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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一份中国的记载述及郑和事实上带走了珍贵的佛牙，将其安置在南京城外的静海寺。倘若这是事实，这个故事等于补充了官方有关远航的历史，也可以解释锡兰人的“不敬”，与为什么他们“欲害郑和”。
这一秘密，出现在《明编本大唐西域记》一书中的若干细节，述及郑和的全体船员是多么欣喜有佛牙在船上，而且在返回中国的航程中它是如何地保护他们。“佛牙光彩照耀。訇霆震惊，远见隐避。历涉巨海，凡数十万里，风涛不惊，如履平地。狞龙恶鱼，纷出乎前，恬不为害，舟中之人，皆安稳快乐。”永乐九年七月九日，佛牙带至京师，“皇帝并于皇城内庄严檀金刚宝座贮之，式修供养，利益有情，祈福民庶，做无量功德”（关于佛牙被带回中国，见《明编本大唐西域记》“公元一四四○年”，转引自孙宗文，《郑和下西洋弘法事迹》，《郑和研究》，第13期，页58—59。
关于这一重要事件的真相，可能在中国及锡兰两方面的记载之间。锡兰与中国的部队两造，极可能在战事上都有占上风的时刻。虽然佛牙是南京佛寺亟欲得到的一件宝物，但以郑和给予锡兰三大宗教的尊崇（动人地呈现在石碑上），似乎不太可能拿走它。比较有可能的是，锡兰王被郑和所俘时，为了怕佛牙落入篡夺者亚烈苦奈儿之手，将其一起带到了中国。
如果毗耶·拔胡六世被俘，一起将佛牙带到中国的话，那将有助于说服永乐皇帝：他才是锡兰的正统君主，而且对其13个月后获释，也有一定程度的作用。同样地，佛牙存在于宝船上，也会造成极大的轰动，让人追忆、记载。于是，佛牙存在于中国这几年当中，就像《明编本大唐西域记》所提及的那样，成祖下令为佛牙建造了许多宝盒或精舍。但是，当毗耶·拔胡六世的儿子在巴特被拥立之后，佛牙似乎又被安全地送回到锡兰。锡兰人的历史极其详细地叙述道：室利·不剌葛麻·拔胡六世曾在巴特建造一座新的精舍，而当精舍与宝盒完成，国王特别亲自将佛牙安放进去：
为圣尊的佛牙，国王发愿建一座看来令人欢喜、漂亮的三层精舍，并制造了一个镶上九颗宝石的精致金盒，放入另一个镶以宝石的五彩缤纷、闪闪发光的金盒里，再装入另一个金盒中。此外，又制造了一个大而美观的镀上最好、最耀眼的黄金的外匣，国王乞求永生的喜悦——即使在极乐世界——之后，将佛牙放入四层的宝匣里。关于此事，参见EdwardW．Perera；“TheageofSriPakakamaBahuⅥ”；JournaloftheCeylonBranchoftheRoyalAsiaticSociety；22：63（1910）；17；translationfromtheMahavansa；91．
由于毗耶·拔胡六世被俘，永乐皇帝宣布对锡兰拥有宗主权，要求例行的进贡。起初，年轻的锡兰国王表现出他不敢像亚烈苦奈儿所做的那样，公然侮慢中国的权威，答应安排。然而，在天顺三年（1459），当室利·不剌葛麻·拔胡六世成功统合整个岛屿在其统治之下、正值其权力的高峰时，他说他的王国不承认有任何主人，并将天朝的使臣送回中国，没有任何贡品。中国与锡兰朝贡贸易的结束，参见EdwardW．Perera；“TheageofSriPakakamaBahuⅥ”；19．
第二部分第六章 奇异的国度：满刺加和锡兰（4）
郑和第三次远航归来是在永乐九年六月十六日。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一拨拨带有朝贡用意的使节团从宝船船队到访的国家，不断地来到明朝的宫廷。榜葛剌国（Bengalese）译注：榜葛剌国位于今孟加拉共和国境内。的使臣在六月底抵达，紧接着在七月是古里国、柯枝国、爪哇国的国王，最后是新即位的满剌加国国王和王后。译注：此处可能有误，因为在这一年，这些国家的国王并未来到中国。
