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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劼人
前记
《死水微澜》写成于一九三五年七月。从今天算上去，已二十年了。
我出生于一八九一年。当一九一一年，我尚是一个旧制中学未毕业的学生时，曾参加过四川保路同志会运动；一九一五年八月到一九一九年七月，又曾在成都当过报馆主笔和编辑；与社会接触面较宽，对于当前社会生活以及它的激动和变革，不免有些研究、观察，甚至预测它未来的动向。虽然后来转业教书、办工厂，但对社会的认识，多少有了一点基础，尽管这基础还很薄弱。
因此，从一九二五年起，一面教书，一面仍旧写一些短篇小说时，便起了一个念头，打算把几十年来所生活过，所切感过，所体验过，在我看来意义非常重大，当得起历史转捩点的这一段社会现象，用几部有联续性的长篇小说，一段落一段落地把它反映出来。
直到一九三五年，决意离开重庆一家私营修船厂，回住成都之前，把这计划写信告知当时在上海中华书局编译所负责任的舒新城先生，问他能不能接收出版给稿费。他回信说，可以。我才专力从事于写作。
我那时的计划，是以一九一一年即辛亥年的革命为中点，此之前分为三小段，此之后也分为三小段。预先布局出的，是此前的三小段，同时把名字也拟定了，即《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
《死水微澜》的时代为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年，即甲午年中国和日本第一次战争后，到辛丑条约订定时的这一段时间。内容以成都城外一个小乡镇为主要背景，具体写出那时内地社会上两种恶势力（教民与袍哥）的相激相荡。这两种恶势力的消长，又系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帝国主义侵略的手段是那样厉害。
《暴风雨前》的时代为一九○一年到一九○九年，即辛丑条约订定，民智渐开，改良主义的维 新运动已在内地勃兴，到已酉年，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再容忍腐败官僚压制的这一段时间。背景是成都。主要内容是写一个半官半绅家庭和几个当时所谓志士的形成和变化。（其中，一九○七年，即丁未年，成都逮捕革命党人，是真事。虽然有案可据，但也加了工，艺术化了的。）
《大波》是专写一九一一年，即辛亥年，四川争路事件。这是晚近中国史上一个规模相当大的民众运动，因它而引起了武昌起义，各省独立，结束了清朝二百六十七年（一六四四年顺治元年甲申至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辛亥）专制统治。但这运动的构成，是非常复杂的，就是当时参加这运动的人，也往往蔽于它那光怪陆离的外貌，而不容易说明它的本质。我有意要把这一个运动分析综合，形象化地具体写出。但在三部小说中，偏以《大波》写的顶糟。预定分四册写完，恰第四册才开始，而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对日抗战的大事发生，第四册便中断了。从此，在思想上也背上了一个包袱，十几年来，随时在想，如何能有一个机会将《大波》重新写过，以赎前愆。
一九五四年五月，作家出版社给了我这个机会，叫我把《大波》大大修改一下重印。我考虑之后，仍然主张《大波》必须重写，而且要另起炉灶地重写。又考虑到这三部小说是有联续性的，重写《大波》，还应该把前两部中的典型人物统一下来，贯串下来，表现方面就更宽一些，也更具体些。才又建议作家出版社，还是先从《死水微澜》《暴风雨前》依次重印的好。及得允诺，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起，才着手修改。
