械之用；虽有文字，而不知学问；常畏天灾，冀天幸，坐待偶然之祸福；仰仗人为之恩威，而不能操其主权于己身。如是者，谓之蛮野之人。
第二，农业大开，衣食颇具；建邦设都，自外形观之，虽已成为一国，然观其内，实则不完备者甚多；文学虽盛，而务实学者少；其于交际也，猜疑之心虽甚深，及谈事物之理，则不能发疑以求真是；摸拟之细工虽巧，而创造之能力甚乏，知修旧而不知改旧；交际虽有规则，而其所谓规则者，皆由习惯而成。如是者，谓之半开之人。
第三，范围天地间种种事物于规则之内，而以己身入中以鼓铸之；其风气随时变易，而不惑溺于旧俗所习惯；能自治其身，而不仰仗他人之恩威；自修德行，自辟智慧，而不以古为限，不以今自画；不安小就，而常谋未来之大成，有进而无退，有升而无降，学问之道，不尚虚谈，而以创辟新法为尚；工商之业，日求之扩充，使一切人皆进幸福。如是者，谓之文明之人。
论世界文野阶级之分，大略可以此为定点。我国民试一反观，吾中国于此三者之中居何等乎？可以瞿然而兴矣！
国之治乱，常与其文野之度相比例，而文野之分，恒以国中全部之人为定断，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强夺而假借也。故西儒云：国家之政事，譬之则寒暑表也；民间之风气，譬之则犹空气也。空气之燥湿冷热，而表之升降随之，丝毫不容假借。故民智、民力、民德不进者，虽有英仁之君相，行一时之善政，移时而扫地以尽矣。如以沸水浸表，虽或骤升，及水冷而表内之度仍降至与空气之度相等。此至浅之理，而一定之例也。故善治国者，必先进化其民，非有孟的斯鸠（法国人，著《万法精理》一书，言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政体之得失）、卢梭（法国人，著《民约论》，言国家乃由民间契约而成者），则法国不能成革命之功；非有亚丹·斯密之徒（英国人，为资生学之鼻祖），则英国不能行平税之政，故曰：英雄之能事在造时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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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心语录（1899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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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苟不尔，则从古圣哲，可以不出世矣。种种烦脑［恼］，皆为我练心之助；种种危险，皆为我练胆之助；随处皆我之学校也。我正患无就学之地，而时时有此天造地设之学堂以饷之，不亦幸乎！我辈遇烦恼遇危险时，作如是观，未有不洒然自得者。
凡办事必有阻力。其事小者，其阻力亦小；其事愈大，其阻力亦愈大。阻力者乃由天然，非由人事也。故我辈惟当察阻力之来而排之，不可畏阻力之来而避之。譬之江河，千里入海，曲折奔赴，遇有沙石则挟之而下，遇有山陵则绕越而行，要之必以至海为究竟。办事遇阻力者，当作如是观，至诚所感，金石为开，何阻力之有焉！苟畏而避这，则终无一事可办而已。何也？天下固无无阻力之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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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权与民权（1899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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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第一等议论，岂不曰国民乎哉？言民事者，莫不瞋目切齿怒发曰：彼历代之民贼，束缚驰骤，磨牙吮血，以侵我民自由之权，是可忍孰不可忍！言国事者，莫不瞋目切齿怒发曰：彼欧美之虎狼国，眈眈逐逐，鲸吞蚕食，以侵我国自由之权，是可忍孰不可忍！饮冰子曰：其无尔，苟我民不放弃其自由权，民贼孰得而侵之？苟我国不放弃其自由权，则虎狼国孰得而侵之？以人之能侵我，而知我国民自放自弃之罪不可逭矣，曾不自罪而犹罪人耶？昔法兰西之民，自放弃其自由，于是国王侵之，贵族侵之，教徒侵之，当十八世纪之末，黯惨不复睹天日。法人一旦自悟其罪，自悔其罪，大革命起，而法民之自由权完全无缺以至今日，谁复能侵之者？昔日本之国，自放弃其自由权，于是白种人于交涉侵之，于利权侵之，于声音笑貌一一侵之，当庆应、明治之间，局天蹐地于世界中。日人一旦自悟其罪，自悔其罪，维新革命起，而日本国之自由权完全无缺以至今日，谁复能侵之者？然则民之无权，国之无权，其罪皆在国民之放弃耳，于民贼乎何尤？于虎狼乎何尤？今之怨民贼而怒虎狼者，盍亦一旦自悟自悔而自扩张其固有之权，不授人以可侵之隙乎？不然，日日瞋目切齿怒发胡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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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主义（1899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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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治之初，政府新易，国论纷糅。伊藤博文、大隈重信、井上馨等共主破坏主义，又名突飞主义，务摧倒数千年之旧物，行急激之手段。当时诸人皆居于东京之筑地，一时目筑地为梁山泊云。饮冰子曰：甚矣破坏主义之不可以已也！譬之筑室于瓦砾之地，将欲命匠，必先荷锸；譬之进药于痞疳之夫，将欲施补，必先重泻。非经大刀阔斧，则输倕无所效其能；非经大黄芒硝，则参苓适足速其死。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此一定之阶级，无可逃避者也。有所顾恋，有所爱惜，终不能成。
破坏主义何以可贵！曰：凡人之情，莫不恋旧，而此恋旧之性质，实阻阏进步之一大根原也。当进步之动力既发动之时，则此性质不能遏之，虽稍参用，足以调和而不致暴乱，盖亦未尝无小补焉。至其未发动之时，则此性质者，可以堵其原，阁其机，而使之经数十年、数百年不能进一步，盖其可畏可恨至于如此也。快刀断乱麻，一拳碎黄鹤，使百千万亿蠕蠕恋旧之徒，瞠目结舌，一旦尽丧其根据之地，虽欲恋而无可恋，然后驱之以上进步之途，与天下万国驰骤于大剧场，其庶乎其可也。
欧洲近世医国之国手，不下数十家。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惟卢梭先生之《民约论》乎！是方也，当前世纪及今世纪之上半，施之于欧洲全洲而效；当明治六、七年至十五、六年之间，施之于日本而效。今先生于欧洲与日本既已功成而身退矣，精灵未沫，吾道其东，大旗觥觥，大鼓冬冬，大潮汹汹，大风蓬蓬，卷土挟浪，飞沙走石，杂以闪电，趋以万马，尚其来东。呜呼！《民约论》，尚其来东。东方大陆，文明之母，神灵之宫。惟今世纪，地球万国，国国自主，人人独立，尚余此一土以殿诸邦。此土一通，时乃大同。呜呼，《民约论》兮，尚其来东！大同大同兮，时汝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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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变之豪杰（1899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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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松荫，初时主公武合体之论（公者王室也，武者武门也，即指大将军也，当时日本通行语），其后乃专主尊王讨幕（幕府者大将军也），非首鼠两端也。其心为一国之独立起见，苟无伤于平和，而可以保独立，则无宁勿伤也。既而深察其腐败之已极，虽欲已而无可已，乃决然冲破其罗网，摧坏其基础，以更造之。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加布儿（意大利之伟人，近人所译《泰西新史揽要》称为嘉富洱者），初时入秘密党，倡革命下狱，其后佐撒的尼亚王为大宰相，卒成大功，统一意国，非反复变节也。其心为一国之独立起见，既主权者无可与语，不得不投身激湍以图之；既而见撒王之可以为善，而乘时借势，可以行其所志，为同胞造无量之福，故不惜改弦以应之。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
《语》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