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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上唯一能同他相媲美的青年学者只有摩罗。余杰喜欢用〃最〃字，陈平原是〃最杰出的文学史家之一〃，摩罗的文字就是20世纪末中国〃最惊心动魄的文字之一〃。〃最〃在汉语中是顶点、唯一的意思，〃最什么什么之一〃本身就是语言花活。有了〃最〃就没有〃之一〃。但他既想把人夸到〃最〃，又不想给人以〃唯一〃的话把，于是就只能用〃最……之一〃这类缺乏语言常识的句式了。再看两个人相互抛媚眼的文章的结尾，余杰说：〃摩罗也在寻找更寒冷的空间，我愿与他同行。这是一条充满荆棘的、没有路的路。这是一条心灵救赎的路。我们并着肩往前走，正如鲁迅先生笔下的过客……〃
再看摩罗怎么样夸余杰，你一定想笑，他的文章叫《什么是写作》，他先列举了卢梭、拜伦、鲁迅、卡夫卡、阳思妥耶夫斯基是他心目中值得尊敬的写作。最后把这些伟大人物聚光在余杰身上，〃最近读余杰的随笔也是这样理解的。〃〃在我看来，余杰的写作就是这种理想的写作。〃献媚也要讲点含蓄与技巧，这些人却狂妄得一个个都站在巨人的头上俯视众生。再看摩罗献媚的最后：〃无论如何……余杰的所有文字中，毕竟挣扎着一个觉醒的自我，觉醒的生命……但生命既是余杰的生命，也是我的生命。我还倾向于把它看作某个更大更模糊的存在物的生命。〃
一个是在没路的路上，赎罪的路上，一个是觉醒的生命；一个愿与另一个同行，并肩走到底，一个的生命是另一个的生命。我要问，他们在赎什么罪，要虔诚忏悔的人怎么能这么不择手段地黑着脸献媚，他心里有什么罪恶感，一点也没有。他们怎么觉醒的？觉醒到用世界上伟大的作家向自己的团伙小兄弟献媚。
王朔：我觉得我这人脸皮已经很厚了，也是个人精儿了，没想到还有比我脸皮更厚，更精于计算的后生。真他妈的是后生可畏，咱得躲远点儿。
老侠：还有一个自称是北大醉侠的叫孔庆东的，自夸与献媚的水平远不如前两位，他的夸人像报纸上的悼词，却是为钱理群先生祝寿而写的。他说：〃您和您的学生都是〃五四〃精神传人，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清醒的批判意识。恰恰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延续着中华文明最宝贵的美德……检阅一下您的学生，可以发现，尽管他们闻道有先后，学问有深浅，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君子，都是道德上的好人。他们既能尊人又能自尊，既能与人为善又能独立不阿，既能尊师敬老又不巧言令色，既能团结互助同时又君子不党。中国传统道德所推崇的礼义廉耻，儒家所弘扬的仁义礼智信，都在他们身上自觉不自觉地闪烁着。……我们在您身边，学到的不仅是专业，比专业更重要的是思想，比思想更重要的是精神。您是我们精神上永远的导师！〃这样祝寿词在中国传统中一般只用于人死之后的盖棺论定，我不知道钱理群看了这样的祝寿词有何感想，要是有人这么夸你，你会认定他不是为你祝寿，而是咒你快点入土为安。这篇文字可以作为这群有着博士。硕士头衔的市侩学问家的自画像。就这么一群人还要义正辞严，还被称之为一匹匹〃黑骏马〃，除非全世界的人都死光了，只剩下他们几个敞开了互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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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篇 从厚黑学里找谋略
老侠：你看过老子吗？
王朔：我也就是翻翻。道非道的，可道不可道的，非常道的……其实我看过。
但现在记不住多少，看完就忘了。以前总听说老庄老庄的，我还以为他们是一个姓庄的人，就像叫老刘、老王那样，后来才知道是俩人。他俩有个先后没有？
老侠：庄子是老子后面的。
