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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但在很多地方看不到这种东西，只有大大小小的盘子。果然，客房部问：“碗是什么？”鲁豫用英语描述给他们听：“比盘子深一点，凹下去的，可以盛吃的东西… … ”他们终于懂了，过了一会儿敲门送来，鲁豫一看，居然是冲塑料花盆！就凭吃饭这一点，我想，人类的各个群落在生态文明上确实难于真正沟通。那些被我们适应了几千年的口舌习惯，似乎早已天经地义，谁知有一个无比辽阔的世界对它基本不清楚。值得深思的是，那个世界的人也过得很好。
由此可知，不同的生态文明不应导致互贬互损，尽管要做到这一点对大家都有不少困难。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一日，那路撤冷，夜宿renalssance 旅馆
我们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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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就要离开耶路撒冷，因此今天一大早又到老城转悠去了。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只想再细细地看它一眼，与它告别。
耶路撤冷风景太多太密，就我个人的兴趣而言，最喜欢的一条路是从雅法门到锡安门，再经杜门进人其特伦山谷。这条路既有多种生态的反差对比，又有安静、清洁的社区，不必承担过重的宗教负担，却时时可见几千年前的古迹。漫步其间，有一种饱满的悠闲。
在耶路撒冷，不愁不饱满，就怕不悠闲。宗教激情、历史激情和民族激情全在这些小街中倾注，无论本地人还是外来人者夕育点血脉责张。因此，寻找一个能够保持距离的视角，不太容易。
说实话，我看了那么多天，觉得犹太朋友们真是优点多多，遗憾是过于自我和狭隘，缺少通脱和悠闲。如果说，这儿的阿拉伯朋友对于自我生态太不在乎，那么，犹太朋友则太在乎、太紧张。
有几个中国游客看到犹太．人在哭墙前令人感动的种种表现就问，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没有这么强烈的民族激情呢？似乎有点自惭，对此我不敢苟同。
我在哭墙前对着凤凰卫视的摄影镜头说：犹太人两千年没有自己的国土，长期流浪，因此必须精细地盘算、严密地自卫，否则难议在异国他乡立足。中国一直拥有广阔的国上，很少迁徙流浪。对此，我们既不必自傲，也不必自惭。但今天站在哭墙前我突然感觉到一种文明与自己所拥有的空间的对应关系，因此又稍稍增加了一点群体自觉，那就是：映映大国给了我一种比较从容的心态，茫茫空间给了我一副比较放松的神经。中华民族灾难不少，但比之于犹太人，以千年目光一看，毕竟安逸得多了。我们没有哭墙，我们不哭。
我在耶路撒冷的街道间走走停停，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以一个外来旅行者的眼光，什么是它今后最好的走向？
这个间题很尖锐。眼前，考古挖掘还在大规模地进行，我到考古现场一看大吃一惊，一座城门底下还压着一座城门，原来每次毁城都是洲种掩埋，以后的重建都是层层叠加。刀肠么，一个个圣殿挖掘出来．测定的年代者佼会令人咋舌，会不会给现实的纷争又带来新的依据？在我看来，一切古迹只有在消除了火气之后才有价值。如果每一个古迹都虎虎有生气地证明着什么，表白着什么，实在让今天的世界受不了。
妻子在旁边说：“耶路撒冷最好成为一个博物馆。”耶路撒冷太大，不可能整个成为一个博物馆，但它的种种遗址、古迹（包括圣迹），却有必要降低对峙意图，提升文化意蕴，使后人能够更加偷快地欣赏。这种说法面对冲突的旋涡好像很不切实际，但想来想去，还有什么别的走向呢？在这一点上，我突然怀念起佛罗伦萨。尽管罗马人很对不起犹太人，尽管这种对不起也曾经是他们穷兵续武的一部分，但文艺复兴时代的佛罗伦萨却有一种走向值得耶路撒冷参考。在那里，当人们不再痴迷战火，许多宗教题材（包括犹太教的题材）经由一代艺术大师的创造变成了全人类共享的艺术经典，一下子就设定了全城的重心，其他重量从此不再重要。在佛罗伦萨一个洗礼堂的外墙雕塑上我发现，艺术家的群像置于上帝和天使之间。这种把历史融于艺术，把宗教融于美学的景象，我在罗马、梵蒂冈、巴黎还一再看到。由艺术和美学在前面辉耀，千年岁月也就化作了人性结构，城市、古迹、教堂也都随之变得轻松和疏朗。我想，如果耶路撒冷也出现了这个走向，那么，犹太朋友和阿拉伯朋友的群体合理结构，也会变得更加健康。
