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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述则颇为精确，他说这座清真寺有四座尖塔（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所记为五座），四周环以城垣，“其城有四百四十六门”，“皆用白玉石”为柱。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在记载中加了“蓄二黑狮”守卫恺阿白的门这段文字，译注：马欢对麦加大清真寺的描述，见《瀛涯胜览》，“天方国”条：“天堂番名恺阿白，外周垣城。其城有466门，门之两旁，皆用白玉石为柱。其柱共有467个，前99个，后101个，左边132个，右边135个。其堂皆以五色石叠砌，四方平顶样，内用沉香大木五条为梁，以黄金为阁，满堂内墙壁皆以蔷薇露、龙涎香和土为之，馨香不绝。上用皂NBB27丝为罩罩之。蓄二黑狮子守其门。……城内四角造四堆塔，每礼拜即登此塔喝班唱礼。”（见具六九——七○）“蓄二黑狮子守其门”中用“蓄”字，则显然是活的，与作者所提到的禁制偶像崇拜自不相冲突。感谢刘世安老师提供这一意见。狮子雕像在伊斯兰教义中是被严禁的，伊斯兰教义禁止任何有关人或动物的偶像（depiction）。关于麦加与麦地那，见Yingyaishenglan；174—177。译注：见马欢，《瀛涯胜览》，“天方国”条，页六九—七二。从郑和父亲、祖父两人名字当中的“哈只”推测，他俩曾经到过麦加朝圣。若郑和本身曾在圣地朝拜的话，则如此重要的事实，不可能不形诸文字。或许，郑和因为健康情况日差而留在古里国，不能或不愿面对长程车马劳顿、骑过沙漠的危险。马欢对于圣城的不正确及二手性质的记载，可能的推测之一是：马欢紧留在郑和身边，照顾不舒服的元帅。这个推测，我们可以从回航时，整支船队在古里会合，展开向东穿越印度洋的航程时，郑和以62之龄病逝，得到清楚的答案。有关郑和可能死于海上的说法，系1990年4月在南京郑和研究会访问郑和的第十九代孙所得。海上的生命当结束于海上，这是他们家族的信仰。
根据伊斯兰教传统，尸体经过清洗，裹以白布。在海上，葬礼极为简单。将尸体的头，朝麦加的方向，船上的伊斯兰教徒即行吟诵、祷告：“阿拉是伟大的！阿拉是伟大的！阿拉是伟大的！……”直到最后郑和的尸体投入大海之中。遵照郑和的要求，留有鞋子和一撮头发，据说带回南京，埋在南京城外靠近佛洞的地方。今日，可借一座回回式的墓葬认出墓址，这个遗址有人看守。附近村子的农人窃窃私语说石碑之下根本什么东西也没有。“好奇的人，曾经探过郑和的墓，什么也没找着！”其中的一个农人说，“没有棺材！没有匣盒！什么也没有！”住在南京承嗣郑和的侄子的后人，也认为那里没有东西。虽然如此，凡有特殊纪念性的时节，他们还是会来这个墓穴遗址表达追思。郑和过世后不久，爪哇岛北部的三宝垄（Semarang）曾举行了一个叫ghaib的宗教仪式（这个仪式来自阿拉伯的gayb，意为“不在场”）。这是为尸体行踪不明的死者所举行的一种葬仪。礼辞在无风的爪哇海上飘着：“阿拉是伟大的！阿拉是伟大的！……”关于ghaib的仪式，参见H．J．deGraafandT．G．T．Pigeaud；ChineseMuslimsinJavainthe15thand16thCenturies；NorthMelbourne；Ruskin；1984；17；translationfromMalayAnnalsofSemarangandCerbon［ca。eighteenthcentury］．宣德八年（公元一四三三年）七月，宝船船队驶进了长江口。七月二十七日，宣宗于北京颁赐品服、宝钞予宝船船队的官吏、随员。他为远航的结果感到欣悦。九月十四日，苏门答剌国、锡兰国、古里国、柯枝国、忽鲁谟斯国、佐法儿国、阿丹国及其他阿拉伯国家，于奉天殿进贡了马、象和长颈鹿。长颈鹿再次被认为是神兽麒麟。一位来自户部的官员建议宣宗：由于麒麟是难得的佳礼，所以必须在宫廷上举行一个正式的庆贺仪式。然而，就像他祖父往昔所做的，宣宗回绝了这个请求，觉得对这一件天上的恩赐解读太多是不智的。
