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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时候的帝王，富有而不骄纵，高贵而不傲慢。虞舜为领袖时，多么微小的好人好事也都要表彰，多么隐蔽的坏人坏事也都要揭露，他运用自然的法则来惩恶扬善，群臣心悦诚服而后让他们遵守各种制度。
综观五帝的治国之道，都能善用无为而治的法则，并在运用中使之体现为最高的和谐，天下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实惠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行为合乎道义却好像生来就有这种修养。这就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之仁德的具体表现。
如果说五帝是以德治国，那么三王（夏禹、商汤和周文王）的治国之道就是征服人心了，这道理可以用两个人的话来证明：
韩信曾经说：“项羽所过之处，杀人放火，恣意残害生灵，老百姓不顺从他，就用暴力劫持。这是以势压人，名义上是称霸天下，实际上丧失了人心。他的所谓‘强大’是很容易衰弱的。”
诸葛亮在劝说孙权联刘（备）抗曹（操）的时候说：“荆州虽然在名义上归顺了曹操，实际上是迫于大军压境，并非心悦诚服。现在将军（孙权）只要命令猛将与刘豫州（刘备）同心协力，合力破操，一定能胜利。”由此言之，人心不服，敌人的攻势很容易被打破，所以说，王者之道，降心服志也。出色的领导，往往是杰出的“心理学大师”。
制定方针策略以防衰败，为政清明，国防巩固，然而并不发生战乱，天下太平，君不疑臣，臣不疑君，国家稳定，人主安祥，群臣遵循仁义的规范，进退有序，那样也可以达到美好而无患的大治景象。
上古有过三代明王，开创大业，文采风貌虽然不同，但盛世的美名却是一样的。夏代推崇忠实，忠实过头了就产生粗野的流弊，最好的补救办法是崇敬；殷商时代，对忠的流弊进行了改革修正，推崇敬鬼神，讲尊卑，可是崇敬的流弊是迷信，最好的补救办法是文明教育；周代的统治者为了矫正殷商六百年的动荡不安，大力提倡文治，然而文治也有弊端，那就是人们会变得太虚伪，于是又反回来提倡忠君爱国。夏商周三代就这样因循反复，就像火大了用水救、救灭再生火一样，绕了一个历史的大圈。因时制宜，救弊补偏，这就是三王的治国之术。
霸主的治国之术是以权势来驾驶，以信誉来团结，以赏罚来使用人才。不讲信用，人才就会疏远；赏罚制度毁坏，人才就会离去。
《左传》中记载：公元前633年，楚成王军队包围了宋国的都城。宋成公派使者去晋国告急。晋文公召集群臣商量。晋国的名将先轸说：“报恩、救难、立威、称霸，就看这一次了。”晋文公的舅父狐偃（字子犯）说：“楚国刚刚得到曹国，最近又从卫国娶妻。现在如举兵进攻曹、卫，楚必分兵援救，那么齐、宋就可以解围了。”
于是，晋国在被庐这个地方举行大规模阅兵，按大国编制组建三军。经过商量，任命大夫郤縠为元帅，统帅中军。
晋文公一回国就致力于训练民众。次年，文公想使用他们，子犯说：“晋国战乱多年，人民还不知道什么是义，还没有安居乐业。”于是，晋文公加强外交活动，护送周襄王回国复位。回国后他又积极为人民谋利益，人民开始逐渐关心生产，安于生计。
不久，文公又想用兵，子犯又说：“民众还不知道什么是信，而且还没有向他们宣传信的作用。”于是晋文公又征伐了一个叫做“原”的小国，约定三天内攻不下来就撤兵。三日后，晋文公真的信守诺言，退兵三十里，向国内外证明他的诚实和信用。在这一系列行动的影响下，晋国的商人做生意不求暴利，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全国形成了普遍讲信誉的好风气。
于是，晋文公说：“现在总可以了吧？”子犯说：“人民还不知贵贱尊卑之礼，没有恭敬之心。”于是，文公用大规模的阅兵来表现礼仪之威严，设置执法官来管理官员。这样一来，人民开始习惯于服从命令，不再有疑虑。直到这时，晋文公才开始使用他们。城濮一战，迫使楚国撤兵谷邑，解了宋国之围，晋文公一战而称霸诸侯，这都是晋文公听从子犯的教导，善于用仁德教化的结果。这是五霸之主以仁德治国的一面。
