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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来蛰居东国，忽又岁余矣，所志所事，百不一就。惟日日为文字之奴隶，空言喋喋，无补时艰。平旦自思，只有惭悚。顾自审我之才力，及我今日之地位，舍此更无术可以尽国民责任于万一。兹事虽小，亦安得已。一年以来，颇竭棉薄，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惟于今春为《新民丛报》，冬间复创刊《新小说》，述其所学所怀抱者，以质于当世达人志士，冀以为中国国民遒铎之一助。呜呼！国家多难，岁月如流，眇眇之身，力小任重。吾友韩孔广诗云：“舌下无英雄，笔底无奇士。”呜呼，笔舌生涯，已催我中年矣！此后所以报国民之恩者，未知何如？每一念及，未尝不惊心动魄，抑塞而谁语也。
孔子纪元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壬寅十一月，任公自述。
杂答某报（节录）（1906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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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问题含义甚复杂，非短篇单词所能尽也，此略述其所怀，若其详则异日商榷之。
中国今日若从事于立法事业，其应参用今世学者所倡社会主义之精神与否，别为一问题；中国今日之社会经济的组织，应为根本的革命与否，又别为一问题，此不可混也。今先解决第一问题，次乃附论第一问题。
吾以为中国今日有不必行社会革命之理由，有不可行社会革命之理由，有不能行社会革命之理由。
于本论之前，不可不先示革命之概念。凡事物之变迁有二种，一缓一急。其变化之程度缓慢，缘周遭之情状，而生活方向，渐趋于一新生面，其变迁时代，无太甚之损害及苦痛，如植物然，观乎其外，始终若一，而内部实时时变化，若此者谓之发达，亦谓之进化（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反之，其变化性极急剧，不与周遭之情状相应，旧制度秩序，忽被破坏，社会之混乱苦痛缘之，若此者谓之革命（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吾以为欧美今日之经济社会，殆陷于不能不革命之穷境；而中国之经济社会，则惟当稍加补苴之力，使循轨道以发达进化，而危险之革命手段，非所适用也。请言其理。
所谓中国不必行社会革命者何也？彼欧人之经济社会，所以积成今日之状态者，全由革命来也。而今之社会革命论，则前度革命之反动也。中国可以避前度之革命，是故不必为再度之革命。夫谓欧人今日经济社会之状态全由革命来者何也？欧洲当十七八世纪之交，其各国人之有土地所有权者，于法不过四万人，于英万九千人，于奥二万六千人，合今日耳曼诸邦，不过二万人，他国略称是。而当时全欧总民数，既在一万六千万人以上，于一万六千万人中，而为地主者不及二十万人。盖欧洲前此之农民，大半在隶农之地位，是其贫富之阶级，早随贵贱之阶级而同时悬绝矣。幸而彼之个人土地私有权，发达甚迟缓，未全脱前此部落土地所有权之时代，（英国自一七六○年至一八三三年凡七十余年间，有所谓“共有地”者渐次改为私有地，其地凡七百万英亩。一英亩约当我四亩六分余也。）故贫民稍得以此为养。农业以外，则手工业亦颇发达。其习惯有所谓工业组合者，约如我国各工业之有联行。政府之对于农业、工业，皆制为种种法律以保护干涉之，故虽不能有突飞之进步，然亦相安而致有秩序，此欧洲旧社会组织之大略也。及斯密亚丹兴，大攻击政府干涉主义，而以自由竞争为楬？，谓社会如水然，任其自竞，则供求相剂，而自底于平。此论既出，披靡一世。各国政府，亦渐为所动，前此为过度之干涉者，一反而为过度之放任。