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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明史》，卷三二四。而在真腊国逃亡的使臣到底去了哪里，没人知道。另外也有非法移民，跑到了邻近的暹罗国。永乐七年，成祖与到访的暹罗国贡使谈到他挂虑“逋逃”的中国人，尤其担心何八观及其从众，要暹罗国当局将其送回治罪。参见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编下册，页1574，引《明成祖实录》，卷六六。
译注：《明成祖实录》原文云：永乐七年十月初一，暹罗国国王遣使臣坤文琨等“奉表贡方物，赐钞币遣归。时中国人何八观等流移海岛，遂入暹罗。至是因文琨归，上令谕其国王遣八观等还，毋纳逋逃，以取罪戾”。
明初虽然禁止百姓外移，但永乐皇帝派遣36个家庭到日本，以作为赠予幕府将军协助两国之间贸易的“赠礼”，似与此又有矛盾。学者认为，他们惟有在皇帝的需要下，始得从事贸易，且利益尽归皇家宝库；然而，这些家庭毕竟尝到了外国货品这颗禁果的甜头。（参见ChangPintsun（张彬村）；“ThefirstChinesediasporainSoutheastAsiainthe15thcentury”；papercontributedtotheSymposiumonentrepreneurs；emporia；andmoditiesinAsianmaritimetrade；15th…18thcenturies；UniversitⅲHeidelberg；Heidelberg；August31September3；1989；21—22。郑和远航之后，发生了什么事？逐渐衰落的官方朝贡贸易，又如何了呢？郑和宝船的水手与官员们，相当渴望进一步驾着自己的船下海贸易。他们秘密地带着家人离开中国，在整个南洋定居，希望为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
在16世纪结束时，像菲律宾的吕宋这样的地方，就有数以万计的中国人。事实上，由于住在那里的人太多，当地的西班牙总督怕定居的中国人会推翻他们，乃试图将中国人驱逐出吕宋岛。中国人如不离开，将遭到“凌辱”。依据《明史》的记载可以看出，他们曾遭虐待。关于华人在吕宋受到恶劣的待遇，参见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编下册，页1913，引《明史》，卷三二三。译注：《明史》原文为：“先是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佛郎机既夺其国，其王遣一酋来镇，虑华人为变，多逐之归，留者悉被其侵辱。”
第四部分第十一章 苏丹的新娘（2）
在15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人的出国与官方禁止私人贸易的禁令联系在一起，导致中国海上的海寇与走私贸易的兴起，严重的程度乃始料所未及。日本倭寇不仅于此时开始攻击中国沿海，且次数不断增加，手段也越来越残忍。事实上，他们是一个国际的走私集团，包括劫掠性的中国商人及一些马来西亚人、葡萄牙人。译注：正德八年（1513），葡萄牙商人首次到达中国沿海。四年后，葡萄牙国王的特使皮雷斯（ThomePirez）以“佛郎机国”特使要求觐见“中国国王”之名，驶入广州，并于正德十五年赴北京，广东的葡萄牙人且占据广东东莞之屯门岛。正德十六年，满剌加国国王呈送的求救表文到达北京，皮雷斯乃于次年遭到囚禁，广东地方官亦将葡萄牙人击走。此后，葡萄牙人在中国一直不得与明朝展开贸易，徘徊于东南沿海，先后盘踞福建漳州月港及泉州浯屿、浙江宁波双屿等地，经朱纨于嘉靖二十七（1548）、二十八年予以征讨，葡萄牙乃撤离闽、浙沿海，与广东海盗何亚八勾结，劫掠广东滨海一带。参见费成康，《澳门四百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9—17。在15世纪中叶，这帮海盗占领了20个以上的中国沿海城市或卫所。本是传统国际贸易中心的长江口周边地区，遭受的攻击尤其严重。