所以说，治国的根本问题是怎样用刑法与仁德，正确的方针是二者都不偏废，相辅相成。天以阴阳二气构成一年四季，人以刑德二法构成治国之道，即便是圣人执政，也不可偏用其一。以这样的观点来看，运用仁德较多，刑法较少的是五帝，刑德并重的是三王，刑法较多、仁德较少的是五霸，而只用刑法暴力统治，从而导致国家二世而亡的，就是秦了。
按照这个标准，古代治理国家，其政制可分为三类，一是王者之政，靠的是人文教育；一是霸者之政，靠的是刑法的威力；再一个就是强权政治，靠的是暴力酷刑。总之，统治的规律是教育不起作用就用刑法强迫，刑法不起作用就用暴力镇压，暴力也不起作用就屠杀。到了最后这一步，就不为王者所赞同了。
所以，唐太宗时的名臣虞世南说：“从前秦始皇弃仁义而用暴力，虽然可以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然而坐天下就不行了。这就是运用刑法治国的弊端。”
有人问他：“你所说的五霸之道我已听明白了，敢问汉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都是崛起于乡间，平定了天下战乱，开创了帝王大业。刘邦豁达大度，刘秀谨慎细心，各擅其美，龙飞凤翔，所以能收拾残局，保护人才，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然而就其济世之大德，帝王之天威而比较，谁优谁劣呢？”
昔日汉室初兴，刘邦因残暴的秦王朝而起事，诛灭项羽，一统天下，光宗耀祖，功勋可比汤武，伟业流传子孙。他是帝王中的元勋，人君中的盛主啊！然而他的名声、品行毕竟不那么真正合乎道德，所以死了以后，果然让凶恶的吕后肆无忌惮地干尽残酷暴虐的坏事。他的爱妃戚夫人被砍去四肢，挖目薰耳，喂上哑药，扔在厕所中，称为“人彘”；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刘如意也被幽禁，最后遭到毒杀。刘邦死后，他的亲生骨肉连连遭受屠杀，吕氏家族独揽朝纲，国家政权几乎被吕氏篡夺。上述种种，难道不是刘邦缺乏深谋远虑的结果吗？
然而，刘邦手下的猛将谋臣都是古今少有的奇才，只因为他能选任、重用他们，听其言，观其行，所以才会统一天下，登上帝王的宝座。
汉世祖光武帝刘秀（高祖九世孙）继承了皇室家族的仁善德性，禀承了忠贞温和的纯正性格，遵循外修风度内修精神的要则，兼有儒家的美德和才华。聪睿豁达、博学多识、仁义智慧、开明宽容、慎重周密、乐施爱人，这些都构成了他的品道修养。他所处的时代，多灾多难，无法无天，正值皇家气数已尽、世道艰难之际。在这样的时局下，他有如一声春雷，声势雄壮地举兵起事，组织武装力量来抗击强暴势力，发动起义部队扫荡残军败将。他的大军还没有从南京出发，王莽已经被洛阳的乱兵杀死。像刘秀这样的人，心存安邦定国的大志，在胜券稳操以后才发动群众，计划谋略确定以后才采取军事行动，所以他每次进军都没有攻克不了的堡垒，发动每次战役时他的军队都没有临阵脱逃的士兵。他用宽厚仁慈之心来团结群众，以超常的德行使远方的人才慕名而来。因此，窦融闻听他的名声就如影随形般地追随他，马援第一次见面就赞叹他的英明。像虞舜一样，他有使九代人亲密和睦的声誉；像羲皇一样，他有高尚纯朴的品质。他谦虚地听取下属的意见，有如周公一样不辞劳苦地留心各种事务，像计时的仪表一样勤快。所以论功劳，他的业绩非同导常；论崇高，他的事迹不同凡响；论道德，从他身上找不出可挑剔的瑕疵；论品行，也没有不光彩的地方。刘秀所拥有的势力并不大，文武辅臣也并不强，但是他最终做到了一统天下，创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让金石碑铭刻记他的光辉业绩，诗书文献记载他的伟大。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汉光武帝比汉高祖更伟大。
