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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永乐年间，权限较大，并可参预机务。及至仁宣之世，方臻于完备，大学士分衙办事，地位亦由五品升至一二品之位阶，职权亦扩大，中外衙门章奏，皆送内阁票拟，于是“虽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六部皆禀受内阁风旨而后行”。参见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页17—24。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朱瞻基都是直接采纳大学士的拟议。至于另一方面，朱瞻基不仅坚持宦官需入内书堂接受教育，同时也让他们掌管奏疏，致使宦官接管了官府间的往来公文，因而可以决定哪些事务该提交给皇帝处理。倘若皇帝驳回了大学士的拟议，宦官就可能采取行动攫取本身的利益。不过，朱瞻基紧紧地控制住宦官。
当宣德二年、宣德六年两度发现宦官涉嫌诈财及收贿，毫不犹豫地将这些宦官以及他们的党羽处死。宣宗担心宦官可能擅改官方的文件，故坚持诏令必须经由首席大学士确认才有效力。关于宦官与内阁大学士权力的增长，参见CambridgeHistoryofChina；Ⅶ；286—288在朱瞻基本身个性与警觉目光支配之下，这两个集团的力量臻于平衡。然而，宣德十年，他以36岁之龄突然驾崩，其太子幼小，才只有7岁，根本没有能力应付他们。这个小皇帝朱祁镇在位的初期，宦官控制了厂卫机构，并增强其在军队中的监督角色，而且成为财务上的代理人。他们暗中经营私人的商业活动，提高税额，累积了巨额的财富。若有谁敢反对，宦官就将其拷打、处死或流放。年轻的皇帝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他监护人——恶名昭彰的太监王振——的厉爪，而王振就利用他身为皇城里宦官组织首领的身份，成了帝国实质上的统治者。他必须为中国历史上最羞辱的时刻译注：在此系指土木堡事变英宗被蒙古人所俘，但在中国历史上，这还不是最“羞辱”的变难。北宋末年“靖康之难”，徽、钦二帝被俘，就较这一事件严重，而西晋末年的“永嘉之难”亦然。）负责，他将中国导入另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最后则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这个方向与永乐皇帝好大喜功、大手笔的哲学相违背，同时也与宝船船队远航所代表的事物相违背。
王振的贪婪丝毫不受拘束。他的仓库充斥着从政府日常事务中勒索得来的各色物品。他甚至夺走本要进贡给英宗的蒙古马。同时借由将重要军职及行政职缺安插给他的朋友及家人，顺利地平息了有关他所作所为的一切反对声浪。翰林院侍讲刘球对云南、缅甸边界的军事骚动提出质疑时，王振即将其监禁并支解而死。于是，几乎无人敢再反对这名恣傲的独裁太监。有关太监王振，参见DictionaryofMingBiography；1347—1349。
正统十四年，王振率领50万的中国部队前去征讨在西北边陲的蒙古。为了要等待载运其私人家当的千余辆牛车，王振在接近蒙古地界的土木堡（编按：位于今河北怀来县东南），停止了英宗随行人马的前进。当时，兵部尚书邝NC277觉察到危险，要求王振继续前进，王振却怒斥他说：“汝腐儒！安知兵事？再言必死！”
然而，就如兵部尚书邝NC277所担心的那样，数目不逾两万的蒙古骑兵迅即逼近，包围并砍杀了伴随英宗的中国先头部队。大部分宿卫英宗的部队，都惨死于快速移动的骑兵刀下。至于22岁的朱祁镇，则下马并坐在箭如雨下的地上；最后，蒙古人在不敢相信有这么好运的情况下，俘虏了英宗。王振本人则在这场战役中丧命（若干资料说他被愤懑的军官捶死）。蒙古掌握了主动权，他们本可以轻易地行进至北京。然而他们踌躇了一段时间，让中国人有足够的时间着手安排抵御事宜，并让英宗的皇弟NBD6C王即位成为景帝。关于土木堡之役，参见FrederickW．Mote；“TheT'umuincidentof1449；”inFairbank；ed。；ChineseWaysinWarfare；243—272。
