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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们又眷恋着原作者罗贯中设计的每一次阴谋、每一个人格、每一场战役。
我们这些内心矛盾的玩家，既想在孔明摆空城计时，潇洒的派十人特攻队投入，当场逮捕装神弄鬼的孔明。却又如此不舍得毁去这孔明一人弹琴退敌的传奇画面。
当我们以一介无名君主，仗着精力旺盛的大军，俘虏了关羽时，你检视着关羽此刻的心理数据，发现关羽对你这个完全上不了台面的君主，是一点也看不起，忠诚度接近零！
深感羞辱的你，这时就面临一个抉择了：
你可以展开对战俘关羽的“洗脑专案”，你不知道要花多少课程？花多少“教育经费”？关羽对你的忠诚度，才能从零分提升到九十五分以上，才可以被信赖、率领大军去替你出征。
在忠诚度到达九十五分之前，关羽不但没用，而且随时会轻易被隔壁城的敌方挖角、跳槽，浪费了所有你对他的投资，带走你的兵马军粮，逃到和你对峙的邻国去，成为令你头痛的强敌。
为了防止如此悲惨的下场，你也可能对俘虏来的关羽，做出“一劳永逸”的处置：
一抓到关羽，就“推出午门斩了！”
这样一来，当然省掉了许多不安，永除了后患，只是……
只是……做为《三国演义》的书迷之一，你下得了这个手吗？
你有这个种，亲手造成一个“无关公状态”的三国？
造成“无关公状态”之后，你还有脸以“三国发烧友”自居吗？你还不赶快羞耻的拿外套盖住头逃走？
“就是他！就是这家伙杀了关公！”这个超级谋杀罪，将永远烙在你的额上。
恐怖吧！
做为三国游戏的众君主之一，得不到关公，是永远的痛；得到了关公，更令人头痛！
爱三国、又要玩三国，就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就要时时陷入类似的左右为难、骑虎难下……
这种种的左右为难，其实，是我这种“多愁善感型”玩家最大的乐趣。
为了克服这些左右为难的状况，每位玩家发展出不同的风格来，用不同的诡计，对抗游戏软体的设计师。
我创办的两个“俘虏集中营”，就是对付游戏设计者的卑劣手段之一。
首先呢，所有俘虏来的武将，一律都把他们的兵权解除，他们麾下的军队，立刻移交给其它可靠的将领。
失去了军队的武将们，依照他们个人武功的高低，加以筛选。武功高而忠诚度不够的大将，不论是吕步，还是赵云，都配给他个人一整年的粮食，然后把他赶到城门外去，一个人孤零零去挡在城门口，当“守门员”。
把这些不肯效忠的一流名将，拿来当我辖下每座城池的守门员，有两个好处：
第一，由电脑扮演的其他各敌国君主，想要对这群名将动之以情、动之以利，进行挖角的时候，根本找不到这些将领在哪座城里——电脑派遣潜伏在每座城里的情报人员，怎么查户口名簿，都查不到这些将领的资料，没法向上面报告，上面自然也就无从挖角了。
电脑没有料到，确实是会有像我这么变态的君主，会如此虐待众位一级名将，逼他们拎个小包袱，带着一年的便当，住到护城河外去“站岗”！
4
再来，则是因为游戏过程中，敌人经常冷不防，就派出一支部队来攻城，既不知道会攻哪座城，也不知道攻来的军队规模多大？统帅是谁？实在防不胜防。
这种情况下，在城门外“站岗”的大将，虽然只有一个人，但还是被电脑当做一支“完整的敌军部队”看待，于是“两军”相遇，电脑自然摆开阵式，不但主帅现身，所有进攻者的内部资料，也自动曝光。
虽然明明是螳臂挡车轮，往往我军“站岗”的一个人，面对的是敌军三万，撑不到两秒，就被忏灭。但总是拖延了敌军的攻势，让城里的守军，有备战的机会。
更何况，偶尔会有奇迹出现！比方说，你派在门外站岗的，是大将张飞，一遇上敌军，张飞就提出“与敌军主帅单挑”的要求。那主帅若是个谨慎的，像张辽这样的人物，当然就不可能答应下场单挑。
可是有时遇到攻来大军的主帅是火爆无比的颜良、许褚这种狂人，一被挑衅，立刻拍马杀到阵前，则当场被站岗站到快发疯的张飞手起落刀，斩为两段，也就是自己找死了。
敌军主帅一死，则人马粮草，全数尽归我军所有。我方一位将军，俘虏敌方来攻的三万大军！如此奇迹，仰仗的正是这些不肯效忠、武功超强的守门员。代价呢？一整年一人份的便当而已。