生活在东汉末年的史学家荀悦写道：“汉高祖刘邦出身于普通老百姓，持三尺剑而斩白蛇，历经百战，最后获取天下。他不是由舜尧那样的人禅让接位，也不是汤武所委任的那种高官，全凭自己奋斗，有如龙从云腾，虎挟风行，征乱伐暴，廓清天下，八年之间，海内平定，于是踏上了通天大道，登上了帝王宝座。自古以来，书籍所载，未曾有过。不是英雄豪杰，没有宽容圣明的谋略，非天命所授，神负扶助，哪能建立如此不朽的功勋？武王焚鱼敬受大命，高祖挥剑斩白蛇后，就有神女化作老妇，哭诉说赤帝杀了她的儿子，预兆天命的事物虽然不同，但其道理却是一样的。”《尚书》里也说：“上天的工作，要让人来代替完成。”《周易》里则说：“汤武革命，上顺天心，下合民意。”这里所讲的也正是这个道理。
三国时的孔融说：“周武王从夏朝的开创者后稷到他那个时代，历时十五代，却只出现过白鱼跃入舟中、赤鸟落在屋上的瑞祥。至于汉高祖，只因一人修积仁德，瑞兆就有四五起。他挥剑斩白蛇，蛇母为之哭泣；两入长安，天上五星相聚。周武王伐纣时，杀了纣王，悬头示众；高祖进入秦都长安时，却赦免了二世的儿子子婴，并放了他。所以说，周武王在宽容大度方面也不如高祖。”
唐太宗的名臣虞世南说：“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刘邦的功臣有三杰——张良、萧何、韩信；刘秀的辅佐是二十八将——邓禹、关汉等，但二十八将怎能比得上三杰？然而刘邦的功臣在其强盛之际几乎都被诛灭了，刘秀对他的功臣却都给予了优厚的待遇，使他们安享荣华富贵。在这一点上，刘秀很值得称颂，而对这两个人取长补短地进行比较，还是次要的事情。”
这样来讲，汉高祖战胜秦国和项羽，开创汉朝基业，家族的地位和国策的创建，一直传了十多代，虽然没有走上王者之道，作为霸者的功德，也够伟大了。建立了东汉政权的刘秀也是趁绿林、赤眉农民起义的混乱局面登上帝王宝座的。刘秀在年轻的时候志向平平，看不出有什么惊人之处。他喜欢务农，性情温和。他二十五岁时才去游历长安，听说阴家有个名叫“丽华”的女子长得很漂亮，看到卫戍司令出行时声势显赫，就感慨地吟哦道：“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由此看来，他年轻时志向不过如此而已。
当了皇帝后，刘秀还是那样温和宽厚。即位不久，他衣锦还乡，同族的婶子大娘议论说，他刘秀什么都好，就是太温和了些。刘秀听了哈哈大笑，说：“吾治天下亦以柔道行之。”他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他安抚战乱中流散的平民，废除擅杀奴仆不治罪的陈规，减刑轻税，精减政府机构和冗员，招纳、起用人才。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社会中，刘秀确实是一个开明、仁德的好皇帝。
刘秀在位三十余年，从不恣意放纵，豪华奢侈。他不喜欢饮酒，也不喜欢珍玩。在他临终的遗诏中，他还说：“我无益百姓。丧葬，一切都要像孝文皇帝（汉文帝）那样，务从约省。刺史、俸禄二千石的官吏，都不要离开城郭，也不要派官员来吊唁。”
刘秀常常表现出一种恢宏大度、平易谦和的雅量。刘秀的老同学严子陵自小有高名，刘秀对他很有好感。刘秀当了皇帝后，他隐名埋姓不愿相见。
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他，刘秀当天就亲自去看他，他躺在床上不起来，也不说话。刘秀就和他躺在一起，摸着他的肚皮说：“哎，子陵，你不能帮帮我的忙？”严子陵还是不答应，过了好久，才睁开眼睛说：“人各有志，何必强求？”刘秀跟他谈了好几天，请他出来做官，他执意不从，后来隐居富春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后，毛泽东请好友柳亚子出山，柳想效法严子陵。毛泽东为此赋诗：“莫道昆明湖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这里说到的“富春江”，就是典出于此。
刘秀对臣僚要求非常严格，对贪赃枉法行为决不宽容，甚至对皇亲国戚一般也能理智对待，严加约束。他的大姐湖阳公主的奴仆有一次大白天行凶杀人后，躲在公主家中，官吏无法捕捉。洛阳县令董宣听说公主要出门，驾车的正是那个奴仆，就在半道截住了公主的车子，当公主面将那个奴仆正法。公主立即回宫向刘秀告状，刘秀大怒，把董宣召来，要打死他。董宣说：“请让我说一句话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