举例来说，嘉靖三十五年（1556）春天，沦为盗匪的杭州和尚徐海，结合了以日本九州外海五岛群岛为大本营的另一股亡命之徒有名的“倭寇之王”王直的势力。徐海利用宗教性的经诵和占卜，赢得水手的忠诚，他们称徐海为“天差平海大将军”。关于僧寇徐海，参见CharlesO．Hucker；“HuTsungHsien'scampaignagainstHsuHai；1556”；inFairbank；ed。；ChineseWaysinWarfare；280。两帮海盗带着数千人，攻击长江以北与长江以南，威胁到大运河终段粮食供应的顺畅，甚至威胁到南京郊外明孝陵的重宝。由于官军的重点摆在北边应付蒙古一连串的威胁，徐海和王直轻松地击败当地的水师武力，连续数月劫掠杭州港附近的市镇，屠戮农民，装了1000艘船的战利品。然而，在长期围攻桐乡县城期间，海盗因分赃不均而内讧，其间还涉及一名叫“祝妇”的美妇人。译注：叶麻于嘉靖三十五年正月率筑前、和泉、肥前、萨摩、纪伊、博多、丰后之倭入寇，四月与徐海合屯柘林，共攻乍浦；及徐海解桐乡之围，叶麻又与陈东合屯新场，旋又与徐海合屯乍浦。叶麻尝劫袁花镇，得祝氏妇，有美色，叶麻宠之，祝妇思归乡，叶麻爱怜之而遣归，徐海欲得之，叶麻怒，以舟将祝妇取回，因是与徐海有嫌隙。参见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北京：哈佛燕京学社出版社，1934年），页105。最后，官军包围了徐海，徐海投河自尽；嘉靖三十七年，明朝又逮获了王直，并予以监禁。
此后，倭寇的抄掠不再有良好的组织；十年之后，海盗的问题得到了控制。海上贸易的禁令也解除了，东南沿海正式开放贸易。译注：东南沿海局部开放贸易，在隆庆元年（1567），基本上仅开放漳州府海澄县月港一处，并非全面开放。在1550年代，中国经由澳门，开始跟葡萄牙展开贸易。译注：葡萄牙人在嘉靖三十二（1553），获准同东南亚商人一样，于广东蚝镜（今澳门）等洋澳贸易。大约从嘉靖三十六年起，葡萄牙人即于岛上建筑居屋，将蚝镜视为己有。至嘉靖四十二年时，澳门已有葡萄牙人的建筑一千多区。驻印度果阿（Goa）的葡萄牙印度总督，并将澳门隶属于果阿，澳门居民须服从每一年由印度往中国、日本的中日贸易舰队司令的管辖。参见费成康，《澳门四百年》，页21—24。1570年代，又在马尼拉（西班牙在菲律宾群岛的基地）与西班牙展开贸易。译注：早在1565年，西班牙人已应用墨西哥银元与华人在马尼拉进行贸易；1572年，拉未沙礼斯（GuidodeLavezares）接任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之后，华人与西班牙的贸易持续增加，华人到马尼拉港的船只由六七艘增至二三十艘，1609年增至40艘。参见刘芝田编著，《中菲关系史》（台北：正中书局，1964年），页396—410。与其他欧洲殖民强权的商务关系，也紧接着展开。译注：万历三十二年（1604）七月，荷兰人麻韦郎（WijbrandvanWaerwijck）所率领的舰队，到达广州外海，原拟航往澳门，因风偏离航道，于八月抵达澎湖，在该地与福建官员开始谈判贸易事宜，未获结果。天启二年（1622），东印度公司的荷兰总督命雷耶斯佐恩（KornelisRayerszoon）率15艘船及800名士兵进攻澳门，企图以军事的方式逼迫中国同意贸易的要求，结果荷军战败。荷军战败后，转而进占澎湖。天启四年，福建巡抚南居易以150艘船及4000名士兵的兵力，夺回澎湖，将雷耶斯佐恩驱离。荷兰人转而进占台湾的台南一带，于天启七年建立热兰遮城，以此为殖民中心向南北扩张，直至后来被郑成功打败离去为止。参见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页195—201。
然而，中国沿海的农人、渔民和他们的妻儿，因为在其生命过程中曾受到劫掠，始终忘不了倭寇。福建泉州以北惠安半岛的少女，至今仍在头上紧紧地绑着蓝色头巾，以遮住脸部。这种头巾带有夹子和丝带，成为当地流行的惠安款式。而且当地村子代代相传着一则故事：曾有一名少女，遇上张着红帆而来的海盗船，这名少女竟然能躲过海盗邪淫的眼神，安然脱逃。关于惠安妇女的衣饰以及相关的故事，系于1990年6月访问惠安县当地的妇女。）
