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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种特殊的魅力。这一点甚至也体现在裸体的奴仆身上。”（劳伦斯）浸润其中，你心里会产生一种幸福感、温暖感、安祥感、欢喜感。
伊特鲁里亚人壁画的艺术美建立在其和谐、亮丽的色彩上。他们的壁画喜欢画在淡绿、淡蓝和鹅黄等优雅、细致的底色上，整体有种暖融融的温馨感；画中的许多小树枝、小花枝用的都是经过暖色柔化的淡蓝淡绿色，不像不少早期民族的绘画，总是直接用俗艳的浓绿浓蓝色；男性人物多为棕色肤色，总是配以白色的马或白色而柔软飘逸、带有精致花边的披风；女性人物多为白色肤色，总是配以宝蓝镶边的淡黄色或其他浅色衣服，或缀以优雅小花、深红色镶边的衣裙，发带和小帽子都会与衣服的镶边色一致；跳舞的女郎总喜欢给穿上红色的靴子；带白色翅膀的淡蓝色马会有赭红色描的轮廓线，有时黑色的马会有红色或白色的马鬃马蹄，红色的马会有蓝色的马鬃和马蹄，加上全裸的红棕色男子意气风发地坐在上面，画面非常漂亮。壁画的上部和底边往往缀以漂亮的色带和形状优雅的小花、小星图案构成的色圈，这使整个画面更显得色彩亮丽。
线条的轻松流畅是他们的壁画、陶器造型的另一大特色。画中或坐或在大步走、或跳着舞或在摔跤的人物的轮廓线都十分流畅，有一种自然流动感，看上去没有一丝刻意或过于精细的成分，与人物奔放的动作十分协调；人物的手指动作、脚步往往很夸张、幅度很大，但流畅的线条使这些动作显得很自然、很有活力；许多正面墙上的三角部分画的斑豹、母狮、山羊和鹿等形象，由于线条的自然流畅，总是显得非常灵巧、生机勃发、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力；而伊特鲁里亚人的那些陶瓶和碟子，特别是“许多‘巴契罗’黑陶器，会使你觉得，那是些带着完美的柔和线条和活泼泼生命力的、为反叛习俗而开放的黑色花朵，或以令人愉快的流畅、大胆的线条所画的红黑相间的花朵，它们完全像遗世独存的奇葩在怒放”（劳伦斯）几乎是从伊特鲁里亚人艺术品的流畅线条上，劳伦斯感觉到了一种“非常接近普通性的自然感，然而它通常没有沦为普通性，而获得了一种如此自由流畅、如此大胆、如此清新的纯自然本性……一种奇怪的带有自发性的、从未被标准化限制住的东西。”
伊特鲁里亚人的壁画喜欢表现人或动物的动态，活性的东西。坐在沙发上的宴饮男女，总是举着大酒盏或鸡蛋或做着奇怪的手势，像在表达着什么愉快的重要的内容；跳舞的人踮着脚、侧着头，让人感觉他们浑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跳舞；走路的让你感觉他们正迈着大步在迎你走来；斑豹和狮子、山羊和小鹿在猛扑或张惶惨叫；连人穿的衣服、马的尾巴都是飘舞着的、飞闪着的；飞过天空的鸟常常是张惶失措的，而宴席一旁的鸡或兔则总是安闲自在的；拿着酒罐的小男仆弯着头像在倾听酒罐内还有没有酒，又似像在说：“我该再去取点酒来。”
所以当劳伦斯看到“男爵之墓”中一幅描绘马和人黑色侧影画时，会产生奇异的感觉：“那些古代的马匹似乎完全满足于它们作为马的身份，似乎比罗沙•；蓬荷，甚至是威拉斯奎斯所画的马在灵魂上更像马……一个人看着（伊特鲁里亚画中的）马时，他看到的会是什么？那永远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会是什么东西？人所看到的会与用相机拍的快照不一样，也与电影摄像机摄下的连续瞬间快像不一样，而是一种伴随着起伏的好奇情绪的视觉印象，其中掺和了涌动起伏的想象……相机既不能感觉马的体温及其特殊的体形，也不能嗅到马的气味、感觉马性，也不能听到马嘶。而我们的眼睛则带着我们所有的有关马的感官体验，更不用说带着我们对其狂怒的恐惧、对其力量的崇敬感了。”