《死水微澜》修改得少一些；《暴风雨前》更动较大，抽去几章，补写几章，加外修改的也有四分之一；《大波》哩，或者今年八月以后可以开笔。
至于一九一一年以后，更有意义的几个段落，当然也想写出。但现在说来似乎早了点，且等《大波》写完后再作计划好了。
李劼人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二日于成都菱窠
2死水微澜 第一部份：序幕
一
至今快四十年了，这幅画景，犹然清清楚楚的摆在脑际：
天色甫明，隔墙灵官庙刚打了晓钟，这不是正好早眠的时节？偏偏非赶快起来不可，不然的话，一家人便要向你做戏了；等不及洗脸，又非开着小跑赶到学堂——当年叫作学堂，现在叫作私塾。——去抢头学不可，不然的话，心里不舒服，也得不到老师的夸奖。睡眠如此不够的一个小学生，既噪山雀儿般放开喉咙喊了一早晨生书，还包得定十早晨，必有八早晨，为了生书上得太多，背不得，脑壳上挨几界方，眼皮着纠得生疼，到放早学回家，吃了早饭再上学时，胃上已待休息，更被春天的暖气一烘，对着叠了尺把厚的熟书，安得不眉沉眼重，万分支持不住，硬想伏在书案上，睡一个饱？可是那顶讨厌，顶讨厌，专门打人的老师，他却一点不感疲倦，撑起一副极难看的黄铜边近视眼镜，半蹲半坐在一张绝大绝笨重的旧书案前，拿着一条尺把长的木界方，不住的在案头上敲；敲出一片比野猫叫还骇人的响声，骇得你们硬不敢睡。
还每天如此，这时必有一般载油、载米、载猪到杀房去的二把手独轮小车，——我们至今称之为鸡公车，或者应该写作机工车，又不免太文雅了点——从四乡推进城来，沉重的车轮碾在红砂石板上，车的轴承被压得放出一派很和谐，很悦耳的“咿咿呀呀！咿呀！咿呀！”
咿呀？只管是单调的嘶喊，但在这时候简直变成了富有强烈性的催眠曲！老师的可憎面孔，似乎离开了眼睛，渐远渐远，远到仿佛黄昏时候的人影；界尺声也似乎离开了耳朵，渐细渐细，细到仿佛初夏的蚊子声音，还一直要推演到看不见听不见的境界。假使不是被同桌坐的年纪较大的同学悄悄推醒，那必得要等老师御驾亲征，拿界方来敲醒的了。
虽只是一顷时的打盹，毕竟算过了瘾。夫然后眼睛才能大大睁开，喊熟书的声音才能又高又快，虽是口里高喊着“天地元黄”，“粗陈四字”，说老实话，眼里所看的，并不是千字文、龙文鞭影，而清清楚楚的是一片黄金色的油菜花，碧油油的麦苗，以及一湾流水，环绕着乔木森森，院墙之内，有好些瓦屋的坟园。
至今还难以解释，那片距城约莫二十来里的坟园，对于我这个生长都市的小孩子，何以会有那么大的诱惑！回忆当年，真个无时无刻不在想它，好象恋人的相思，尤其当春天来时。
在私塾读书，照规矩，从清早一直到打二更，是不许休息的，除了早午两餐，不得不放两次学，以及没法禁止的大小便外；一年到头，也无所谓假期，除了端阳、中秋，各放学三天，过年放半个月，家里有什么婚丧祝寿大事，不得不耽搁相当时日外。倘要休息，只好害病。害病岂非苦事？不，至少在书不溜熟而非背通本不可之时。但是病也是不容易的，你只管祷告它来惠顾你，而它却不见得肯来。这只好装病了，装头痛，装肚子痛，暂时诚可以免读书之苦，不过却要装着苦相，躺在床上，有时还须吃点不好吃的苦水，还是不好！算来，惟有清明节最好了，每年此际，不但有三天不读书，而且还要跑到乡下坟园去过两夜。这日子真好！真比过年过节，光是穿新衣服，吃好东西，放泼的玩，放泼的闹，还快活！快活到何种程度！仍旧说不出。
只记得同妈妈坐在一乘二人抬的，专为下乡，从轿铺里雇来的鸭篷轿里，刚一走出那道又厚又高的城门洞，虽然还要走几条和城里差不多同样的街，才能逐渐看见两畔的铺面越来越低、越小、越陋，也才能看见铺面渐稀，露出一块一块的田土，露出尘埃甚厚的大路，露出田野中间一丛丛农庄上的林木，然而鼻端接触到那种迥然不同的气息，已令我这个一年只有几度出城，而又富有乡野趣味的孩子，恍惚起来。
啊！天那么大！地那么宽，平！油菜花那么黄，香！小麦那么青！清澈见底的沟水，那么流！流得蝈蝈的响，并且那么多的竹树！辽远的天边，横抹着一片山影，真有趣！
二
