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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燕王逼近南京时，有一种传言说：某个朝臣催促朱允打开祖父留给他的朱红锦盒。太祖在驾崩之前规定，惟有在紧急的时刻才能打开锦盒。锦盒里放着3名和尚出家入佛门的证明度牒，度牒上有“应文”、“应武”和“应贤”3个名字。上面指示：“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方。”锦盒里也放着和尚使用的袈裟、僧帽、僧鞋，以及落发用的剃刀。
根据这则故事，惠帝打扮成和尚，带着几个忠心的跟随者，来到鬼门，见一艘小船系在水边，神乐观的道士王升在那里等候，他说太祖托梦要他来帮助他们。于是，惠帝就这样逃出去了。据说这3个和尚从来没有离开惠帝身边，其他还有20个人假扮成各式各样的人在路途之中来回奔走，帮惠帝准备衣食等各项事宜。（惠帝出亡的故事，参见商传，《永乐帝》，页131—132。）
（朱棣选择“永乐”——意指“永远欢乐”——这个称号，做为其在位时期的年号
在南京城沦陷之前，极力主张削弱燕王势力的两名顾命大臣——齐泰及黄子澄，曾经设法秘密逃出南京城。齐泰用墨水将他的白马涂黑，由于墨汁随着马匹身上的汗水脱落，他还是被认了出来，遭到逮捕的命运。黄子澄在苏州筹组勤王的义军，但是很快就被燕王的部队消灭。在当面指责燕王之后，黄子澄被处以叛国罪，施行残酷的凌迟（即千刀万剐）之刑。这种凌迟的剐刑，以刀在胸部、腹部、手臂、大腿及背部上一片一片地剐，让犯人慢慢地流血至死，这段时间大约长达3天之久。
朱棣在七月十六日登上皇位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处死拒绝承认他的文武官员，还有跟这些人相关的九族、甚至十族，以及他们的邻居、老师、仆人和朋友。许多服侍过朱允的儒臣也包含其中。这种恐怖的整肃行动令人回想起他父亲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大屠杀。紧接着大屠杀之后，朱棣选择了“永乐”（意为“永远欢乐”）作为他的年号。他公开宣布，他侄子在位的建文时期根本就不存在，同时也修改历史，正式将他父亲的年号一直延长到建文四年（译按：即洪武三十五年）。
从即位开始，朱棣就不信任士大夫，而帮助过他夺取皇位的宦官，则获得前所未有的权力。朱棣为了报答忠心耿耿的追随者——宦官将领马和，赐他姓郑。一般相信，朱棣之所以选择郑这个姓，是因为在叛乱初期，他的爱马曾在北平城外一个叫郑村坝的地方被杀死。（关于郑和的赐姓郑，乃依据1990年6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明代史学者周绍泉的访谈。译注：郑和赐姓郑，据《郑氏家谱》〈首序〉言，乃郑和“数〔有〕功于郑州，因赐郑姓”。从史籍中查考，靖难之役的战火未波及郑州，故郑和与“郑州”并无关连，倒是与北京城东的“郑村坝”有所干涉。据学者的看法，建文元年（1399）李景隆趁朱棣攻大宁之际，围攻北平，结九营于北平东边之郑村坝。燕王随即还师交战，大败李景隆。在郑村坝一役中，郑和亦建有战功，故朱棣于得位后赐以郑姓，以志郑村坝之功。参见《郑和家世资料》（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彭德清《序言》，页2。）事实上，郑和在建文元年的北平保卫战，以及建文四年南下夺取南京的决定性战役中，都表现得极为突出。
正当朱棣试图合法化他叛乱的行动，并抹煞朱允在位的事实时，到处仍然传说着有一位僧侣皇帝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有记载说惠帝在云南一个叫白龙山的地方度过余生。也有记载说他去了广西，据说他曾在那里卖玉带换饭吃。不过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描述他如何逃到福建，在那里讨了一个老婆，生了四个小孩。
据说，一个叫严震的朝廷官员，在往云南的路上，无意间遇见了惠帝，两人相认对泣。
朱允问：“何以处我？”
严震对曰：“陛下自便，臣自有处。”
据说当天夜里，严震在驿站的亭中自缢。