5
我有时候甚至会用同样的方法，对待年纪渐增、濒临老死的大将。只要让他们住在城外的三不管地带当守门员，则不但敌军间谍找不到，即使是电脑定时派出来巡逻的死神，也照样找不到。
死神找不到，当然就死不了。所以在我的领土上，常出现两百多岁的关羽、张飞，都依然卖着老命在“站岗”呢！
至于另一个我设计来对付电脑的“俘虏集中营”，正是说来好听的“三国人物高智商俱乐部”。
像诸葛亮、贾诩、杨修，这些聪明绝顶的名军师，武力的分数都低到可怕的地步，所以派去当守门员是绝对送死的。
我会特地为他们这个级数的天才，找个最最角落的偏远小城，四周全被我军城池团团围住，全面防止被挖角的可能。
这些天才当然不是被我关起来做核子弹，而是成立“心理战指挥中心”，不断委派他们设计各种谣言，挑拨敌队各盟国之间的感情，降低敌方重要将领的忠诚度，策动放火，一再靠借钱把友邦借到脱裤子再一口把友邦吞并……简而言之，不顾奸计对他们道德分数的伤害，把他们当一群文化流氓来使用！
6
我读《三国演义》时，常常会对其中某些君主乱七八糟的决定感到困惑。直到我玩三国的电子游戏，才领悟一旦身在其中，王位等我去占领，邻国等我去吞并，则要不发神经，实在太难。
“权力导致腐化。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这是艾克顿爵士对政治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
就算打电动，玩游戏，也得学到些道理啊！
wＷw：？
4 鼓手咚咚咚~一封看似过时的信 …＇痛快日记（1998）＇
小，说［t。xt［天堂｝
——给北一女的一些师生
前言：几年前，北一女的两个女学生，一起自杀了。留下一封遗书，说“在社会生存的本质”，不适合她们。当时北一女校长以及某些老师和同学的态度，让我非常反感，使我在自杀事件发生后的不久，写下了这封信。信里提及的人名，很多当然已不在其位，引述的报纸，现在也早已堆在图书馆里，泛黄变脆。我多么希望这封信里谈的问题，也能够就此成为过去式，不再有讨论的必要。
很遗憾的，类似的学生自杀事件，依然继续在发生，学校反应的态度，也依然是如此眼熟，如此令人失望。这封写给当年北一女师生的信，虽然早已过时，但这封信里担忧的问题，并没有过时。我决定把这封信，依照当初刊登在中国时报的原貌，一字不改的重新登在这里，以提醒所有应该被提醒的人，包括我自己。
1
两位女学生的自杀，逼得很多人不得不对一些事表明了想法。
现在你们读的这篇文字，绝对无意揣测死者自杀的原因，也无意追究是谁的责任——生命是巨大的迷惘，谁有资格判定原因？谁有资格负起责任？
没有人。没有人有资格。
我写这篇文字，是在读了许多这次事件的报导后，发现了一些你们表达的信念，一些你们采用的态度，这些信念和态度，是我想探究的，也希望能引起你们注意。
2
首先，如果我们承认：没有人有资格“肯定”她们的死因，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承认：没有人有资格“否定”任何一种她们可能的死因？
我在报导中，一再看到北一女校长或辅导室主任“排除这种可能”“否定那种可能”，却又同时一再表示“无法理解真正原因”。
如果你们不理解，如果你们无法想象，那你们到底是凭什么“排除”、“否定”
一些可能的死因？
根据七月二十六日的中时晚报，记者石文南的报导——“丁亚雯今天郑重否认，所谓的两人关系的传闻，她强调，绝对没有可能。因为班上同学及辅导室内并没有相关的说法及访谈纪录。”
丁校长，“辅导室内没有纪录”正是整个事件的重要病征之一，你怎么反而拿来当证据？如果警察认定某人犯了罪，通缉他，这人还会在彷徨无助时，上警察局去“求助”吗？他如果去了，只能去“自首”而已，他能留下的纪录，只能是“忏悔录”、“犯罪纪录”而已！
3
所以；我接下来就必须问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并不只请问丁校长，而是请问在整个事件中，曾经表达过意见的北一女师生，因为我相信整个学校的气氛，不会只决定于校长一人——
我绝对没有质问的资格或心态，我很真心地请问：