“远方之物，朕非有爱，”他说，“但念其尽诚远来，故受之。不足贺也。”这段话，见《明宣宗实录》，卷一○五。
这年秋天，另外四只麒麟从南洋抵达中国。满剌国国王也在200多名随从陪同下一道前来。天气是格外的寒冷。宣宗赐予满剌加国诸人厚衣厚鞋，并且劝他们在春天前先待在南京。朱瞻基并非小心过度。苏门答腊国国王的弟弟，受不了中国冷冽的冬天，在北京度过寒冬之后，竟于春天死了。宣宗下令以应有的仪式与葬礼加以埋葬，关于苏门答腊国使臣的病逝，见《明宣宗实录》，卷一○八。并派太监王景弘赴苏门答腊国，亲自对国王表达其失去弟弟的吊唁之意。然而，在爪哇的外海，王景弘却因海难而丧生。有关王景弘的死于海难，参见DictionaryofMingBiography，1365；《明英宗实录》，卷四。译注：查《明英宗实录》卷四，并无关于王景弘死于海难的记载。据《明实录》记载，王景弘从宣德十年正月至英宗正统元年担任南京守备，正统二年时转至北京参与提督京营事务。此处说王景弘死于宣宗在位期间，恐有错误。另外，其是否死于爪哇，亦有争论。参见陈佳荣，〈郑和、王景弘与三宝垄——重读〈海岛逸志〉有感〉，收于《郑和·历史与现实——首届郑和研究国际会议集萃》（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323—336。
朱瞻基似乎已经完成了跟印度洋盆地建立朝贡贸易，并达到“万国来朝”的目的。紧接着宝船船队第七次远航之后的一整年，成打的国家来向宣宗纳贡；而且在宣德十年年初，宣宗于短暂不适之后即意外地病逝的当时，中国的海上霸权似乎还是像以前一样地稳固。南京的龙江船厂仍然继续运作，而且为宝船而做的案卷，直到1470年代还在。然而，随着宣德皇帝的驾崩，中国在印度洋上的形势确实有所转变；郑和的第七次远航，成了宝船船队的最后一次伟大远征。
起初，这一变化几乎是看不见的。贡使仍然继续到中国这块土地执行他们的任务。就在正统元年（1436），当南京官员一再地向朝廷恳请增加工匠时，他们的请求却立即遭到驳回。朱瞻基的继任者（译按：即英宗）担心百姓的负担太大，停止了船厂的船只建造，并主张俭约的经济策略。译注：作者所述与原意稍有出入，据《明英宗实录》，卷十四，“正统元年二月己未”条所载，旨在警告宦官不要以夫匠不足为借口，请求夫匠以作为私人应用。原文为：“敕南京守备太监王景弘及襄城伯李隆、参赞机务少保兼户部尚书黄福曰：‘朕夙夜NC36ANC36A，惟体祖宗爱恤百姓之心，一切造作，悉皆停罢。今南京内官纷纷来奏，欲取幼小军余及匠夫，指以不敷为名，其实悉在私用，俱不准理。敕至，尔等宜益警省，凡事俱从俭约，庶副朕爱恤百姓之心。’”（见页二六七——二六八。）正统二年，琉球群岛（在日本南边）的国王在进贡之后，请求英宗赐予新的冠服，而赐予冠服交付贡使原是明初以来的既定政策。琉球国王说，他拥有的那惟一的一套，已“年久朽敝”。而且，谁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够再来一趟中国？尤其现在海上是“险而难”呢！然而，英宗婉拒了琉球国王的请求。译注：事见《明英宗实录》，卷三一，“正统二年六月癸亥”条。其原文为：“琉球国中山王尚巴志奏本国各官冠服，皆国初所赐，年久朽敝，乞赐新者。”“事下行在礼部，覆奏。上以冠服可令本国依原降者造用
。”（见页六一○）也就是叫琉球自行依原式织造，不另颁给。作者于行文中认为琉球国王赴中国当面请求，有误。次年，暹罗的贡使在出使来京途中，在广东被两名贪渎的地方官强取去金、珠、宝石等物。译注：事见《明英宗实录》，卷三八，“正统二年六月癸亥”条。其事情原委为：“广东潮州府知府王源奏：暹罗国遣使奈霭纳孛利等航海来朝，其通事奈麻沙既登岸，而舟为风涛漂去，不知所向。潮州卫指挥孙瑜、百户魏刚以计诱取奈麻沙金珠宝石等物。上以远人来，穷无所归，而孙瑜等不厚抚之，反剥夺其财，与寇盗何异？今巡按御史执治之！”（见页七四○——七四一。）暹罗贡使虽然从头到尾都没有错，但他们抵达朝廷，却没有了贡品。地方官这样的行径，在永乐年间是不可能存在的。而在同一年，英宗敕谕爪哇国王，说他所遣派的“使臣”狂横，饮酒酣醉，杀死数条人命，最后自杀身亡。英宗命令：“今复遣人，其慎择之。”正统元年至三年所发生的意外事件，参见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编下册，页1431—1434，引《国榷》，卷二三；《明英宗实录》，卷三一、三八、四五。