这一年，坟园里发现了奇事。
自从记得清楚那年起，每同爹爹、妈妈、大姐、二姐到坟园来时，在门口迎接我们的，老是住在旁边院子里的一对老夫妇。看起来，他两个似乎比外公、外婆还老些，却是很和蔼，对人总是笑嘻嘻的一点不讨厌，并且不象别的乡下人脏。老头子顶爱抱着我去看牛看羊，一路逗着我玩，教我认树木认野花的名字，我觉得他除了叶子烟的臭气外，并没有不干净的地方。老太婆也干净利爽，凡她拿来的东西，大姐从没有嫌厌过，还肯到她院子里去坐谈，比起对待大舅母还好些。
这一年偏怪！我们的轿子到大门口时，迎着我们走到门口的，不是往年的那对老人，而是一个野娃娃——当时，凡不是常同着我们一块玩耍的孩子，照例给他个特殊名称：野娃娃。——同着一个高高的瘦瘦的打扮得整齐的年轻女人。那女人，两颊上的脂粉搽得很浓，笑眯了眼睛，露出一口细白牙齿，高朗的笑道：“太太少爷先到了！我老远就看清楚了是你们。妈还说不是哩。”
妈妈好象乍来时还不甚认得她，到此，才大声说道：“啊呀，才是你啦，邓玄姐，我争点儿认不得你了。”
妈妈一下轿子，也如回外婆家一样，顾不得打发轿夫，顾不得轿里东西，回身就向那女人走去。她原本跟着轿子走进了院坝，脚小，抢不赢轿夫。
妈妈拉袖子在胸前拂着回了她的安道：“听说你还好喽，取玄姐！……果然变了样儿，比以前越好了！……”
“太太，不要挖苦我了，好啥子，不过饭还够吃。太太倒是更发福了。少爷长高了这一头。还认得我不？”
我倒仿佛看见过她，记不起了，我也不必去追忆；此刻使我顶感趣味的，就是那个野娃娃。
这是一个比我似乎还大一点的男孩子。眼眶子很小，上下眼皮又象浮肿，又象肥胖。眼珠哩，只看得见一点儿，又不象别些孩子们的眼珠。别些人的都很活动，就不说话，也常常在转。大家常说钱家表姐生成一对呆眼睛，其实这野娃娃的眼睛才真呆哩！他每看一件甚么东西，老是死呆呆的，半天半天，不见他眼珠转一转。他的眉毛也很粗。脸上是黄焦焦的，乍看去好象没有洗干净的样儿。一张大嘴，倒挂起两片嘴角，随时都象在哭。
那天，有点太阳影子，晒得热烘烘的。我在轿子里，连一顶青缎潮金边的瓜皮小帽，尚且戴不住，而那个野娃娃却戴了顶青料子做的和尚帽，脑后拖一根发辫，有大指粗细。身上没有我穿得好，可是一件黄绿色的厚洋布棉袄，并未打过补钉，只是倒长不短的齐到膝头，露出半截青布夹裤，再下面，光脚穿了双缸青布朝元鞋。
三
两个房间都打开了，仍是那样的干净。这点，我就不大懂得，何以关锁着的房间，我们每年来时，一打开，里面总是干干净净的，四壁角落里没一点儿灰尘蛛网，地板也和家里的一样，洗得黄澄澄的，可以坐，可以打滚？万字格窗子用白纸糊得光光生生。桌、椅、架子床都抹得发光。我们带来的东西，只须放好铺好，就合适其宜了。不过每年来时，爹爹妈妈一进房门，总要向那跟脚走进的老头子笑道：“难为你了，邓大爷！又把你们累了几天了！”
堂屋不大，除了供祖先的神龛外，只摆得下两张大方桌。我们每年在此地祭祖供饭，以及自己一家人一日两餐，从来都只一桌。大姐说，有一年，大舅、大舅母、二舅、三姨妈、幺姨妈、钱表姐、罗表哥，还有几个甚么人，一同来这里过清明，曾经摆过三桌，很热闹。她常同妈妈谈起，二姐还记得一些，我一点都记不得了。
堂屋背后，是倒坐厅。对着是一道厚土墙。靠墙一个又宽又高的花台，栽有一些花草。花台两畔，两株紫荆，很大；还有一株木瓜，他们又唤之为铁脚海棠，唤之为杜鹃。墙外便是坟墓，是我们全家的坟墓。有一座是石条砌的边缘，垒的土极为高大，说是我们的老坟，有百多年了。其余八座，都要小些；但坟前全有石碑石拜台。角落边还有一座顶小的，没有碑，也没有拜台，说是老王二爷的坟。老王二爷就是王安的祖父，是我们曾祖父手下一名得力的老家人，曾经跟着我们曾祖父打过蓝大顺、李短褡褡，所以死后得葬在我们坟园里。
坟园很大，有二三亩地。中间全是大柏树，顶大的比文庙，比武侯祠里的柏树还大。合抱大枬树也有二十几株。浓荫四合，你在下面立着，好象立在一个碧绿大幄之中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