其骤变之影响，既已剧矣。同时而占士·瓦特发明蒸汽（一七六九年），未几李察又缘之以发明纺绩器，是斯密与瓦特之二杰，相提携以蹴踏旧社会，如双龙搅海，而工业革命（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之时代以届。前此人类注其筋力之全部以从事制作，虽或间附以牛马力等，然利用自然力之器械，殆可谓绝无。及汽机发明，其普通者视人力加十二倍，或乃加数百倍至千倍，则试谉其影响于社会之组织者何如，生产之方法，划然为一新纪元。以一人而能产前此十二人乃至数百千人之所产，则其所产者之价值必骤廉，前此业手工者，势不能与之竞，而必至于歇业。前此执一艺者，所得之利益，自全归于其手，偶值其物价腾，则所得随而益丰，但恃十指之劳，苟勤俭以将之，虽窭人可以致中产，故于工业界绝无所谓阶级者存。及机器既兴，无数技能之民，骤失其业，不得不自投于有机器之公司以求糊口。而机器所用之劳力，与旧社会所用之劳力又绝异。前此十年学一技者，至是而悉不为用，而妇女及未成年者，其轻便适用，或反过于壮夫，而壮夫愈以失业。前此工人自制一物，售之而自得其值，今则分业之度益进。与其谓之分业，毋宁谓之合力。每一物之成，必经若干人之手，欲指某物为某人所制，渺不可得。而工人之外，复有供给其资本与器具者，又须得若干之报酬。故欲求公平之分配，终不可期，不得已而采最简单之方法，行赁银制度。即出资本者，雇用若干之职工，每人每日，给以庸钱若干，而制成一器，所得之赢，悉归雇主。而雇者与被雇者之间，即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划然成两阶级而不可逾越，此实旧社会之人所未梦见也。夫物质界之新现象既已若是矣，使思想界而非有新学说以为之援，则其激变尚不至如是其甚。前此在工业组合制度之下，其物价或以习惯或以法律羁束之，若有一人忽贬价以图垄断，则立将见摈于同行而不能自存，于其物之品质亦然，大率一律，而竞争之余地甚狭。及机器一兴，生产额忽过前此数倍，非低廉其价值，改良其品质，则将无销售之途。适有自由竞争之学说出而为援，前此之习惯法律，一切摧弃，无所复用。制造家惟日孜孜，重机器以机器，加改良以改良，其势滔滔，继续无限，以迄今日；一般公众，缘此而得价廉质良之物；而社会富量，亦日以增殖，其功德固不在禹下。然欲制价廉质良之物以投社会之好，彼无资本者与有资者竞，则无资本者必败；小资本者与大资本者竞，则小资本者必败；次大资本者与更大资本者竞，则次大资本者必败。展转相竞，如斗鹑然，群鹑皆毙，一鹑独存。当其毙也，则感莫大之苦痛，牺牲无量数之资本，牺牲无量数人之劳力，然后乃造成今日所谓富者之一阶级。（大资本与小资本竞，而小资本全致亏耗，故曰牺牲无量数之资本。无资本者虽有技能不能自存，此牺牲劳力者一；当小资本与大资本竞时，各雇用劳力者，及小资本失败，而所雇用之劳力者，随而失业，此牺牲劳力者二。故曰牺牲无量数人之劳力。）呜呼！一将功成万骨枯，今日欧洲之经济社会当之矣。然军事上一将功成以后，处乎其下者犹得有休养生息之时；经济上一将功成以后，处乎其下者乃永沈九渊而不能以自拔。此富族专制之祸，所以烈于洪水猛兽，而社会革命论所以不能不昌也。而推其根原，则实由前此工业组织之变迁，不以进化的而以革命的，如暴风疾雨之骤至，应之者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任其自然，遂至偏毗于一方而不可收拾。而所谓应之失措者，其一在政府方面，其一在人民方面。其一在政府方面者，则放任太过，虽有应干涉之点而不干涉也；其在人民方面者，多数人民，不能察风潮之趋向而别循新方面以求生活也。美国经济学大家伊里（Ｒ．Ｔ．Ｅｅｙ）曰：“使当工业革命将至之前，工人有识见高迈者，能合多数工人为一团，置机器，应时势而一新其制造法，是即地方之组合也，即一种之协立制造会社（Ｃ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ｙ）也。