王朔：我粗着看的，也粗着听人说的。他那个道理是一个挺想得开的道理，教人想开点儿，别活得累。中国人的道理，一个孔子，一个老子，一儒一道，要么教人想开点儿，要么给人立规矩，想不开就去立规矩或让别人给你立规矩，想开了就离人群远点儿，自己个儿，别扎堆儿，凡扎堆儿的就是想不开的，凡不扎堆的就是想得开的。基本上是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我觉得有好些人也不太知道他，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他还当过一回孔子的老师。但他们都在文章中提到他，说某某人有〃老庄之风〃呀。我一直就不知道这〃老庄之风〃说些什么。有些人好玩这个，什么出世呀。隐逸呀，说某人的作品某人的生活态度中有这个。在我看，凡在文章中掉书袋子做有文化状的东西，都是谄媚一路的。我不真的了解老庄。我觉得那往往是一些人的遮羞布，老庄被好些人弄成了遮羞布，达不到目的就使小性子，捉迷藏，类似于撒娇，无非是让人再看重他，三顾个茅庐什么的，弄个仙风道骨不正眼看人什么的。我对他基本是这么个看法。
老侠：庄子啦。佛教的禅啦，从古到今一直是附庸风雅者的好牌坊，文人们在仕途上一被下绊子，就必定非老庄即禅宗，魏晋时期的风流名士的附庸风雅，虽有反抗发泄的真实一面，但太消极，且骨子里仍不满。鲁迅早对此有精辟的见解。
这之后的山水诗，从谢灵运到王维到苏东坡到朱熹……不过是一种失意后的点缀而已。据说中国排宗的高师不识字，却弄得那么多识字的人跟着瞎起哄。中国文化只有〃内儒外法〃是真的，统治术是儒法互补，而不是李泽厚的儒道互补。对外讲儒，讲礼仪，让别人〃克已复礼〃。对内的权力斗争就全是法家阴阳家的那一套，阴而狠。中国知识人何尝真信过什么？美国诗人金斯堡信佛，尤喜禅宗，他来过中国，想找到正宗的禅，不用想，肯定是失望而归。现在的宗教、寺庙、教堂，教士啦、和尚啦都有行政级别。我记得八十年代有件事特别能说明中国的信徒是个什么东西。有一个七十多岁的大法师，叫什么法师来着……？
王朔：是海灯法师，二指禅的那个。
老侠：就是他。有一年春节晚会，居然把他弄到中央电视台当嘉宾，他也就去了。
王朔：二指禅，是吗？
老侠：这大法师，据说几十年末出山，修得六根纯净。其实这中央台太残酷了，可以靠行政命令把人家从深山拉到闹市来，人家在深山里修炼那么多年，心情平静，这一下说不定毁了他一生的修行。春节晚会，多世俗多平庸多煽情多诱人呀。花花绿绿的，歌呀舞呀，露膀子露大腿的，这不是成心拉法师下水吗？这大法师肯定是迫不得已，挺不情愿的。但他似乎很兴奋，觉得自己受到隆重的礼遇，他当即赋诗一首，给这台恶俗的大拼盘添了点禅香。
王朔：出名的，就是被人知道的。被咱们知道的，被夸成〃老庄〃的，我看都不太老庄，真正的老庄是咱们不知道的。
我想也许有那种思凡出了山了，后边还跟着一群人夸他如何如何地超凡脱俗，这种人肯定不太〃老庄〃了。最起码他跟俗世这些附庸风雅的关系弄得不错，人们觉得这和尚人也不错呀，心里也有些周旋的。
老侠：你读过《史记》、《资治通鉴》之类史书吗？
王朔：看过。小时候看的《史记》，但看得不多，也记不住多少东西了。《资治通鉴》我看过三四本，有点望而生畏。
我发觉里面也充满了各种道理，我发现中国的那些写史的人也是诲人不倦的〃腕儿〃，在史实的故事引申出一些评论，说出些道理来，我就怕这些说道理的书，一讲道理，我就两眼发黑，看不进去了。好像除了道理，中国人不会写别的东西。
老侠：中国的小说也是这样，随时随地诲人不倦。看那些古典的名著和不出名的小说，总要在每章每回的开始或结尾弄一段讲道理的东西，往往是用诗讲道理，什么有诗曰什么的……
王朔：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大都是挺陈腐挺平庸的道理。《资治通鉴》中有许多权术。最初讲权术是不是也从孔子那儿开始讲的？
老侠：权术来自战国时的纵横术。阴阳学。老子是中国的阴谋设计大师，他为中国政治的阴暗运作提供了根本的游戏规则。那些纵横家，哪个君王认他，他就为之服务，今天去齐国，明天去魏国的。实际上，不仅纵横家，就是孔子也周游列国，去卖他那套东西，谁认他就卖给谁，就跟现在的〃跑官〃
