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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非沿海地区调查史瓦希里文化（Swahiliculture）时，我非常感激英国海岸考古学家JamesKirkman以及肯尼亚共和国夸莱（Kwale）的JamesdeVereAllen，这两位学者已在近年过世，实为史瓦希里研究的极大损失。至于在英国东非研究所（BritishInstituteofEastAfrica）曾经提供很多学者多方面帮助的JohnSutton，我要感谢他提供无法计量的帮助以及友谊。同时我在他们进行挖掘的特（Pate）岛遗址那段充满惊奇的日子中，我要感谢曾经在耶稣堡博物馆（FortJesusMuseum）服务的RichardWilding以及圣劳伦斯大学（St．LawrenceUniversity）的HowardBrown，还有在牛津的MarkHorton。关于瓦尚嘎族（Washanga）的考察，若没AhmedSheikhNabany的协助，绝对不可能完成。希望将来我们可以共同研究，证实这些民族与中国的关联性。1990年春天及初夏，我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HopkinsUnivesrity）—南京大学中美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时在中国正值紧张时刻，许多文化交流的计划都被取消。这个计划可以逃过一劫，主要归功于那时负责人WilliamSpeidel与RichardGaulton的努力，我也要对他们两人所给予我个人以及这个范围广泛的计划全力支持表示感激。
在南京，我要特别感谢市立博物馆的考古学家罗宗真、王引以及郑和研究会的孔令仁。这个研究会已成为全中国郑和研究的中心，我的研究也引用他们出版的论文。在我停留在南京期间，郑和养子（侄子）的19世及20世孙郑自强、郑勉之及郑自海，感谢他们与我分享家谱资料，并且给我热情的接待与鼓励。谨以此书献给他们以及在南京和昆明所有的郑和子孙，希望他们祖先的成就能够让西方人更为熟悉。
我要感谢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周绍泉、王毓铨、商传有关明代史的长时间交谈。我也转译并引述了商传新近对于官方正史首次综合整理的大作中关于永乐皇帝的部分。我也要感谢杨伯达、徐乃湘、单国强及于倬云在紫禁城的协助，魏雨青在十三陵的帮忙，以及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孔祥星、李泽奉及刘如仲于当时极为艰困的情势下给予我的热忱接待。
我也衷心地感谢在泉州时，海交史博物馆馆长李国清于了解福建帆船及其建造过程上的协助
，并感谢其夫人为我翻译。这个博物馆所收藏在泉州港发掘出来的元代帆船，是一个难得的发现。我也感谢白奇村的郭翔鹏，福建省伊斯兰教协会的阿卜杜拉·黄秋润，厦门大学的韩振华，福建师范学院的徐恭生。在我旅居中国时，我与毛凯琳（KarinMalmstrom）在一起考察。她的魅力、幽默以及精通的北京话，使我在她的引导下总是能够找到所要找的人，她的耐心对于我的研究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也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停留数周。在此要向张彬村所提供对海外散居华人的深入观察致上我的谢意；我也要感谢提供蒙古资料的张骏逸以及周功鑫，感谢他协助取得在“国立”故宫博物院所有相关的图版。我也衷心感谢任教于台湾沿海北港镇的英文老师PalBjerkmann；以及其博学的友人林永村、王桂阳、蔡维斌。此书大部分在华盛顿特区进行研究与撰写。由于在国会图书馆（LibraryofCongress）拥有研究上的便利，能够获得大部分的明代刻本与我需要的其他资料。图书馆在所有的部门收藏资料的广度与深度，令我赞叹不已；能在那里研究，深深地感到受到特惠。这要感谢BruceMartin与VictoriaHill的支持。在整个数年的研究过程中，我受惠于亚洲部门的RobertDunn、DavidHsu与WangChi，承蒙他们耐心的协助及鼓励，受益良多。我也要感谢西藏专家SusanMeinheit，阿拉伯部门的GeorgeD．Selim及ChristopherMurphy，日本部门的YoshikoYoshimura，以及JamesArmstrong与EllisGeneSmit两位图书馆馆员，他们在非洲及印度尼西亚的资料上，给予相当多的帮助。至于中国白话文及文言文资料上的翻译，这份长期而艰难的工作，我主要仰赖朱鸿林、凯氏（JamesGeiss）、ScottPierce、吴伟平及左焕琦。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University）的中国语言学家吴伟平或左焕琦，和我共同工作了两年，完成更进一步的部分，每次花费好几小时在图书馆校订、誊录他们松散的口译。如果没有郑鹤声及郑一钧所编有关郑和的大部头资料集——《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1980至1998年间出版）——这个工作将更加困难。这对父子是献身于郑和的学者，总共花了10年的时间搜集明代的文献，才编成这套4000页的资料集。我确定这套书将是未来几年中，对研究明史的学者有相当帮助的一座宝库。另外一方面，在我整个研究的过程中，与山东省青岛的郑一钧持续地通信，使我获益良多，感谢他对于我提出的问题告知相关的知识。