另一种说法则坚称，虽然最初他在国内四处游走，但最后落脚在苏州城外穹窿山的一座叫普济寺的大寺院里，一直住到永乐二十一年（1423）他45岁去世为止。道衍在燕王夺取帝位之后就不再对燕王抱任何希望，所以惠帝应该就是得到了道衍的帮助。据当地老百姓说，即使在严重干旱的时期，寺院中埋葬惠帝的地点，也总是一片青绿。（关于朱允在苏州的墓葬地这一说法，参见徐作生，《明惠帝出亡穹窿山新证》，《史学月刊》，1986年第6期，页24—29。）此外，也有人说惠帝实际上是逃到了海外。
永乐元年（1403），朱棣下令开始建造帝国的庞大船队，这支船队包含了商船、战船及粮船，预定前往中国海及印度洋上的港口。这样一支前所未有的庞大船队，将载着帝国所拥有的各式宝物，因此境内各省立即全力以赴投入这个庞大的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各家说法不一，至少根据《明通鉴》（一本记载明代的非官方史书），部分的自的可能在于彻底搜查海域，以便寻觅惠帝，或借此行动，消弭惠帝流亡海外这个造成不安的谣言。
建文帝之出亡也，有言其在海外考，上命〔郑〕和踪迹之。（见夏燮，《明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卷十四。）
当然这支壮观的宝船船队的实质意义，好像是要跟那些可能藏匿废帝的番邦君主宣布：我朱棣才是合法的天朝皇位拥有者。同时成祖的心里可能也有另外一种想法：帝国的财政已经在长期的内战中消耗殆尽，需要对外贸易来补充。
第二部分第四章 宝船（1）
在南京城的南部，秦淮河的一条支流蜿蜒地流过。这条秦淮河的河水缓缓地淌着，在它的许多平缓河湾上，停泊着舱房如小宫殿般华丽的画舫。从早到晚，在这些游舫上，人群来往络绎不绝，享受着红颊似桃的年轻姑娘的感官欢娱。偶尔，画舫会应客人的要求驶离河岸，悠悠荡荡地滑行，伴随着软乐高歌，漂流在似晨雾的氤氲水波上。
然而，顺流而下至南京城的西面的秦淮河的主流在此注入了浩瀚的长江。一长串的驳船，在内陆的河港忙碌地来回穿梭，将木材及各式建材载运到龙江船厂。人跟马将货物搬上泥泞的岸边，送进大型的货栈里。报时的更鼓声，提升了工头的焦虑，因为进度总是落后。船还没造好，朝廷又颁下一道新的命令，要求建造另一批船只。永乐皇帝在位时，龙江船厂的规模几乎双倍于前，从东边的南京城城门起到西边的长江，涵盖数平方英里。它胜过了接近长江口的苏州船厂，是明帝国最大的造船中心，甚至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造船厂。直到弘治四年（1491），龙江船厂实际上是可以一分为二却又相邻的两家船厂，而其中之一，建造了大部分的宝船。
成祖在永乐元年（1403）五月，下令福建造137艘远洋航行的帆船。3个月之后，又下令苏州与江苏、江西、浙江、湖南、广东诸省，建造另外200艘船舶。而在永乐元年十月，朝廷又命令沿海各省迅速将188艘平底运粮船予以改造，以因应外海航行所需。（关于船只建造的数字，见《明太宗实录》，卷十九、二一、二三、二六、三五、三九、四六、五二、五四；造船的总额，参见席龙飞、何国卫，《试论郑和宝船的船型与建造地点》，收于《郑和与福建》（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1986年），页106。）造船的狂潮，从永乐二年（1404）一直持续到永乐五年（1407），为应付帝国各式各样的特殊任务，建造或修复了1681艘以上的船只。由于沿海各省无法独力供应所需木材，因此广大内地的伐木行动匆促地动员了起来，在长江和岷江流域四处寻觅大木。大木顺流而下，漂至可以顺利通向大海的船厂。大半个帝国都卷入了这个浩大的造船工程。
在洪武和永乐年间，从江苏、江西、浙江、湖南、广东等地大约征调了400户以上的木匠、帆工及造船工人到龙江船厂。高峰时期，约有两三万人住在船厂里工作。这些专业的工匠被分为五厢：木作、铁作、醝作、篷作及索作。每一厢大约百户。另外，又有更夫、搭罩篷作、桥木作，以及照料用来搬运船厂之内建材的许多马匹的御马监匠役。（关于龙江的造船厂，参见《郑和史迹文物选》（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4年），页17—18。这些造船的工人通常不识字，因此船匠用他们的技术，将木料一块一块小心翼翼地仔细拼接在一起，完全不用钉子拼造出实际船只的缩小模型来指点他们。