紧接着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件。在新皇帝首次上朝时，士大夫要求解除王振之下强而有力的宦官集团。他们坚持王振本人必须为这个历史性的灾变付出代价，家产必须充公。官员们扬言，倘若这项要求不得实现，将自杀以示抗议。
景帝还没有机会作出回应，一名宦官的爪牙——锦衣卫指挥使马顺，指责这些官员“不成体统”。官员们对这一指斥怒不可遏，抓住了马顺。他们撕烂他的靴子，挖出他的眼珠，一会儿工夫就赤手空拳地将他打死了。另外两名在殿上的太监，也遭致同样结局。译注：关于朝臣击死马顺的记载很多，如刘定之《否泰录》、彭时《彭文宪公笔记》、李贤《天顺日录》及叶盛《水东日记》等书，均有记载。作者此处引用的，系根据刘定之《否泰录》所记的说法。据《否泰录》记当时情况为：“给事中王〔马〕顺首，众争殴之，蹴踏裂，顷刻而毙。或就脱顺靴，击出其眼，血流门阈前。众愈怒，求内使王、毛等二人。〔金〕英使人出，亦击杀之。曳三尸陈于东长安门，军士犹争击不已。”见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三十，页四七九。而据《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午”条的记载，则稍有不同。是日，景帝（王）于午门左门接见百官，右都御史陈镒合诸大臣廷奏，请求诛王振九族，抄其家产。“王曰：‘汝等所言皆是，朝廷自有处置。’言甫毕，百官皆趋进跪，恸哭不起。扬言：‘圣驾被留，皆振所致。殿下若不速断，何以安慰人心？’锦衣卫指挥马顺喝逐百官，给事中王奋臂顺发，啮其肉，曰：‘顺倚振肆强，今犹若此，诚奸党也！’百官争捶死顺，且请籍振家。王准言，众犹哭未退，守卫、士卒亦泣下。王起入，令太监金英问所欲言，咸曰：‘内官毛贵、王长随亦振党，请宣诸法。’遂于门隙中出二人，又捶死之，寻执王山（王振之侄）至，重相戒匆捶死，使伏法，遂缚〔王〕山赴都市，凌迟处死。”百官乃退，“曳顺等尸于道，军民犹争击之不已”。（见页三五二○——三五二五）景帝于惊恐中不知所措，仅是旁观。随后他立即答应了官员们的请求。一时，宦官支配朝廷的情况似乎解体了，而来自于儒士的官员们似乎大获全胜。一年之后，蒙古人送回他的皇兄；六年之后，朱祁镇在一场胆大妄为的政变中（译按：即“夺门之变”），重新夺回了皇位。领导群臣拥立景帝的兵部尚书于谦，以叛国处死；朱祁镇下令为他宠幸的监护人、专横跋扈的王振，立了一座祠堂。
前述诸事对于往后中国的海上事业，影响更是深远。宦官仍继续涉足对外贸易，非官方的商人，在宦官的奥援与唆使下，牺牲官方朝贡贸易的任务，于15世纪末繁盛了起来。因而引发了官方一连串对船只大小以及平民参与海外贸易的限制。朝臣们有感于无法钳制宦官的贸易活动，觉得至少也要加以掣肘。这样的情况下所造成的悲剧，就是建造大型航海帆船的船厂被迫停工，中国人先进的航海科技终于消失。16世纪时，已经少有船匠知悉如何建造大型宝船。而枪炮的发展，也一样迟缓，乃至使得欧洲强权在火力上胜过中国，成为可能。中国人开始丧失他们超越西方的科技优势，优势从此一去不复返。
撇开这些政治上的纷争不管，一连串经济的因素，也对政府维持建造远航大帆船的船厂与庞大的沿海水师，造成困难。而永乐十三年大运河的开通，不再需要海上的大帆船载运南方的米粮至北方供应京师。船只建造的焦点，因此转移到河上航行的驳船。另外，在15世纪中叶，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宝钞贬值到不及其票面价值的百分之一。明朝与诸番国之间有利的交易汇率丧失了，而导致这一情况的部分原因，可能系伴随皇帝被俘而来的威望丧失，以及私人贸易的大量囤积货物。就如中国的学者罗荣邦所说的：“朝廷所经营的朝贡贸易，长期以来在贸易上维持垄断，强迫诸番国接受低的价格，而且以宝钞来支付。”现在，明朝政府被迫要以市场的价格来换取所需的物品，如马匹、木材及药物。诸番国藐视宝钞，要求以特定的货品或大量的铜钱来支付。帝国的国库因此大幅短绌。
第四部分第十章 最后的航行（4）
