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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季风风向转成了西南风。中国人的贸易结束，船队带着使节自古里、小葛兰回航，穿过印度洋、苏门答腊的苏门答剌和黎代，以及在马来半岛上的满剌加P（Malacca，译按：今名马六甲）。中国的使臣从满剌加国王那里带了口信，并带着该国向成祖朝贡的贡使一同返国。然而，宝船船队在返航回家的路上，并不平静。
就在马六甲海峡，郑和终于跟陈祖义的海盗主力打了起来。明朝官方的历史记载说，最初陈祖义在面对宝船的优势武力时，声称愿意投降，然而郑和得到线报说那是一个圈套。当双方的船只彼此接近时，郑和引诱对方进入埋伏之内，将船一艘艘地予以烧毁，连续烧了10艘海盗的战船，并且俘获了其他7艘。此一战役的细节并没有记录下来，但明朝水师的战术，着重于取得上风的位置，以便在战事中好对敌人施放火药与火器。这群乌合之众（译按：指海盗）的巢穴，不舍昼夜，警哨都随时有人驻守，侦伺人员若能及早发现敌踪，每每获颁优渥赏银；惟有及早发现敌踪，舰队始能抢得有利的战斗位置。
第二部分第五章 目的地：古里（4）
郑和的战船配备了许多所谓的火器。在16世纪中叶，中国的兵书记述了两三百种的火器。“飞天喷筒”可喷出燃烧的火药和纸片至敌船上，引燃敌船的船帆，而“火药筒”与“火砖”，则是火药与纸筒压实、浸过毒药而制成的抛射火球。明代后期战船上的大半士兵，都是部署这种火药的专家。许多的火球，其配方是混合毒烟、人粪与生烟的化学物质而成，仅是打算用以震吓及弄瞎敌人的眼睛而已。另外一种致命的火球，则装填入金属弹丸、粉状火药，足以杀死士兵及造成船只严重受损。郑和可能招集了不少射艺精湛的弓箭手，让火箭如骤雨般地落在敌船上，造成船只陷入火海，瘫痪在那里。或许因为陈祖义船上也有这些武器，所以郑和等了数个月才抓这群海盗的主从。后来，郑和将陈祖义等首犯3人带回南京，就地正法。（关于郑和与陈祖义的对阵，参见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编（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下册，页1563—1567，引《明太宗实录》，卷五一、七一。关于郑和的武器，参见张铁牛，《仔细严密准备精良的海上劲旅》，《郑和研究》，第十二期（1991年5月），页30—31。）在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宝船船队航海的舟师，尽可能地避开恶劣的天气。卦占家和星占家所累积的智慧，都收集在预测天气的谚语里，这些谚语，船上负责观察天气的人员通常会谨记在心。他们观察着天空、海上与气流中最细微的变化：
朝看东南黑，势急午前雨。暮看西北黑，半夜看风雨。天外飞游丝，久晴便可期。清朝起海云，风雨霎时辰。（参见郑鹤声，《郑和》，页135，引张燮，《东西洋考》（1618）（卷九）。）
虽然在长期的返航路途上，有许多时刻，天空都会显示出气候迹象，但郑和的船队还是逃脱不了本身的厄运——船队遇上了一个大台风。可能就在船只开始向北方航行，要穿越危险的南中国海时，台风毫无征兆地形成。然而，他们正巧在那里，惊骇的水手认为海底的大蛟龙就要出现，这种狂暴的怪兽会以强而有力的巨爪掀起滔天巨浪，口射浪花有如骤雨，四处飞溅。撼动不已的船只将致翻覆，他们也将葬身海底。船员们不断念着天妃的名字，而且“感应如响”，他们的祷告获得了回应。“即有神灯烛于帆樯，灵光一临，则燮险为夷，舟师恬然，咸保无虞。”（见郑和立于宣德六年（1431）三月十四日的《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碑》。此处引用的是J．J。L。Duyvendak，“ThetruedatesoftheChinesemaritimeexpeditionsintheearlyfifteenthcentury”，345页的翻译。）