所有外国贵宾停留在南京期间，下榻南京城长安街西侧的会同馆。这个广阔的建筑物，有400名夫役供应来宾的膳食与照料他们的生活所需，并有医生驻馆，以照顾任何可能生病的外国人。会同馆来宾客房的分配，则按照到访者的身份，茶酒肉面及其他食物的菜单，也根据地位而有不同。官方会给予所有外宾一个木片以作为辨识卡（译按：即牙牌）〖HT，当他们每一次进入或离开会同馆时，牙牌上会盖上戳记。译注：按照明朝的制度，牙牌仅作为出入检验之用，并未见有加盖戳记的这种形式。官方也严格禁止贡使进入街道、跟普通人混杂或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礼部制定了繁复的流程，以处理贡使所带来的各式贡品与贸易项目。马儿首先接受兽医仔细的检查，之后填写详细的报告。然后，它们被排列在高级官员面前接受检阅，再交付各御马监夫役收领。大象则被送到特定的地方去驯养，而虎、豹、鸟、禽则关在会同馆中。金、银、宝石、珍珠及织物，则被置于使节团面前当场验视，然后于次日送入内府。中国人处理贡品的程序，见《明会典》，卷一○九。
译注：此处史料来源应为《明会典》，卷一○八。
在呈献他们的贡品之后，外国的国王及贡使，即接受皇帝的个人礼品。之后，允许他们在会同馆对外公开贸易三至五天。若干受宠幸的国家如朝鲜，则贸易的时间不受拘限。开市的告示，贴于会同馆的馆门。按照官方的规定，交易必须“公平”，中国商人将布拿去染，如未将布交还给贡使，将被定罪，商人将受到带枷处分，站在会同馆前一个月。官方禁止将某些中国的东西售予外国人，譬如说正史，因为这些书中含有要塞、运河、水闸及各地粮仓位置的资讯与其他真实的资料，将危及帝国的安全。而铜钱、铁货、兵器、工匠的精密工具、草药，与特定供奉的地方土贡，也被禁止售予外人。若任何人与会同馆的官员图谋，收买违禁品，将被枷号一个月，再发落到帝国的“边境”去充军。若外人违犯规定，与潜至一般人家家中交易，虽免于受辱逮系，但他们还是必须受到从皇帝给赏之物中量予删减的处罚。（会同馆互市，见《明会典》，卷一○八。
这一年的夏天，成祖收到了所有贡使为了表达他们对明朝的敬意所呈上来的贡品，在所有礼物之中，有一件特别引人注意——那是一件精心设计的具有将小字变大这种特殊功能的东西。中国人叫这个机械装置为“醨醩”（aidai），接近阿拉伯文字’uwaina的音，意指“眼睛”。它是原始的眼镜，可能是单片镜片连着一个柄，这应是中国第一次接触到眼镜这个东西。据说满剌加国国王拜里迷苏剌，献上了十副“醨醩”给朱棣，约值千枚金币。满剌加的商人，无疑地是在与西方贸易时获得了这种镜片，而在西方，这种镜片方才于数十年前的威尼斯及其他地方发展出来。关于眼镜的引进中国，参见J。J．L。Duyvendak；“DesultorynotesontheHsiYangChi”；T'oungPao（《通报》）；42（1953）；页6—15。译注：有学者认为“醨醩”一词，并非源自阿拉伯文的“’uwaina”。据洪震寰，〈眼镜在中国之发始考〉所云，应取自《晏子》中的“星之昭昭，不如日月之醨醩”。此处之“醨醩”，有光明之意，正符合戴眼镜的效果，可见“醨醩”并非音译。洪氏认为：矫正视力的眼镜，在元、明时由外国传入，应无问题；但若就一般眼镜而言，则中国人在元代已开始使用自己发明的保护镜片。据元代《析津志》记载，当时北京显宦戴一种“鬼眼精”，“嵌于眼上，仍以青醫帛系于头”。因此，中国第一次接触到眼镜，应非始于永乐年间。洪氏该文见《中国科技史料》，第15卷第1期（1994年），页71—75。另外，此处依据明末罗懋登所撰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所载永乐年间满剌加曾献眼镜，因而博得成祖龙心大悦，断言眼镜在永乐时传入，似仍有待查考。不过，清初学者赵翼在《瓯北诗钞》中有《初用眼镜》一诗，说眼镜“相传宣德年，来自番舶驾”。明人张宁的《方洲杂言》也记及胡曾得到宣宗赐予一副老花眼镜。如此说来，宣德年间，老花眼镜已传入中国应无问题。参见沈伟福，《中华文化通志》第10典“中外文化交流：中国与西亚、非洲交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302。明初亦标志着中国制玻璃工业的开始，事实上据许多资料说：郑和回到中国时，带了两名也许是来自中东的专业吹玻璃工人。关于吹玻璃工人，参见孔令仁等，《郑和——令哥伦布黯然失色的大航海家》，页一五三，引《正字通》“公元一六八五年”。