顺便需要一记的是，历史学博士雅各布先生有点不高兴，这两天不理我们了。原因之一，他见我们无牌驾驶，一路担惊受怕，求我们严格限速，以防警察注意，而我们则认为，一个比路上任何车辆都开得慢的车队，最容易引起注意。原因之二，是他看上了我们一行中的一位未婚女子。先请示队长能不能赞美，获得许可后就动不动走到这位女子前赞美月亮，烦不胜烦。我们这位女子终于发火：； ’我也算中华烈女，饿死事小… … ”我说别，死了才算烈女，加一个字，叫烈女子吧。正由于烈女子的强硬态度，雅各布一阵伤心，不来了。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日，那路撒冷．夜宿renai ； artce 的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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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的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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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大河居然能从沙摸穿过，这无疑是一个壮举，但也迟早会带来麻烦。
它聚集文明的方式太集中了，它带给大地的绿色太狭窄了，因此对它的争夺一定远远超过它能提供的能量。就像～个艰苦创业的长辈，即使已卧病在床，也不知如何满足眼巴巴围在两旁的。
我说的是约旦河。
今天我们离开以色列去约旦，先是在约旦河西岸向北奔驰，过关后则在约旦河东岸向南奔驰，把整个河谷看了个遍。那么多岗楼的枪眼，逼视着几乎千涸的河水，想想人类也真是可怜。
与几千年前文明初创时完全是同一个主题，只不过哪个时候河水远比现在旺盛，争夺也没有现在这么激烈。现在，逼视着它的枪眼背后，还躲藏着全世界的眼睛。过关很慢，六个小时，与从埃及进以色列时差不多，这是预料中的。以色列一方的关口，干干净净地设置了很多垃圾箱，每隔二十分钟，便有几个女警察出来，遗巡在垃圾箱间，以极快的速度逐一翻看一遍，她们是在查定时炸弹；约旦一方的关口，也干干净净，却没有一个垃圾箱，丢垃圾要进人他们的办公室，在众月睽睽之下塞进一个口子才良小的金属筒里，也是在提防定时炸弹。其实只是一河之渡、一桥之越，竟不得不如此紧张，河水的珍贵和险峻，可窥一斑。
自从我们进入埃及以来，一路都看到焦渴的恐沛、滴水的分量。尼罗河还大一点，你看以色列和约旦，不就是靠着约旦河谷的那点淡淡的湿润、浅浅的绿意，在做国计民生的大文章？以色列在地中海还算有几个比较大的港口，而约＿旦，百分之夕又l 一是不毛之地，只有南端有一个通红海的港口，全国的生命线就是沿着约旦河谷的单路一条，生存的又屁难可想而知。有时我们在路边见到一丛绿草便停步俯下身去，争论着它属于哪个种类，却没有人敢拔下一根来细看，因为它活得才良不容易。
我们站起身来搓搓手，自嘲身为大河文化的子民，平日太不知爱惜，爱惜那清晨迷蒙于江面的浓雾，爱惜那傍晚摇曳于秋风的芦苇。
沿约旦河东岸南行，开始一马u 至能看到河谷地区的一些农村，不久就姜1 上了高山，山路之险，不亚于庐山、五台山，倒近似于天山北坡。完全是沙山、石山，看不到一点泥土，但仍然想方设法种了很多树，这种树当然也不是珍贵品种，实在无法想象周围的人们靠什么生活。偶尔有些小镇和村落，样子与我们沿途经常见到的差不多，只是稍稍干净一点。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期时反相像，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同。这个原则不适合沿途各国的景象，我们看到的是：所有的贫困都大同小异，一踏进富庶则五花八门。这不奇怪，贫困因为失去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才真正变得不幸，所以必然单调划一；而所谓率福也就是拥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因此各有不同。