第一，你们认为两位死者之间，如果曾互相爱幕的话，这是错的吗？是道德上的错吗？是法律上的罪吗？
第二，如果你们不觉得两人有感情是错的，那为什么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要一再否认这种可能？为什么在你们要求外界“勿作揣测”的同时，你们自己却作了最大的揣测，断定这件事和爱情没有关系？
两位少年，在人生初识爱情的阶段，在自由意志之下，如果互相产生了爱意，这到底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地方？！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情被规定要“在辅导室留下纪录”？要被放败道德的天平上接受审判的？
七月二十七日中国时报，记者陈荣裕的报导——“至于有人揣测两名女学生可能因彼此的感情关系而有此举动……校方希望外界勿臆测而造成死者家人及其他人的无谓困扰。学校人员指出，当以此事向该班学生询问有无迹象时，同学们多笑了，认为不可能。”
我不相信你们笑了，我认为那位“学校人员”叙述有错。我不相信始终被报导为“充满哀戚”的你们，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会“同学们多笑了”。
如果真的有人笑了，会是哪一种笑呢？是“这个问题真荒唐”的笑？是“怎么扯到这上面来”的笑？是鄙夷还是害羞？到底是什么地方可笑了？
我还在七月二十六日的中时晚报上，读到记者陈香兰引述师大附中辅导室主任黄福的话——“劝社会大众不要做任何的判断，因为任何涉及感情的判断，事关小孩子的名节。”
名节？！我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这两个字，是从宋朝哪一位理学腐儒的书上剪下来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们把两位少年人之间可能发生的一种感情，当成了可笑的对象？当成了可怕的、避之唯恐不及的洪水猛兽？
这种对感情的洁癖，到底是哪里来的？
4
我再强调一次，我无意，也没资格揣测两位死者自杀的原因。当她们已经用生命来换取一个存在下去的空间时，我们生者只能默默承受，而且尊重她们的选择。
我们有什么权利去宣称“这不可能”、“那不可能”？她们在遗书中都已经不愿多说了，你们为什么还要任意代她们做说明、做裁决？！如果你们要“外界”尊重死者沈默的本心，那你们的尊重在哪里？
5
社会大学几年前曾组了教授团访问中国大陆，晚宴席间，不知怎么提起了同性恋的话题。当场一位什么青年会的“高干”就站起来得意洋洋的宣称：“我们中国，绝对没有什么同性恋！绝对不可能！”
我一直认为，这个高干的发言，正具体标示了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地文化高度的差距。中国的高干什么时候可以面对同性恋，就稍有可能靠近多元化的社会一小步了。我这一点点天真的、对台湾的自信，被你们在整个事件中表现的价值和行为，打得粉碎。
整个台湾的中学教育，依然对爱情和性充满盲目的戒心，像清末的人怕照相机会摄去魂魄那样。课本里可以歌颂任何一种人类的感情，就是不提爱情，好像人类文明，跟爱情或性都没有关系似的。
自杀事件发生了以后，被建议在中学增设的课程里，依然只见“宗教”、“人生”、“哲学”的课，没人敢提“爱情”或“性”半个字。台湾一定得这样乡愿吗？我们不都是在爱情的幸福中，肯定了生命与自我吗？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学校教材为什么提都不敢提？！
6
我和北一女向来没有关连。北一女的师生怎么想，怎么做，可以与我毫无关系的。
可是，当我对着两位少女遗书里那段——“使我们觉得困难的，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挫折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