当时，船上的人看到的实为西方船员所熟悉的电光现象——圣爱尔摩火（SaintElmo’sfire，编按：系一种青色闪光，常见于暴风雨中的树梢、尖塔、桅杆）。但对郑和而言，却是一个奇迹。宝船的船队回到南京之后，基于感激，他乞求成祖赐予天妃徽号。成祖允准其请，封天妃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天妃”。但这对郑和而言，还不是足够的奉献。虽然成祖马上又下令要第二次远航，以护送贡使返国，并协助古里国王登基，船队也于永乐五年（1407）年底或永乐六年年初出发。但此次出航，郑和并未随行，他留在国内的福建莆田湄州——天妃的出生地——整修天妃宫。当时在南京曾设了一个培养翻译人才的官方学校，这一动作恰是未来的远航将及于波斯湾以及更远之地的征兆，郑和或许与此事有关。当然，郑和必定曾向成祖奏报与朱允相关的事务。
不论郑和所说为何，成祖还是担心惠帝还活着，然而他却未下令宝船做任何更进一步的搜寻。此际他的关心焦点已移向国内本身。永乐五年，成祖派遣一名叫胡的官员到中国全境去寻访惠帝。尔后20年——几乎是成祖在位的绝大部分时间——的生涯，胡都花在这件事上面，甚至连母亲死了也不准奔丧。成祖要求胡须定时汇报有关这位短视的皇帝（译按：指惠帝）的情况，而这份奏章只有成祖本人才可以拆阅。（关于胡的巡行全国，参见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编下册，页1566—1567，引《明史》，卷一六九。）
宝船二度远航期间，位于婆罗洲西岸的泥国（Borneo）国王造访中国。他是第一个亲自到中国对皇帝致敬，以及承认天朝的宗主权的国王。三年之前，成祖即已承认泥是一个独立的邦国，而不再受爪哇的统治，并且经由中国皇帝首肯，可以直接跟中国贸易。泥的森林富产樟脑、橡木和树脂，这些都是中国人所急需的药材。
泥国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率其家人与随员150人，在福建上岸之后，被护送到南京，并于朝堂之上获得极佳的礼遇。然而，不久之后，他身体不适。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成祖极表关切，派遣个人的御医加以医治。“我疾贻天子忧念，”国王对他的王后说，“脱有大故，命也！我僻处荒侥，幸入朝睹天子声光，即死无憾！死又体魄托葬中华，不为夷鬼。所憾者，蒙受天子深恩，生不能报，死诚有负。”（译注：见胡广，《胡文穆公文集》，卷九，《泥国恭顺王墓碑铭》，页六一三—六一四。）
此后不久，国王的病情恶化，最后以38岁之年辞世。（译注：按作者此处有误，依据胡广所撰《泥国恭顺王墓碑铭》，为得年28岁。）成祖为了展现他的关怀，罢朝三日，并派遣官员代行参与葬礼。成祖并命官员为墓碑代撰铭文，立于南京郊外泥国国王墓前。碑铭上写着：
惟西南诸蕃国长，未有如王贤者。王之至诚贯于金石，达于神明，而令名传于悠久，可谓有光显矣。（见《明史》，卷三二五。译注：此段文字并非南京郊外泥国国王墓碑铭之文字，而系〖FJF泥国国内镇山之碑的碑文内容。〗
成祖还下令打制了与真人一般大小、擐甲持刀的成对武士石雕像，以便守护坟墓。这些雕像另外伴以仪态庄严的成对文士石雕像，以及成对的石羊、石虎和马鞍刻饰着印度尼西亚式图案的石马。所有的这些石雕像，都竖立在前往坟墓的神道两旁。
泥国国王的王后拜泣于成祖的特使面前说：“〔国王〕有遗命以世世毋忘天子恩。”成祖的特使赐予王后宝石、黄金、高级丝织品、衣裙与其他日用之物，作为告别的礼物。国王之子亦获得一顶冠带，与适合他品级的玉带、衣物、鞍鞯、马笼头。此外，更毫不保留地与泥巩固有利的贸易关系。与此同时，即在前往古里的途中，宝船曾在暹罗停留。这是配合成祖“分而治之”的蛮夷政策，寻求与暹罗人的关系，援助其对抗高棉人——高棉国王自1350年以来就不断侵扰暹罗。而且，明朝在永乐六年（1408）入侵并合并了难以控制的安南，中国不希望在紧靠南部的疆界上，有另一个不和善的邻居。