（关于船只缩小的模型，参见Needham，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Ⅳ：3，页409，转译《晋书》（635年修成），卷七九。译注：查《晋书》该卷，无相关文字。）有一句中国老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龙江船厂熟练的造船工人建造船只，就像从事着另一种重要的冒险行动，十分重视做任何事的正确的方法与恰当的步骤。在船厂的中央，是7座1500英尺长的干船坞。每一座都靠近陡峻的长江岸，而且以高闸隔开江水。当船只完成，闸门一打开，江水灌入矩形的船坞时，船就可以顺利地移动，驶入长江的主河道。为了避免未完成的船只受到任何破坏，船坞的闸门派有军士巡逻。
（南京城外龙江船厂的木刻图，显示了木作坊、帆作坊、铁工作坊（在图的左半部）以及进入长江的乾船坞（在图的中央）
欧洲的造船术首次使用干船坞，是在15世纪末的英国朴次茅斯港。而在中国，其确切的时间，最晚在10世纪。当时，有关两条大“龙舟”或游船的整修计划中，已经展现出干船坞的概念：
熙宁（1068—1077）中，宦官黄怀信献计（修治游幸的龙船船腹），于金明池北凿大澳，可容龙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决水入澳，引船当梁上，即车出澳中水，船乃點于空中；完补讫，复以水浮船，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为藏船之室，永无暴露之患。（关于用干船坞修理龙船，参见胡道静校注，《新校正梦溪笔谈》（香港：中华书局，1975年），补笔谈卷二，《权智》，页三一三。）
龙江船厂建造的木造船只，先从船身造起，并按一定的间距配置防水隔舱。船身再以侧身板一层一层纵向加厚堆叠覆盖起来。桅杆则竖在防水隔舱前面一个叫做“锚坛”的桅位上，然后以黄麻捻填塞厚板间的缝隙，并敷以桐油、石灰混合物。用以接合厚板的铁钉，也敷上桐油、石灰混合物，所以铁锈不会损坏到木质纤维。这种桐油混合物，必须先加以烹煮，才能凝固成为优质的防水材料。自7世纪起，中国的船只就已经使用这种桐油混合物作为防水材料。当时印度洋上航行的船只，通常是使用烂泥和猪油来黏合，烂泥和猪油常在大海上分解，导致船身出现严重的渗漏。（关于使用物料填塞厚板间的缝隙，参见LiGuoqing，“Archaeologicalevidenceoftheuseof‘chunam’onthe13thcenturyQuanzhouship，FujianProvince，China”，TheInternationalJournalofNauticalArchaeologyandUnderwaterExploration，18：4（1989），页277—283．）
中国大帆船的桅杆，通常是用坚硬的杉木做材料，而船身的木材和防水隔板则以榆木、樟木以及来自四川的楠木制造。舵杆通常用榆木，关门棒（译按：即舵柄）则用橡木。橹则常用杉木、桧木或樟木制作。（关于明代造船的建材，参见Needham，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Ⅳ：3，页413…414，转译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龙江船厂有10排房舍，每排60间，专门用以储存建造宝船所需的材料，包括从其他船只上拆下来的旧厚木板。太祖在位时，龙江船厂曾用以建造“沙船”，这种船主要往来于中国与高丽之间，航行于相形之下较浅而且存有多处险滩的黄海上。早在7世纪起，中国人就在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建造了此种形式的船，当时叫“防沙平底船”。它底部平坦，船头小而方，船尾很高，吃水不深。由于这种帆船长而平的船身和低的吃水性，所以即使不小心遇到浅水，它也不会无助地在那里进退不得。（关于“沙船”，参见《水运技术词典》（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0年），页24。）然而，沙船在外海，就显得颠簸摇晃，不适合在惊险的南中国海与印度洋上航行。因此，交由宝船来承担这趟任务。
（远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