从成祖对拜里迷苏剌本人及其家庭、大臣所表现出的慷慨，可以看出他对这件不寻常礼物的欣喜。他们获赠大量的礼物：锦绣龙衣、麒麟衣、金镶玉带、鞍马、黄金百两、银五百两、钞四十万贯、铜钱二千六百贯，以及锦绮纱罗、绢、浑金花纹绮无数。拜里迷苏刺的每一位番伴，也获赐靴袜各一双，绢衣一套。这远远超过朝廷平常赐予来访国家领袖的恩典。（关于成祖送给拜里迷苏剌的礼物，见《明会典》，卷一一一。
他们停留在南京的这数个月当中，外国的贡使们至少会受邀参加一次国宴，国宴通常碰巧是在一些重要的节日，如元旦或皇帝圣诞当天。其他较小的宴会，通常安排在贡使刚刚抵达中国以及当他们要离开中国（通常从广州）之时。在所有的宴会上，各色特殊的食品，按照外国贡使的官阶高低，从仆役到国家元首，分别给予一定的数量。最高阶的官员给予酒、果各五品，与豆汁、炙马肉、炙牛肉、炙乳羊肉、烙饼、蒸馒头，以及“花茶”，一些小点心拼成花状的拼盘。外国的卫士和仆役，则给予不掺任何馅的白馒头。除此之外，外国贡使也可以在停留期间，前往遍及南京城的十六家“酒楼”饮食及找“官妓”娱兴。关于南京的酒楼与歌妓，参见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编下册，页一三三七～一三三九。这些女孩，通常在市场上以大约一只猪的价钱买到，训练其歌、舞、演剧、说书、书艺，以取悦客人。就像日本艺妓一样，她们也提供性方面的服务。另外，礼部也为外国贡使安排了一次又一次的特殊娱乐活动，例如赛马球、赛马及射箭竞技。成祖在永乐十一年五月的端午节，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场合，朝廷官员及勋戚，聚集在南京城外插满大小旗帜的一个大校场上。箭靶（一个小圆形靶安在一只柳木上）高高地树立在校场的尽头，弓箭手须在百步之外拉满弓才能射中鹄心。据奏报说：成祖的长孙第一试就正中靶心。每一轮以吹箫、打鼓为号令，比赛之后，胜者赐赏金，翰林学士即当着众官员及外宾面前赋诗助兴。关于射箭竞技，见《明太宗实录》，卷一四○。
永乐十一年夏天的会同馆互市，对明朝而言，有多少利润（或者说事实上有多少丰厚的朝贡品流入），在明朝官方历史资料中并没有记载。但可以推知的是，在宝船船队三次成功的远航之后，成祖已感到帝国的财政绰绰有余，以致下令兴建一座华丽的瓷塔来报答嫡母马皇后的恩情。这一人子孝行的挥霍表现，无疑是要刻意宣示朱棣问鼎皇位的正统地位。这座塔坐落在南京城南门的正南边。永乐十年（1412）开始建造，是一座八角形的塔，从开始到完成，共计将近20年。它被18、19世纪欧洲的造访者目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它上下九层，通高三十三丈九尺四寸九分（240英尺有余），以上等的琉璃瓷砖建造，门、窗装饰有上了各色釉彩的瓷人、瓷兽。每层楼的瓷砖数目都相同。宝塔越高越细，瓷砖就越做越小。塔尖镀金的塔顶的平面，直径有12英尺，檐角上悬挂着152个瓷制风铎，在风中丁丁当当地响着。而塔顶本身，则包以金叶，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宝塔周边的美丽庭园里，栽植着郑和远航带回来的奇花异木。
当时，大约征调了10万名夫役来建造整个大报恩寺的建筑群，最后除了瓷塔以外，又建造了包括20座以上的建筑物和亭台。据报告：总共花费了250万两以上的银子，并且也提用了宝船远航的结余100余万两。有关建塔的花费，参见《郑和史迹文物选》（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4年），页13。译注：查《郑和史迹文物选》，仅记其支用宝船远航的结余100余万两，另一数字未见于该书。宝船船队的远航，确立了中国在印度洋贸易上的优势，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6世纪初葡萄牙人到达为止。
这一建筑群于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