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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狂潮对传统造成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的冲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艺及其价值的变迁应该是可以预料顺理成章的。冷静地想一下就会发现，几十年来我们的文学创作往往是从观念出发的。观念中认为作品应当写什么，应当怎么写，于是作家们就按图索骥。然后从既定的标准出发去鉴定高低文野，为作家们排定座次，甚至先验性地决定他们的作品的印数和发行。冰封雪覆中的长江大河也只有在涓涓的细流中蜿蜒。随着“轰然”作响的市场机制的出现，这一切几乎都不复存在，至少不成其为障碍。阻滞形成积蓄，积蓄许久的洪水形成泛滥的春潮，呼啸而过，分流而驰，去拥抱自己久违的情人。另一种判断文学价值的尺度应运而生了。有一则外国幽默故事说，副总统和流行歌手等人被困于一座孤岛上，很快就要陆沉。救生的小船在装了其他更重要的人物之后于他们二人之间只能选择一人救生。美国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流行歌手。理由是，流行歌曲是大家都需要的；副总统么，他死了大家再选一个替补的好了！至少在文艺界，我们的观点和故事中的选择越来越相似。“忠义堂”中早就排好的座次，如今越来越受到质疑且被颠覆。
二
从《凶犯》始让我明显地意识到作者在保持一贯的关注现实的风格基础上着意于当代流行小说叙事技巧。就这么一路走下来并且越来越坚定。
《凶犯》中设置的故事和人物到传递的思想，都让人感到作家开始为他的读者而创造，而不是忐忑不安地在回答一份不知评卷者是谁的考题。杀人凶手出现在任何艺术作品中都是引人亢奋的，更何况作者火上浇油般地浇灌了那么多的不可思议和意外。小说中的凶手是一个残疾人，他只有一条腿，他是一个前线归来的甲等一级残废军人，有着面对异族侵略者的光荣战史，这次倒在他枪口下的四条汉子却是村里的农民。他是在人人以为他马上就活不成了的情况下杀人行凶的。他仅有的一条腿已经被砸断了，肠子已经一堆堆地流了出来，胸前的刀伤有一尺多长，另外还挨了无数的棍棒、拳脚、砖石，从致命的伤口到更致命的侮辱，他已经半个多月没有好好地吃过一顿饭，喝过一碗清清洌洌的水，他从成百的群殴人群中挣扎出去，终于倒在了山村外的树丛里。没有人以为他还能活下去，打人的策划者已经在恐慌地思谋着该花多少钱，要坐几年牢才能开脱身上“殴伤误人致死”的罪名。他顽强地活下来了，这是个奇迹，他爬回山上的窝内用了三个多小时，又从山上的窝爬到伤害他的小山村中，用了九个多小时，五里路他匍匐挪移了十三个小时，准确地说他完成这一切路程时，只能像蛆虫般地蠕动，他成功了，这又是一个奇迹。他依靠一枝半个世纪前生产的老式步枪，几十秒钟连杀四人，两人当场死亡，一人送到医院后死亡，还有一人将成为终生的白痴和残废，他是爬到他们壁垒森严的院子里，喝骂他们“滚出来”，然后从容不迫地送上路的，而且没有浪费一粒子弹，他当时几乎瞎了。这是第三个奇迹。当我读着《凶犯》中主人公蠕动在崎岖山间那无比的煎熬时，我能够真切地感触到张平笔下的沉重，我思维的深处飘来杰克·伦敦的名篇《热爱生命》。杰克·伦敦的这个小说当然写得更精彩，然而美中不足的是那个人对生命的热爱是抽象的。医学、心理学甚至经验都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已经到了生命的极限仍然奇迹般地活着，唯一的解释是他对尘世还有所牵挂；“不能就此而去”！哪怕是《儒林外史》中那个爱财胜命的严监生也不例外。杰克·伦敦的主人公对生命的热爱没有依托，有一种超越时代、民族、阶级之上的普遍性的启示，缺少了人处于具体情状中的激发而生的超越本能的契机。《凶犯》更细腻、更直接，因而情感的震撼与冲击更具体。生活中发生的一切细细追究下来都是有因有果，因而生活中是没有奇迹的。文学可以有奇迹，文学可以只突出主要的事件，忽略或淡化一些因素，奇迹就创造出来了。