逐渐地，帝国的朝贡体系开始走下坡。诸番国不再向皇帝倾献大量的贡品，而皇帝也吝于回赠任何赏赐。“贡使”的真实身份，从来也不曾如此暧昧过，有些简直就是盗贼和走私贩子。各省官员与地方商人渴望从对外贸易的巨大利益中分一杯羹，公然夺取要送往北京的贡品，而皇帝似乎无法（或不愿）制止。正统九年（1444），一支大型的商业远征队，自广东前往爪
哇，其中的33名走私者想必是为了让以后的生意更加顺利，留在当地。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的“亡赖”，遭到官府逮捕与治罪。关于走私与非官方贸易的增加，见《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三；田培栋，《论郑和下西洋终止的原因》，《郑和研究》，第十二期（1991年5月），页32—35。译注：此事据《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三载：“广东潮州府民滨海者，纠诱旁郡亡赖五十五人，私下海通货爪哇国，因而叛附爪哇者二十二人，其余俱归，复具舟将发，知府王源获其四人以闻。上命巡按御史，同按察司官，并收未获者户长鞫状，果有踪迹，严锢之。具奏处置。”则留在爪哇者当为22人，而非33人。
第四部分第十章 最后的航行（3）
中国沿海地区地方性市场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并起，由其提供的舶来商品亦为一般百姓所熟悉。曾为中央独占的互市专利，已渐衰微，复因忧虑沿海各省与外国势力之间的勾结，或将进一步侵蚀中央的权威。到最后，甚至连帝国的水师，都没有能力在公海上为官方的贸易使团提供安全的通道。
15世纪初的极盛时期，明朝的强大水师拥有3500艘各型船舰：其中2700艘，配属于沿海四处无数的海岸巡检司；另有400艘战船，停泊于南京附近的新江口基地；还有400艘，则是武装的漕船。当时，单单浙江一省，就拥有超过700艘船舰组成的舰队。及至英宗正统五年，浙江船只的数字下降到不及先前的半数。到了15世纪中叶，该省的舰队仅及前数的一小部分。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建造双桅以上的船只，即犯死罪；世宗嘉靖四年（1525），朝廷又下了一道圣旨，准许沿海总督、巡抚摧毁所有远洋航行的船只，并逮捕驾这些船只下海的商人。在中国东南沿海倭寇高峰时期的嘉靖三十年，以多桅帆船下海即属犯罪，为了贸易目的而出海者，就更不用说了。不到一百年，全世界最强大的水师，诚如后人所了解的，下令自我毁灭。关于明朝水师的衰落，参见Needham，ScienceandCivlizationinChina；Ⅳ：3，326—38；LoJungpang（罗荣邦），“ThedeclineoftheearlyMingnavy”；149—168。为什么？
答案之一和15世纪中叶朝廷的政策，以及皇帝之下的宦官与朝臣（儒家官僚）之间持续增强的紧张有关。海上航行与海上贸易，本就是宦官集团惯常涉足的范畴；对这些士大夫来说，摧毁这些海上冒险事业，即等于是截断了对手的主要权势与经济收入。
在朱瞻基统治期间，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两者的势力同时茁壮，也埋下了两者冲突的导火线。宣宗之世大幅提升内阁的地位，改由翰林院儒士主持，原本仅是备顾问的机构，现在一跃而为具有操纵行政事务能力的委员会，乃至对于六部待朱批的奏疏享有票拟（提出建议）之权。译注：明代内阁，始设于洪武十五年（1382），秩正五品，地位与六部之郎中相当，权限小，仅侍左右，备顾问而已；
至永乐年间，权限较大，并可参预机务。及至仁宣之世，方臻于完备，大学士分衙办事，地位亦由五品升至一二品之位阶，职权亦扩大，中外衙门章奏，皆送内阁票拟，于是“虽无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