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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从文
站长信箱：
甲辰闲话一
我预备在我活着的日子里，写下几个小说，从三十岁起始到五十岁止，这二十年内条件许可当把它继续完成，我将用下述各样名字，作为我每个作品的题名。
一、黄河，写黄河两岸北方民族与这一条肮脏肥沃河流所影响到的一切。
二、长江，写长江中部以及上下游的革命纠纷。
三、长城，写边地。
四、上海，写工人与市侩对立的生活。
五、北京，以北京为背景的历史的社会的综集。
六、父亲，纪念我伟大抱负的爸爸。
七、母亲，纪念我饱经忧患的妈妈。
八、我，记述我从小到大的一切。
九、她，写一切在我生活中对我有过深刻影响的女人。
十、故乡，故乡的民族性与风俗及特殊组织。
十一、朋友，我的债主和我的朋友，如何使我生活。（这是我最不应该忘却的一本书。）但是，看看这一篇生活的账目，使我有点忧郁起来了。我已经写了许多文章，还要写那么些文章，我到后是不是死在路边还得请朋友去赊一具棺材？同时我在什么时候死去，是不是将因为饥饿或同饥饿差不多的原因？我曾答应过一个在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学医的朋友，在我死后把尸身赠给他，许可意随他处置，我是不是到那时还能好好的躺在北京一个公寓里或协和的地下室咽那最后的一口气？想到这些，我又觉得我最相宜的去处，倒是另外一个事业了。
我最欢喜两件事情，一种是属于“文”的，就是令我坐在北京琉璃厂的一个刻字铺里，手指头笼上一个皮套儿，用刀按在硬木上刻宋体字，因为我的手法较敏捷活泼，常常受掌柜的奖励，同时我又眼见到另一个同伴，脸上肮脏，把舌子常常掉在嘴角上，也在那里刻字。我常常被奖励，这小子却常常得到掌柜大而多毛的巴掌。还有我们做手艺是在有白白的太阳的窗下做的。我仿佛觉得那些地方是我最相宜的地方，同时是我最适当的事业。另外我还想到一种属于“武”的生活，上海民国路有些小弄子里，有些旧式的铜匠铺，常常有几个全个身上脸上黑趋趋的小子，嘴唇皮极厚，眼睛极小，抿着嘴巴，翻动白眼，伸出瘦瘦的胳膊，蹲身在鹤嘴口旁捶打铜片，或者拿着铜杆儿，站立在镀镍的转轮边，一条长长的污浊的皮带，从屋梁上搭下来，带着钢轮飞动，各处是混杂的声音，各处是火花。这些地方也一定能作我灵魂的住宅。
如今这两种生活都只能增加我的羡慕，他们的从容，在我印象中，正如许多美丽女子的影子在许多年青多情的男子的头脑中，保留着不能消失，同时这印象却苦恼到灵魂的。
我的文章，是羡慕这些平凡，为人生百事所动摇，为小到这类职业也非常的倾心才写出的。记得在上海时，有一个不认识的人，给了我一个信，说是十分欢喜我也同情我作品，要约我见一次面。我自然得答应，把回信寄去，不久这个朋友就来了。来时出我意外的，还带了他一个风致楚楚的太太来。我的住处楼下是一个馆子，自然在方便中我就请他们喝汤吃菜。（这太太的美貌年青，想起来很有点使我生气。）两夫妇即刻同我那么熟习，我还不大明白这个理由，便是我文章作成了这友谊。到后他们要我带他们到一个最有趣的地方去玩，我记起了爱多亚路萨坡赛路口一个铜作铺的皮带同转轮同那一群脏人了，就带着这年轻夫妇到那里去，站到门外看了半天。第二天，这朋友夫妇以为我“古怪有趣”，又来我住处。这一次我可被他们拉到另外一个好地方吃喝去了。回家时，我红着脸说，我不习惯那个派头，我不习惯在许多体面男人女人面前散步或吃喝。他们更以为我“古怪有趣”。我们的友谊，到现在还保持得很好，上面那些话，这朋友见到，他是不会生气的。不过我的兴味同社会上层的人就距离得那么远，我的忧郁，什么人会知道？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日作