果尔，则工业组织之过渡可以圆滑而推移，而后此之骚扰革命可以免。惜乎见不及此，墨守其故，终至此等利器，仅为少数野心家所利用，驯至今日积重难返之势，可叹也。”其意盖谓使今日劳动者阶级，当时能知此义，则可以自跻于资本家之列，而奇赢所获，不至垄断于少数也。此诚一种之探源论也。虽然，吾以为当时欧洲之多数人民，即见果及此，而于贫富悬隔之潮流，所能挽救者终无几也。何也？彼贫富悬隔之现象，自工业革命前而既植其基，及工业革命以后，则其基益巩固，而其程度益显著云耳。盖当瓦特与斯密之未出世，而全欧之土地，本已在少数人之手，全欧之资本，自然亦在少数人之手。其余大多数人，业农者大率带隶农之性质，所获差足以自赡耳。其业工商者，赖其技能，以糊其口，虽能独立，而富量终微。逮夫机器兴，竞争盛，欲结合资本以从事，则其所结合资本中之多量，必为旧有资本者所占；其余多数中产以下者，虽悉数结合，而犹不足以敌彼什之一。故彼工业革命之结果，非自革命后而富者始富贫者始贫，实则革命前之富者愈以富，革命前之贫者终以贫也。我国现时之经济社会组织，与欧洲工业革命前之组织则既有异，中产之家多，而特别豪富之家少。其所以能致此良现象者，原因盖有数端。一曰无贵族制度。欧洲各国，皆有贵族，其贵族大率有封地。少数之贵族，即地主也，而多数之齐民，率皆无立锥焉。生产之三要素，其一已归少数人之独占矣。（经济学者言生产三要素，一曰土地，二曰资本，三曰劳力。）故贵族即兼为富族，势则然也。中国则自秦以来，贵族即已消灭，此后虽死灰偶烬，而终不能长存。及至本朝，根株愈益净尽，虽以亲王之贵，亦有岁俸而无食邑。白屋公卿，习以为常，蓬荜寒酸，转瞬可登八座，堂皇阁老，归田即伍齐民。坐此之故，举国无阶级之可言。而富力之兼并亦因以不剧也。二曰行平均相续法。欧洲各国旧俗，大率行长子相续。自法兰西大革命后，虽力矫此弊，而至今迄未尽除。夫长子相续，则其财产永聚而不分，母财厚而所孳生之赢愈巨，其于一国总殖之增加，固甚有效，然偏枯太甚，不免有兄为天子、弟为匹夫之患，一国富力永聚于少数人之手，此其敝也。我国自汉以来，已行平均相续法（此事余别有考据），祖父所有财产，子孙得而均沾之。其敝也，母财碎散，不以供生产，而徒以供消费，谚所谓“人无三代富”。职此之由，盖拥万金之资者，有子五人，人得二千，其子复有子五人，苟无所增殖而复均之其子，则人余四百矣，非长袖则不足以善舞。我国富民之难世其家者，非徒膏梁纨袴之不善保泰，抑亦制度使然矣。虽然，缘此之故，生产方面，虽日蹙促，而分配方面，则甚均匀，而极贫极富之阶级，无自而生，此又利害之相倚者也。三曰赋税极轻。欧洲诸国，前此受贵族教会重重压制，供亿烦苛，朘削无艺，侯伯、僧侣不负纳税之义务，而一切负担，全委诸齐氓。及屡经宗教革命、政治革命，积弊方除，而产业革命已同时并起，无复贫民苏生之余地矣。中国则既无贵族教会梗于其间，取于民者惟一国家。而古昔圣哲，夙以薄赋为教；历代帝王，稍自爱者，咸凛然于古训而莫敢犯，蠲租减税，代有所闻；逮本朝行一条鞭制，而所取益薄。当厘金未兴以前，民之无田者，终身可不赋一铢于政府，劳力所入，自享有其全部。夫富量由贮蓄而生，此经济学之通义也；而所贮蓄者又必为所消费之余额，又经济家之通义也。然则必所入能有余于所出，而后治产之事乃有可言。欧洲十八世纪以前之社会，齐氓一岁所入，而政府、贵族、教会，朘其泰半，所余者仅赡事畜，盖云幸矣。中国则勤动所获，能自有之，以俭辅勤，积数年便可致中产。故贮蓄之美风，在泰西则学者广为论著以发明，政府多设机关以劝厉，而其效卒不大；观中国人人能之，若天性然，亦其制度有以致之也。勤俭贮蓄之人愈多，则中产之家亦愈多，此又因果所必至也。凡此皆所以说明我国现在经济社会之组织，与欧洲工业革命前之经济社会组织，有绝异之点。而我本来无极贫极富之两阶级存，其理由皆坐是也。虽然，我国今后不能不采用机器以从事生产，势使然也。既采用机器以从事生产，则必须结合大资本，而小资本必被侵蚀，而经济社会组织不得不缘此而一变，又势使然也。然则欧人工业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