我想约旦是没有多少选择权利的，一切自然条件明摆着，领土之争的阴云笼罩着，它至多只能在贫困中选择一点尊严。世间太多不平事，有的国家，你永远需要仰望，而有的国家，你只能永远同情。
但是，这番思考很快就停止了，因为眼前的景象越来越让人吃凉。应该是快靠近安曼了吧，房屋渐渐多起来，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干净。这种干净猛一看是指街上没有垃圾，墙壁尚未破残，实际上远远不止，应包括全部景物的色调和谐，沿路建筑的节奏匀称，大到整体布局，小到装饰细节，仿佛有一双见过世面的巨手反复；刀里过，而且这个过程已重复了很久。
我敢肯定，一切初来安曼的旅行者都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不管他们从空中来还是从陆路来，都能看清周围是多么令．人绝望的荒漠，怎么一下子变得那么人眼？
没有摘尚吾，没有宜传，一切都蕴含在一种不事声张的低调中，这让．人有点生气，因为他们连一个得意的表情也不给，好像如此体面是一种天造地设的存在，在这里已延续了两万年。
我想，一个政治家最令人羡慕的所在，是这种让所有的外来人大吃一惊的瞬间。我看到了墙上刚刚去世不久的侯赛因国王的照片。皱纹细密的眼角中流露出幽默的笑意，这种笑意的内涵，正由静静的街道在注释。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日，约旦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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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洞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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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以色列、约旦边境苦等时，由于两国海关都告示严禁旅客携带任何食品，我们在骄阳、蝇群中饥饿难忍。与约旦海关商量，到他们的职工食堂买了一些粗面饼包生黄瓜，一人还分不到一个，当然不解决间题。夜间抵达安曼，只想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填饱肚子，即便是最粗劣的餐食也不会计较了。对于这个沙漠中的小王国，我们早准备好了承受的底线。
但是，车过一条安静的小街，竟然看到了一盏大红灯笼，喜融融的红光分明照着四个篆体汉字：中华餐厅万当时在我们心中，这真是荒漠甘泉。急匆匆冲进去，见到的几个服务生都是约旦人，用英语招待，但我们的嗓门引出了厨师，一开口，地道的北京口音。于是，一杯茉莉花茶打头，然后让我们膛目结舌地依次端出了：红烧大黄鱼、干偏四季豆、蘑菇偎豆腐、青椒炒鸡丁。
筷子慌乱一阵，心情才‘慌乱起来：这是到了哪里？我们遇到了谁？难道是基度山伯爵安排的山洞盛宴，故意要让我们吃惊？举头四顾，只见墙上还悬挂着各种中国占－典乐器，又有几幅很大的旧戏照，我和妻子对此还算内行，是《 四郎探母》 和《 春香闹学》 ，演员面相不熟，但功架堪称一流。
直到上面条之前，主角出场了。一位非常精神的中国老者，笔挺的身材，黑西装，红领带，南方口音，略带一点四川腔。按照中国人历来打招呼的习惯，我们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安徽合肥东乡店埠，妻子抚掌而笑，逗引他说了一通合肥土话。
他叫蒯松茂，七十一岁，曾是台湾当局驻约旦“大使馆”的上校武官，一九七五年约且与台湾断交，与大陆建交，他就不回台湾了，留下来开中国餐馆，至今已有二十五年。
我问他，像他这样身份的人为什么选择开餐馆？他说，既然决定不回去了，总要找一件最适合中国人做的事，做其他事做不过当地人。但真正开起来实在寸步难行，在约旦，哪里去找做中国菜的原料和佐料？幸好原来使馆一位上海厨师也不走了，帮助他，厨师退休后由徒弟接，现在的几位厨师都是从大陆招来的。二十五年下来，这家中华长厅在约旦首屈一指，又在阿联酋开了一家等级更高的分店，生意司时良红火。连侯赛因（台湾译胡笙）国王和王后也到这里来用餐，满口称赞。顾客八成是约旦的阿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