甲辰闲话二
我的疑心病到近来真已无药可以医治了。让我作一个比喻，一只被人打过一次的狐狸，平生仅只被人打过一次，从此对于人自然就不大放心了的。尤其是对于那些仿佛很有一点不同气概的人，它总愿意同他远一点。我许多地方都好象一只狐。过去生活并不止打过我一次，所以我把享受别人的友谊同尊敬的权利完全失去了。不要笑我，这事已够悲惨了的。
有一个听人说了差不多十年的“聪明体面”人，我因别的一个机会见了，那时心里想，这可太幸福了，因为许多拜佛的人，是以见到一次他所信仰的佛为荣幸的。往年活佛到北京时，许多蒙古人倾家来见一次活佛，到回去时连路费也没有，但他们还很快乐。宗教的倾心，其中原包含一种奴性的皈依，我对于好些女人差不多也是如此。可是人家一开口就说我的文章，我在卑微里放光的灵魂，即刻为这出于意外的事感到不幸了。我疑心人家是特意来制造一套精致的废话，来娱乐我这寂寞寡欢的人。我能比任何人还善于体会别人的友谊，但我照例还要疑心别人对我所说的是一种废话（凡是说到文章的，我都认为是废话）。这小丑人格，原同我外表不十分相合，所以别人照例也绝不知道我如何怀着无用可怜的心情，希望人家不用这样太虐待我的。别人坦白的言语，窘我到只想躲避生人，同时也就使我同一些熟人永远不能相熟，这狐狸兽类性格的形成，容我去分析，结果我便看到了另外一种生活，十分觉得可哀。习惯于穴居独处的理由，除了我自己能明白，此外是没有可希望了的。
又如最近我到过一个人家去，这人是我六年前便同他一个弟兄非常熟识的。机会自然仍得谈到文章，我一面勉强吃喝，一面就只想逃走，总觉得这不过一种圈套，有意抛过来便落在头上。若不同我说到这些事，我还一切自由，毫无拘束，一开口，即由于这“友谊”成为“灾难”，当前的景况，全觉得不容易支持了。
这些人，正如其他许多人一样，料不到我是那么一个无福气享受别人友谊同尊敬，性格的病态会到这样子的。
还有某女作家，一见我，就问我上海的青红帮同什么名女人的最新事情。我说这个我可不大注意，因为凡属于这些，一定得订许多小报，才够资格谈的，我平时看报，很疏忽这一项。我虽然申明我对于这一类知识并不渊博，但这女作家大有除此便无话可说的神气。回来时，我便同我的朋友说：“我今天非常难受，因为被人当做怪人，许多话不谈，就只同我谈这一类无聊的话。这显然是她以为我只可以谈这类问题的。”
朋友听到我的牢骚，只能干笑，他告我许多人就只能谈这一类话，同时仿佛锦心绣口的人，更对于这件事感到趣味。
这女作家的性格，许多人都证明过了，我还是很不快乐。别人天生的兴味，也能带给我一些苦恼，这也是我愿意同人离远一点的理由。
不过倘若我并不常常把自己看得太小，同时又不把别人看得太大，我不是就随时随地都可以从另一方面得到神清气爽的机会了吗？
一只鸡，小时候常被盘旋空中的鹰所恐吓，到长大后，看到凡在空中飞的鸟，总以为那是鹰了，就非常的害怕。其实在天空里飞的老鸹，身重最多不过六两，所吃的只是小虫，所梦的只是小虫，这老鸹，即或知道鸡怕它，也仍然只能吃小虫梦小虫的。这寓言，似乎在什么书上见过一次。若不是在书上，那就一定是在一个人的客厅里依稀读过了。
一九三一年七月
窄而霉斋闲话
中国诗歌趣味，是带着一个类乎宗教的倾心，可以用海舶运输而流行的。故民国十九年时代，中国虽一切还是古旧的中国，中国的新诗，便有了机械动力的声音。这声音，遥遥来自远处，如一袭新衣样子，因其崭新，而装饰于诗人想象中，极其流行。因此唯美的诗人，以憔悴的眼睛，盼望太平洋另一端连云高楼，写着文明的都市的赞美诗；普罗诗人，也以憔悴的眼睛，盼望到西伯利亚荒原的尽头，写着锻铁厂、船坞以及其他事物倾心的诗。瞩目远景，幻想天国，诗人的从容权利，古今原无二致。然而数数稍前一时的式样，仅使人对那业已为人忘却的“人生文学”，倍增感慨了。