我决定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及许多国际机构的官方罗马拼音系统（编按：即汉语拼音系统）转译中国文字，这个系统已渐取代先前的韦氏拼音系统（WadeGilessystem）。因而Nanking（南京）、ChengHo（郑和）及Yangtze（扬子），变为Nanjing、ZhengHe及Yangzi。Confucius（孔子）及Mencius（孟子）则未加以改变，因为这两个名字的拼法已众所皆知。
在这个计划的最后六个月之中，我曾经和凯氏一起工作。他是明史学者，而且即将出版有关中国经典的著作。凯氏博士与他的同事朱鸿林博士，检阅大量以前的相关研究，并且翻译此书所引用的官方碑文及律诗。他们本身都是诗人，借由他们的努力，永乐皇帝和道士们才能跨越时空和我们交谈。另一方面，对于我留下来而且经常无法回答的问题，凯氏博士提供了解答，不但调整了一位新闻工作者的判断，也毫无保留地为这本著作增添完整性。感谢KausalyaHart、DavidKeightley、FrederickMote、HerbertPhillips及JohnWills教授，对我的文稿提供在刻本上的评语。无论有任何的错误及遗漏，责任都在我。
感谢Simon＆Schusteru出版公司以及我的编辑——AllanMayer、AliceMayhew、MarieAranaWard、RebeccaSaletan——忠实而大方地支持我以及这个冒险的计划。我特别要感谢DeniseRoy与JaySchweitzer检视本书从草稿到出版成书的整个过程。感谢我的代理人CarolMann，她对于我在研究意念上的信心，是我第一年的研究中惟一的支持；同时要感谢AmandaVaillStewart所给予的批判性指导。艺术家KinukoCraft与JanAdkins完成了一项非常特殊的工作，他们创造了永乐皇帝及宝船舰队的意象而呈现在这里。
对于本书的中文版，我要感谢远流出版公司版权部主任王佳慧及“实用历史丛书”主编游奇惠、编辑陈穗铮；并感谢邱仲麟的翻译及附加译注和解说。国会图书馆的ThomasTsai协助我校阅整部译稿，也要在此致上诚挚的谢意。
最后我要感激我的家人与朋友——PeterG．Levathes和ChristineLevathes夫妇、PeterC．Levathes及MaryKirby夫妇、JanetAdamsNash、MichaelLovenduskyBryanHodgson及MarkPerkins——当我的账户透支时，在大半个世界之外，提供紧急的援助，及时预借现金并且表示关怀。他们不但是我的誊稿编辑（copyeditors）和知己，同时也是暴风雨中的救生圈。因此，这本书也是他们的作品。
后记译后记
去年5月底，自金门退伍回来，本想会有一个“偷闲”的夏天；7月底，在宜兰老家稍事居停，接到好友林皎宏来电话，说徐泓师要我翻译LouiseLevathes（李露晔）女士的《当中国称霸海上》（WhenChinaRuledtheSeas），当时未多考虑即答应了。8月后，晨昏颠倒，夜以继日，与这本书“搏斗”了数个月，直至现在想起，仍觉得有些大胆。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要特别感谢刘世安老师及好友高正帮我看了译稿的初稿，并斧正了不少的错误；另一方面，也要特别感谢徐泓师在极其忙碌的情况下，校阅了译稿。此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巫仁恕、台大历史学研究所博士候选人宋惠中二位友人，为代借相关书籍；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硕士班毕业的鲍家庆君、现就读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博士班的周维强君，以及甫就读台湾大学历史所硕士班的叶盛裕君，亦提供一些协助，于此一并志谢。另外，也要感谢父母、兄弟妹长期以来的支持，以及内子春燕在翻译过程中给予的鼓励。最后，还要特别感谢远流出版公司游奇惠、陈穗铮两位小姐在过程中的帮忙，尤其是后者为编辑此书付大心力，殊值感佩。
个人才疏学浅，译文必有误漏，尚祈学者、专家加以指正。
2000年10月20日于淡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