在15世纪，中国的税赋基准紧缩了将近一半。洪武三十一年，支撑帝国税捐的土田有850万顷（1。2亿）。关于明代的土地丈量单位，参见CambridgeHistoryofChina；Ⅶ；ⅩⅩⅩ，一顷百亩，一亩等于0。14英亩。一百年后，税赋基准缩减到土田420万顷（5900万英亩）。译注：依据学者的研究，明代田土总数登记，有两个系统，一是实际负担田赋的“额田”或“赋田”系统，而另一系统则是将“额田”之外的荒芜但可开垦的土地计算在内的数字。《诸司职掌》所记的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土田850万余顷这个数字，即属于后者这个系统，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四年所载的387万余顷（属于“赋田”），是不同计量单位所得出的不同数字。在整个明代，这种“赋田”数字，是持续增加的：年代〖公元〖田亩数〖资料来源〖洪武十四年〖1381〖3367715顷〖《明太祖实录》〖BH洪武二十四年〖1391〖3874746顷〖《明太祖实录》〖BH弘治十五年〖1502〖4200000顷〖《正德大明会典》、《南京户部志》〖BH嘉靖二十一年〖1542〖4360562顷〖《南京户部志》〖BH万历六年〖1578〖5106127顷〖藤井宏修正数字〖BH万历三十年〖1602〖11618949顷〖《明神宗实录》相关讨论，参见何炳棣，《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页102—103。因此，中国的税赋基准，应该不是作者所言的减少，而是增加。这并非仅是出于正统十三年的黄河泛滥成灾，造成百万人流离失所、数千英亩土地荒芜而已，它还掺杂着富人设法逃避赋税与猖獗的贪污舞弊等因素。
第三个造成明朝水师衰落的因素，是英宗被俘之后，蒙古威胁的持续增加。政府有限的军事资源，被从海岸调往长城以北的边境去防守这一传统的困扰地带。俺答汗的统一东西蒙古，对明朝造成了该世纪最大的威胁。译注：俺答统一东西蒙古，乃得自其祖父之遗惠，并非俺答独立完成。事实上，这次蒙古统一的奠基者，是其祖父巴图蒙克（生卒年为公元1464至1524年）。15世纪前半叶，西蒙古的瓦剌部在也先的领导下，控制了蒙古草原，并将势力伸展到漠南的成吉思汗后裔部落。也先在1454年僭称可汗，次年为部属推翻并被害，蒙古又陷入互相攻杀的混战之中。
1487年，巴图蒙克继其父被立为大汗，开始向瓦刺部的霸权挑战。至他在1524年逝世时，帕米尔高原以东的蒙古人已纳入其麾下，而且攻占了鄂尔多斯高原（即河套）。其后，其孙子究弼理克（明人称之为吉囊，生卒年为1505至1542年）及俺答（生卒年为1507至1582年），对明朝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关于此方面的讨论，可参见CambridgeHistoryofChina；Ⅶ；chapter8。就这样，双方展开了一波波消耗性的抄掠与反抄掠，最后在满洲人成功入侵明朝，以及明朝在崇祯十七年（1644）灭亡，达到高潮。译注：明朝的灭亡系因流寇李自成打下北京，并非满洲人成功地征服明朝的结果。
而且，就像军队回复到他们畏缩与采取守势的心态一样，平民百姓也从冒险的思维方式中撤退。士大夫为了艰难的科举考试，着重经典的记诵，对创造力或对外国的任何事物有所兴趣并不鼓励。翰林院官员在15世纪中叶发展出一种观点：中国以其礼仪教化即足以“绥服”他国；国家无须急于进行对外贸易或对外征伐。
宣德三年（1428），翰林院官员（大学士）杨士奇，于赞成中国撤离安南时说：“何用与此豺豕辈较得失耶！”译注：有关此事的谈话，时间在宣德元年，而非宣德三年。见《明宣宗实录》，卷十六，“宣德元年四月丙寅”条。而在两年之前，黄骥亦曾于劝告宣宗放弃派遣宝船远征诸番国时说：“使中国之民休息，俾各事其职于士农。”并说：“远人心悦臣服，远地同风，吾朝必传万岁。”译注。此一资料来源，遍寻不得，径以字意翻译。查阅《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黄骥并未谈及任何有关宝船之事。）这样的想法，与廖永忠（洪武皇帝的一名官员）的想法形成强烈的对比。廖永忠曾在明初洪武六年（1373）说：“造海舟，翦捕此寇（译按：即倭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