“京样”的“人生文学”，提倡自于北京，而支配过一时节国内诗歌的兴味，诗人以一个绅士或荡子的闲暇心情，窥觑宽泛的地上人事，平庸，愚卤，狡猾，自私，一切现象使诗人生悲悯的心，写出对不公平的抗议，虽文字翻新，形式不同，然而基本的人道观念，以及抗议所取的手段，仍俨然是一千年来的老派头，所以老杜的诗歌，在精神上当时还为诸诗人崇拜取法的诗歌。但当前诸人，信心坚固，愿力宏伟，弃绝辞藻，力取朴质，故人生文学这名词却使人联想到一个光明的希望。这人生文学，式样古拙，旋即消灭，除了当时的多数学生，以及现时的少数中学教员，能记忆某某名句出自某某外，在目前，已找不出什么痕迹存在了。
京样的人生文学结束在海派的浪漫文学兴起以后，一个谈近十年来文学之发展的情况的人，是不至于有所否认的。人生文学的不能壮实耐久，一面是创造社的兴起，也一面是由于人生文学提倡者同时即是“趣味主义”讲究者。趣味主义的拥护，几乎成为文学见解的正宗，看看名人杂感集数量之多，以及稍前几个作家诙谐讽刺作品的流行，即可明白。讽刺与诙谐，在原则上说来，当初原不悖于人生文学，但这趣味使人生文学不能端重，失去严肃，琐碎小巧，转入泥里，从此这名词也渐惭为人忘掉了。
上面提及人生文学的没落，所据虽多在诗歌以外，然而诗歌的人生文学，却以同一意义而“不”人生文学的。
“京样”不能流行以后，海上趣味也使人厌倦，诗歌的方面，用最世俗的形容，应当穿上“洋服”才美观的时代就到了。我要学上海商人的口吻，不避采用更富市侩气的名词，“来路货”，在诗歌方面，有一种新的价值，这是我们全无力量去作否认的。格律废弃既为当然的事实，商籁体的分行，我们若不明白，便不足欣赏新诗，无资格评论新诗。在形式方面，自由诗人多数是那么守着新的法令才似乎配说“写诗”的。
在内含方面，一个诗人若不拘束他的情绪到前述两个极远的国度趣味里去，也仿佛不能写出一首“好”诗。目前的新诗，标尺既悬于这两类作家手中，若不读诗，那你还是一个自由的人，真可羡慕，若对于诗还不缺少兴味，你的兴味便不许你再有自由了。这种现象我觉得并不是好现象。
新的趣味除了用更新的趣味来代替以外，菲薄并不能动摇事实，所以我们只能等待。看看过去，未来的也就应当可以知道了。不过一个正在学诗的人，若尽随波逐流，也就未免太苦。还有一个读者，处到这种情形下，为了习惯一年一换的趣味，他的头脑也一定如一个中华民国的公民，在当年政治局面变动情形下，永远是个糊涂的人，这现象真是很可怜的。
有人说，“诗人”是特殊的一种人类，他可以想象世界比你们所见到的更“美”或更“丑”，所以他的作品假若不超越一种卑俗的估价，他就不是一个有希望的诗人。同时他今天可以想那样是对的，明天又想那样全不对，惟独诗人有这个权利。“让这些天才存在，”我说，“就让他们这样存在吧。”
我说，另外我们如果还有机会，让我们再来奖励那种平凡诗人的产生。这平凡诗人不妨如一个商人，讲究他作品的“效率”，讲究他作品的“适用”，一种商品常常也不免相伴到一个道德的努力，一首诗我们不妨也如此找寻他的结论。重新把“人生文学”这个名字叫出来，却应忘记使人生文学软弱的诙谐刻薄趣味。莫严肃到文字形体的规则里，却想法使文学是“用具”不是“玩具”。诗人扩大了他的情感，使作品变成用具，在普罗作家的有些作品里，却找寻得出那些成功因果的。
说到这里自然我有一点混乱了。因为一个古怪的诗人，也许就比一个平凡谐俗的诗人，更适宜于在作品上保留一个最高道德的企图。不过我们已经见到过许多仿佛很古怪的诗人，却不见到一个平凡谐俗的诗人，所以我想象一个“不存在”的比一个“已存在”的会好一点。其实已存在的比未产生的更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