《凶犯》选择和强调了生活中的偶然因素和突发事件，夸张和渲染了对立双方矛盾走向的时间、空间和程度，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然后作者再用一连串意料之外的奇迹般的情节予以衬托和激化，自然使作品中的故事产生了引人卒读、震人心扉的强大力量。
一个残废的复转军人，用一把老枪杀害了四个农民的生命，转眼之间身份大变，成了令人憎恨、恐怖、唾弃的凶手。这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又是一个可供作者无限演绎的故事，许许多多的曲折、离奇、惊愕、创伤、眼泪、叹息或苦笑都可以装在里边，就看作者的经历才气和出版商的胃口。许多受传统濡染至今毫不动摇的作家对此不以为然，不足为训或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恰好说明他们不思进取、抱残守缺而胶柱鼓瑟。有的人宁愿把文学恢复成贵族的装饰，摆弄成圈子里的叭儿狗或者深闺中顾影自怜的铜镜，而不思忖着从这里起步铺设起引导读者的桥梁。
张平过去的小说过分着力于情感的积蓄，所以被有些人标之为“苦情小说”。情感这东西，如果不和宏大的背景、重大的事件、紧张急促的叙事相联系，是不会引起广泛的关注的。所以，张平的小说尽管一开始就起点很高，屡屡得奖却不为人知。《凶犯》是一个转变，有了一些大刀阔斧的气概。后来译成外文，被当作认识当代中国在负重中腾飞的一面镜子。尤其在东邻日本，2004年出版后迄今已再版七次，印数超过了十万册。小说被翻译，当然是因为代表了我国小说发展的一般水平，是因为“作品的力量所推动”（日文译者语）。小说描写的生活内容，无疑将成为译介国人了解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生存状态的窗口。今年《凶犯》被拍成电影《天狗》，又再次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强烈反应和意料之中的巨大成功，从大学生到专家，从报刊到网络均好评迭来。看重思想性的，认为是不可多得的瞩目现实的力作，留意艺术性的，把它和好莱坞的经典情节剧媲美。仔细琢磨，《凶犯》比《法撼汾西》、《天网》写得耐心，而似不如其流畅，在更为沉重的表述中，不知不觉中流露出对最初的留恋。是利是弊一下子难说，有一点我可以公开地说，从情节出发去构思和过去从情感出发去圆满，对张平来说无疑是一个进步，也是他摆脱有几年在纪实和技巧之间犹豫不决的标志之一吧。
三
《凶犯》没有在人物形象上有章可循或着力下功夫，换一句话说，在结构上是人随事走而不是事绕人转。其实这也是现代畅销小说的共同特征。这种小说的构思一般起点是矛盾或事件，然后从对立的双方来寻找形成和强化冲突的人物性格。处于开阔的中间地带的人物更具有随意性，经常处于道具的处境。一切围绕着冲突的发生、展开和高潮而设置，造成舒缓有致或紧张激烈。比如小说中孔家峁的群众一拥而上毒打李狗子的场面，如果只是狗子和孔门四条龙的对立，矛盾最终恐怕不会发展到枪杀人命的惨烈。
著名心理学家菲利浦·钦巴多在斯坦福做了一项“囚禁”实验。他和助手把他心理学班上的学生分为“看守”和“囚犯”，让他们在一座建筑物的底层经历一次为期两周的监禁。实验不久，发现“囚犯”开始辱骂“看守”，“看守”也以辱骂回敬，很快“看守”便用短棍殴打“囚犯”。假戏真演而且愈演愈烈，暴行越来越严重，使他又惊骇、又懊恼，不得不提前结束实验。罗洛·梅指出：“这些学生起初彼此并无特殊的仇恨……但他们具有破坏的能力，它无须很多煽惑就能变成现实中行动的恶。恶的可能性就在表面下潜伏着。”由此可见，孔家峁的乡民们，在孔家四条龙的任意驱使下，人性中丑陋野蛮的一面次第萌发展开，必然导致成一种无意识的机械行为。18世纪著名哲学家孟德斯鸠曾尖锐而刻薄地指出：群众是最难对付的，他们有时候千手齐下，搅得天翻地覆；有时候万足并举，反而慢若爬虫。“五四”以来，我们只是关注和肯定了群众运动的革命性一面，这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当然是对的，只是在建设年代仍然强调群众运动的轰轰烈烈，那肯定是失大于得，“文革”浩劫是惨痛不过的最大教训。群众运动的驱策权一旦被坏人所把握，那造成的破坏真是让人制止无力，欲哭无泪。《凶犯》第一次正面地描写到这种现象，反映了张平思考现实的历史深度。