在有关伊特鲁里亚地区的游记中，劳伦斯始终在为伊特鲁里亚艺术的这种美而赞叹：“伊特鲁里亚人的绘画中有种让人难忘的东西，那些向外拖着长长舌头的斑豹，那些腾飞的海怪，那些张惶失措、腰部颈部被咬住的梅花鹿，都闯入了你的想象世界而不会再消失了……靠在宴会沙发上的满脸胡子的男子，他们是怎样举着那枚神秘的鸡蛋的啊！还有带着锥形螺髻的妇人，她们又是如何热切地前倾着身子、脸上带着我们不再理解的关切的！裸体的男仆们欢快地弯身去取酒瓶……他们的四肢的曲线显露了生命的纯真欢乐，这种欢乐至今仍深藏于那些舞蹈者们的肢体之中、于张开的大而长的手掌之中。这种舞蹈源于心灵深处，犹如大海涌动的水流，犹如某种强有力的、独特的、流过他们全身的生命之流，与今天我们虚浅的生命之流大不一样，似乎他们是从更深的地方吸取到生命能源的，我们在那里却遭到了排斥。”
劳伦斯认为伊特鲁里亚壁画的这种动感美，是一种伊特鲁里亚人特有的、代表他们的精神的、属于古代人注重内在性而不是表象性意识的东西，是一种真正有魅力的东西。所以他觉得伊特鲁里亚被罗马占领很久后的一个墓，“泰丰墓”，其中的雕刻虽注重光和影，“但它们已突然失去伊特鲁里亚式的魅力。它们仍有些伊特鲁里亚式的自由流畅，但总体来说已属于希腊罗马风格……它们已失去全部的动感，形象呆在那里没有任何流动的生命活力，没有丝毫动人之处。”
在总结伊特鲁里亚艺术时，劳伦斯精辟地指出了两条线索：一条是伊特鲁里亚艺术的“纯自然性，或者说是其肉体性或活性质地……在其特有的肉体自由和生机勃勃和自发性中所包含的主导情感。”另一条是其象征性，“象征物在那儿有更理想的呈现”――“它们是认识伊特鲁里亚人的两条线索，它们贯穿其生活的始终，贯穿伊特鲁里亚人从东方人、里底亚人，或赫梯人或无论可能的什么人种中脱颖而出的那一刻起，直到他们被罗马人和希腊人消灭的最后一天为止的整个过程。”
后记文字作品为什么会消失
关于伊特鲁里亚人的历史和生活至今仍留有许多谜团，由于没有文字记录，这些谜团很难找到答案。奇怪的是伊特鲁里亚文化并非和许多史前文明一样，是由于没有文字而不被人理解，伊特鲁里亚人有自己的文字，在他们的坟墓中的墙上（如在色维特里的塔奎因家族墓室中的神龛上、在兰诺斯岛发现的墓墙石刻上）、在一些石碑（如在公元前650年的马西利亚那石碑上）和金属薄片上（如在发现于迈格利埃诺的铅制薄片上），人们能见到他们留下的零星文字。据考古学家研究，他们的文字是已经有相当成熟度的字母文字，可能是受希腊文字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文字；也可能是受当时伊特鲁里亚人接触很多的腓尼基人文字的影响而形成的文字，因为是腓尼基人最早发明了字母文字，希腊文字也是受腓尼基人文字影响而形成的。罗马文字显然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伊特鲁里亚文字，因为罗马文字有些地方用字母、词序的方式等同于伊特鲁里亚文字，而与希腊文字不同，可惜的是至今发现的伊特鲁里亚文字作品只是零星的片言只语式的东西，并且还没有人能破译伊特鲁里亚文字的意思。
关于是否存在过伊特鲁里亚文字作品，早期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有肯定的零星记述，近现代的学者们更倾向于认为伊特鲁里亚人曾创造过辉煌的文字作品，曾留下了相当数量的文学作品和历史、宗教记录，他们的依据是：尽管是零星发现，但伊特鲁里亚文字与早期的埃及象形文字、刻于泥版上的苏美尔和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及中国的早期象形文字相比，已经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这种成熟肯定是与相当发达的文字记录和文字作品创作相关联的；其次是在罗马共和时期后期和罗马帝国早期，罗马的贵族们曾纷纷把自己的男孩送到伊特鲁里亚人开办的学校学习礼仪、宗教和文化，并以此为时髦和有教养，伊特鲁里亚人的学校如此兴盛、如此著名，没有文字和文字读物作基础是根本不可能的；再一点是罗马帝国后期的皇帝克劳底斯曾写过20卷之多的有关伊特鲁里亚人历史的巨著，显然当时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留存下来的伊特鲁里亚历史著作供他参考，他是不可能写下这样的巨著的。
那么，曾经有过多少伊特鲁里亚文字作品？他们的作品又有什么样的特性呢？他们是像古希腊人那样为记录历史和文学创作而书写，还是像腓尼基人或古代苏美尔人或巴比伦人那样，主要为贸易、立法作记录，或像古埃及人那样只为宗教、政治目的而书写？