郑和的传奇，就这样随着华人的背井离乡散播于东南亚，同时不经意地使海盗行为及贪图世界市场财富的贪婪之心得到开释。宝船远航还有另一项成就，就是宝船船上所载的历书、乐器、度量衡，在若干程度上将中国文化扩展到船队所接触的每一个港口。
由于明代第一位皇帝朱元璋希望四邻诸国接受中国的风俗习惯，于是赐历书予朝贡国。历书为明朝习惯的大要，为生活中各种活动指出了最好的时辰，这其中不仅包含像栽种、畋猎、牧养这些季节性的活动，也包括沐浴、整容（整手足）、疗病或求医针刺、嫁娶、搬移、营建宫室（兴造动土、竖柱上梁）、上官赴任或动土安葬。“皇历”是特别为统治者准备的大统历，里头又包含了祭祀祈福（这是所有帝王的职责）、施恩封拜、选将训兵、招贤等资讯。关于明代的历书，见《大明会典》，卷二二三。中国旧有的科举考试制度，在蒙古统治时期曾有若干修改，朱元璋登位后予以恢复过来，并派官员至朝鲜、越南，同时在那里恢复这种制度。（关于科举考试的恢复，参见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编下册，页1946，引《明太祖实录》，卷五二。
一年之中的每一个主要节庆，都有不同的服饰穿着规矩，至于分为九品的文武官员，每一个品级也各有其品服。普通人禁止穿着丝绸及任何有颜色的衣服，特别是只有皇帝才能用的黄色。民历注明了交易、开市、纳财的最吉时刻，甚至于“会亲友”的黄道吉日。在每棵树、每块石头、每条河川都住着神灵的明朝人世界，他们的生活没有一件事离得开运气。
洪武二年（1369），亦即是登基的次年，朱元璋将大统历1本、民间检用历3000本赐予越南南部的占城。关于赐安南历书，参见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编下册，页1939—1940，引《明太祖实录》，卷四七、三七。同年，并各赐大统历予日本、爪哇等国。在整个永乐皇帝在位时期，30多个国家与初兴的城邦，收到了相当多特使所颁赐的历书。这些国家是否殷勤地遵循明朝的历法，我们无法获悉；倒是其在位时期所输出的数千册中国书籍，或许还比较可能有些影响力。永乐二年（1404），朱棣命令礼部刊印了万本《列女传》，以便赐予所有朝贡国。译注：见《明太宗实录》，卷三一，“永乐二年九月辛亥”条。这部有名的作品，是公元前1世纪知名的儒家学者刘向所初辑，内容述及相夫教子的妇人，而其目的，不但要激劝妇女，而且也要提醒男子记得德妇的好处。外国的著作，特别是佛经，也在此一时期的文化交流中传进了中国，将佛教南派（译按：即小乘佛教）移植入明帝国。
天顺元年（1457），安南贡使说：“诗书所以淑人心”，“本国自古以来，每资中国书籍等材，以济寿域。今乞循旧习，以带来土产香料等物，易其所无，回国资用”。安南贡使这段话，参见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编下册，页1949～1950，引《明英宗实录》，卷二七九。
外国要求的中国度量衡制度，包括铜尺、各式量器（斛、斗、升），及秤、天平、砝码等衡器，以及各式中国乐器，明朝诸帝通常也都允以颁授。朱元璋甚至邀请占城国派遣国人数人，来宫中学习演奏中国乐器。译注：见《明太祖实录》，卷六七，“洪武四年七月乙亥”条。然而，关于中国武器的任何交易，则均被禁止。这一部分的重要科技，中国要为自己保住。无疑地，中国的皇帝怕这些武器，有一天会被用来对抗自己，而中国却以其他正式的理由来解释。朱元璋即曾对占城解释说：由于他们现在正与安南人处于征战，朝廷不能供应武器给他们，因为如果提供武器的话，那就表示中国鼓励冲突，无助于和平。朱元璋拒绝送武器给占城国，参见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编下册，页1952，引《明太祖实录》，卷六七。
第四部分第十一章 苏丹的新娘（3）
16世纪末，当明朝已开始失去光芒，无法应付外国势力的到来时，郑和与宝船的远航变成了对往日美好时光的怀旧记忆。郑和本身逐渐从历史的形象，发展成为小说所崇拜的英雄。在中国对本身霸权不再具有信心的时刻，郑和成了总是打胜仗的良将的化身。
万历四十三年，有位佚名人士写了一出有关郑和的明代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