李狗子蠕动辗转在山窝与孔家峁的十三个小时，身体的艰难反而加剧了内心的思考——这种思考的问号在他担任护林员的三个月中一直没有停止过。人人都想富起来，只是孔家四兄弟为什么不顾一切地选择了这种巧取豪夺的方式呢？用掠夺的方式，这种方式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要比他们自己实际的所得大得多。孔家峁的乡民们为什么如此的愚昧呢？他们充当孔家的奴才，受尽了剥削和欺凌，不思反抗，反而变本加厉地用野蛮来污辱外人，为虎作伥，在充当帮凶的同时使自己陷入了非人性的深渊。鲁迅先生20年代写过《药》，革命者的热血被华老栓拿去作药引子，触目惊心，发人深思，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种悲剧仍然在一幕幕地继续着，究竟是什么原因？李狗子的疑问也正是作者的思考。荣誉军人成了“凶犯”，也许是孔家峁的乡民们逼迫所致，但是这隐藏在巨大的惨剧之后的深层次的原因又是什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孔家峁的乡民不也一样是更加令人沉思令人扼腕的被害者？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的地痞恶霸，难道不是在人们自己的温顺和善良中促成并变得越来越强横？
《凶犯》、《法撼汾西》、《天网》到后来的《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等小说，与其说把关注点放在人物身上，不如说是放在小说揭示的社会问题上，人物可能是虚构的，揭示的社会问题是货真价实的。由此我们发现这类小说的一个鲜明特征：其情节中心点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让人绝望的社会问题，依靠自己、依靠政府和法律，甚至依靠上帝都无能为力。其二是非逻辑性的偶然因素而出现的人物，在社会问题的某一局部上采用极端手段干净利索地解决。李狗子自觉地心甘情愿地走向“杀人凶犯”，正是这类小说的典型构思标本。此类小说对社会发展过程中蕴涵弊病极富洞察力的描写，反映了张平的思想深度，非逻辑性的冲突结果，反映了张平作为艺术家的理想主义天性。
写得太实是由于现实感太强烈，这是从《凶犯》到其他一些小说比港台和西方畅销书厚重而让人称道之处，所以内地这种书总比海外的来得厚实，多了一层娱乐以外的东西。尤其张平的小说，没有多少读者为了消遣才去阅读。更多的人是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才去关注张平。太实的书又有想象不足的弱点，讲究“无一字无来处”的传统束缚了作家的才气和幻想，因而人们读流行小说时企望消闲的渴望总得不到满足，有时还莫名其妙地平添几许沉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建议内地文艺圈子中的人士向港台电视剧的编导们学习，学习他们那种无法无天、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和无拘束，文学的翅膀才能飞得更高。但想象并不意味着逃避，无拘无束也不意味着脱离根性，否则，文学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在这一点上，张平则让我们感到欣慰，感到振奋，也让我们看到了现实主义回归和新时期文学的希望所在。
四
小说中引用了一段戏曲唱词，我把它转引过来：
恨不得摘了他斗来大印一颗……
把麻绳背捆在将军柱，
把铁钳拔出他斑斓舌，
把锥子挑出他贼眼珠，
把尖刀细剐他浑身肉，
把铜锤敲残他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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