可悲的是伊特鲁里亚人留下的文字作品奇怪地消失了，而且消失得十分彻底，这确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团。对此，相当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伊特鲁里亚文字作品曾遭受过一次大规模的焚毁，是一次有意的、系统性的、灭绝性的焚毁。
学者认为，公元4世纪基督教的兴起和它的排他性行为，可能是造成伊特鲁里亚文字作品被毁的主要原因。当时的西方普遍认为伊特鲁里亚人的宗教信仰和习俗是邪恶的、是一种害人的迷信，公元300年时有一个基督教辩护士阿诺比亚斯就曾这样记录伊特鲁里亚人：“伊特鲁里亚是所有迷信的发源地和孕母。”
公元379年至395年在位的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曾颁布过一道法令，要求消灭一切偶像崇拜或邪恶的古老宗教信仰，于是在公元394年至408年的西罗马帝国时期，一位叫弗莱维斯斯蒂利贡的罗马总督曾动手烧毁了大量的“异教徒著作”，其中包括保存于罗马阿波罗神庙的大量古代文字记录作品和文学著作。这是有文字记录的一次文化惨剧、浩劫，很可能，伊特鲁里亚人创造的所有文字作品也遭遇了此次劫难，因为伊特鲁里亚的东西在他们的文明领先于罗马人时，对罗马人的影响太大了，强悍的罗马人在成为叱咤风云的霸主时，是不会容忍自己是被征服民族的文化的承继者这样一种地位的；另外，伊特鲁里亚人的宗教是属于某种史前信仰体系的东西，他们的意识是一种建立在感悟和对宇宙力量的潜意识把握基础上的意识，这在基督教盛行的时代，在一个崇尚绝对理性意识而不是潜意识、崇尚强意志力的时代，在一个“一种意识很容易彻底扫荡另一种意识”的强者为王、谁为王谁就有话语霸权的时代，会被认为是很落伍、很古怪、甚至是极其邪恶的东西，显然会被彻底铲除的。
伊特鲁里亚文明的兴旺时期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其时正是中国的春秋时期、古埃及的最后阶段――后王朝时期、美索不达米亚的亚述帝国时期和其后的新巴比伦王国时期，当时中国文字是书写在青铜器和竹木简上的，埃及的文字除了石刻，还书写在纸莎草上，亚述和新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刻在泥版上，希腊和腓尼基文字主要也是写在泥版上和牛羊皮上，伊特鲁里亚文字的承载工具是什么？学者们分析当时的伊特鲁里亚文字，可能和其后的罗马早期文字一样是书写于蜡板上的，流传下来的罗马文学作品都是公元前200年以后的作品，这之前几乎没有什么罗马作品留存，原因可能就是因为罗马文字是书写在蜡板上的。由于罗马文字和罗马的文化教育与伊特鲁里亚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很可能早于罗马时代的伊特鲁里亚文字，也是书写在不易长久保持的蜡板之类的材料上的。其时纸草已经开始出现，但由于得进口，所以价格肯定非常昂贵，不会广泛被使用；考古上也发现过此时曾有过碳化纸莎草卷，但至今发现的仅限于埃及和拜占庭留存下来的，而且大多已成碎片。
罗马后期纸草已被牛皮纸和羊皮纸代替，由于牛羊皮纸上的字可被擦除后再写，来源也容易解决，皮纸很快便开始被广泛使用。到了欧洲的中世纪时期，修道院的僧侣开始把大量书写于牛羊皮纸上的他们认可的早期宗教著作抄写在纸上装订成书，同时也抄录了不少古代流传下来的宗教的或世俗的文学作品，古希腊文、拉丁文的文学著作就是这样得到了大量的保留。
由于许多古代文字作品是通过宗教僧侣的转抄流传下来的，被认为是异教徒作品的东西便不容易有幸存的机会，伊特鲁里亚文字作品的彻底消隐也就不可避免了。在欧洲中世纪时期，图书和智慧类东西一直是被当成须禁止的、不能大范围印制出版的、不能向一般公众公开的、只能限于少数统治阶级和僧侣阶层阅读享用的东西，当时牛津出版社就是一家只为教堂编印图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