宝船可能载着暹罗的贡使及其成员返国。永乐五年，暹罗主动提议，派遣使臣至明朝朝贡大象、鹦鹉、孔雀，让成祖十分欢悦，于是回赠以丰厚的铜钱、官服与质量优异的纸。中国从与暹罗的贸易关系中，获得了该国富产的硬木、降真香、沉香、象牙、翠羽、锡、豆蔻，和可以用来治麻风的大枫子油。在暹罗，妇人是商人。事实上，根据中国的资料，当地在习惯上，似乎由妇人来决定各种事务，她们拥有极为自由的生活方式。
郑和的通译马欢记载道：“凡事皆由妇人主掌。其国王及下民，若有谋议刑罚，轻重买卖，一应巨细之事，皆决于妻。其妇人志量，果胜于男子。”马欢接着提到暹罗的已婚妇女，与中国使臣过从甚密——“置酒饭，同饮、坐、寝。”其夫恬不为怪，而且说：“我妻美，中国人喜爱！”（关于暹罗男子的描述，见Yingyaishenglan，104．译注：见马欢，《瀛涯胜览》，“暹罗国”条，页十九。）另外，中国人也惊奇地察觉到暹罗人走动时，会发出一种像小铃的响声。原因是：上层阶级的男子，到二十几岁时，即将数颗锡珠或数颗内安沙子的金珠嵌入阴囊。马欢说：外观“如葡萄一般”，是“最为可怪之事”，但当地自诩有身份地位的人，却以此“为美”。（译注：按此据马欢，《瀛涯胜览》，《暹罗国》条记载：“男子二十余岁，则将茎物周回之皮，如韭菜样细刀挑开，嵌入锡珠十数颗皮内，用药封护，待疮口好，才出行走，其状累累如葡萄一般。自有一等人开铺，专与人嵌焊，以为艺业。如国王或大头目或富人，则以金为虚珠，内安沙子一粒，嵌之行走，玎玎有声，乃以为美。不嵌珠之男子，为下等人。此最可怪之事。”（见页二一）据此则上层阶级的人嵌珠的部位应是阴茎而非阴囊。）
宝船第二次远征的任务，于比里麻（ManaVikraman）就任古里的新国王之后结束。承继郑和的原职而指挥宝船前来的王景弘与侯显，曾在这个印度的城市勒石立碑，并建了一座碑亭。碑上写着：
其国去中国10万余里，民物咸若，熙NDB2A同风，刻石于兹，永昭万世。（见Yingyaishenglan，138．
译注：见马欢，《瀛涯胜览》，《古里国》条，页四三。）
第二次远征的宝船船队，仅有船只68艘，或许是因为认为不需要如此多的战船随行，遂将部分留在国内。由于苏门答腊的海盗巢穴已被消灭，海上变得更加安全了。这两次的远航，恢复了中国与东南亚之间贸易的联系。外国的货物与讯息，重新开始稳定地汇流进入中国，在未来的年代里，从日本到非洲的东海岸，逐渐感受到了中国令人生畏的气势。宝船终于在海上投射出长而远的身影！
第二部分第六章 奇异的国度：满刺加和锡兰（1）
永乐七年（1409）秋天，为了执行前往印度洋的第三次远航，宝船船队再度集结在长江口的刘家港。这次，郑和亲自统领48艘船和3万人。太监王景弘、侯显是他主要的副手。船队在福建沿海的太平港做了短暂的停留，接着在航行10日之后，到达占城。在顺风的情况下，航行8日之后，到了单马锡（Temasek，后来的新加坡）。再沿着马来半岛上航2日，到达满剌加。
永乐三年（1405），满剌加的统治者拜里迷苏剌（Parameswara）曾到访明朝宫廷，宣誓加入朱棣的联盟，为此，成祖赐予一枚华文印玺以承认这个刚兴起的城邦满刺加为独立王国。原来宣示对满剌加拥有统治权的暹罗人，被这一动作激怒，于拜里迷苏剌返国途中，抢夺了他的印玺。永乐五年（1407）十月，朱棣获悉此事。宝船船队第三次远航的目的之一，就是带一枚新的印玺给满剌加，并扶持满刺加成为一个介于暹罗人以及南边强大的爪哇人之间的平等政权。中国人希望能控制住这两个野心勃勃的贸易伙伴，而拜里迷苏剌正是一个适合而且心甘情愿的利器。
拜里迷苏剌原是一位年轻的三佛齐王子，想设法在最短的时间内摆脱其两个邻国的影响，所以他极需要中国人的保护。对其匆促地从苏门答腊岛东海岸的三佛齐离开，然后建立满剌加的历史，我们并不清楚，而且缠绕着神话；然而，他是一个“极端好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