一样。或者说，现在知识分子的幕僚心态从孔子就开始了，他周游列国无非是去〃跑官〃，混个一官半职。他说仁义，但当了官也照样心狠手辣，做了几天大司寇，就把少正卯给诛了。
当时也有些君王喜欢〃养士〃，在家里养一大堆饱学之土，像养一群好马。从那时起，中国读书人的宿命已经定了。纵横家那套游说技巧，都叫后人继承了。做人是有奶便是娘，今天投靠那个，明天又投靠这个，什么信念啦。忠诚啦，全没有。
今天也如此。
王朔：玩权术的人，我觉得在咱中国永远不倒也不老。
老侠：《资治通鉴》集古代权术之大全，它就是古代的《厚黑学》。它的可读性不在于司马光从史实中抽出的那几条迂腐的道理，而是中国传统政治的黑暗，阴谋与暴力，谁黑谁狠谁无耻谁就肯定能灭掉政敌，大权独揽。真得六亲不认，只要是夺权的障碍，爱谁谁，一律灭掉。这种智慧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老子和法家。老子就是阴谋家，他的道理是由自然本体论到伦理韬晦术再到政治权谋，所谓以柔克刚，以阴克阳，以不变应万变，无私方能有大私等等……无一不透着智慧的狡黠。二十四史中这样的东西太多了，韩信受胯下之辱终成伟业就是经典的例子。从学校到家庭，大人们都爱拿韩信的韬晦之术教导晚辈，教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甚至放弃人的尊严。如果你是一个人，一个有尊严的人，你怎么能够为一时的权直而甘受胯下之辱，用这种方式求将来的飞黄腾达，就等于告诉你想为人上人就要不拿自己当人，人下人就不是人。中国历史上的太监擅权就是一种制度化的韩信谋略。最后弄成不是宫廷非要阉了谁，而是许多人自我阉割，争着进宫。我们的史书一提到宦官集团与文官集团之争，大都把罪恶推到宦官身上，常说中国文化毁于宦官之手。这不公平。第一，宦官是皇权制度的产物；第二，文官集团在道义上也决不比宦官集团高到哪儿去，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宫廷党争的残酷和血腥，不是因为养了一群小人，而是因为这个制度只能靠阴谋和血腥的政治来支撑。宦官整文官狠，文官得势整起宦官来也决不会有一丝怜悯，甚至比宦官还要狠。这不是某个皇帝或某一集团决定的，而是制度本身决定的。
王朔：那我就觉得中国有的文人也从老祖宗那学来了很多生存的技巧，玩得社会不是个社会，人不是个人。你觉得呢？
老侠：他们确实从阴谋政治学中和人生策略学中，二者加在一起就是厚黑学，他们从厚黑学中学到了一套东西，其核心就是看人下菜碟，看风向说话，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且通常把自己的目的弄得很高尚似的。
比如王蒙身上这种东西就特别明显。前些年因他的《坚硬的稀粥》，知识界起了不小的波澜。有人发文章说王蒙的小说《坚硬的稀粥》是影射总设计师等等，王蒙奋起以法律为武器保卫自己的名誉。权利。政治前途。这很好，我知道后也挺振奋，终于有一个著名作家，不是用打笔仗的方式，而是用法律的方式保护自己，伸张社会正义，为其他知识分子以后受到莫须有的甚至是用心险恶的攻击时，怎样既自我保护又维持社会公正做了一个示范。但是突然有一天，王蒙发表了一大批信，其中就有当时新上来的文艺界头头玛拉沁夫给王蒙的信，那时王蒙正如日中天在文化部长位置上。玛拉沁夫当时已无事可干，信的内容好像是说他还能干，请求王蒙给他找个位置，一纣口气谦卑加决心书式的信，有人把这信叫作〃效忠信〃。我觉得与效忠无关，也就是中国人惯用的韬晦而已。王蒙发这个信显然是为了臭玛拉沁夫，但这是私人信件，在没有经过写信者本人的同意或授权下不能公开发表，接信人可以烧掉或保存起来，但不得公开。这是法律常识。但王蒙不管这套，他以为小人只能以小人的方法来对付，流氓只能还以流氓，他似乎不明白，以流氓对流氓只能是大家一起流氓。这样可以发泄个人恩怨，但于社会正义、秩序无补。正如以暴易暴的结果还是暴力。我们似乎永远逃不出这种恶性循环。王蒙他就可以这样，前一会儿他会名正言顺地运用法律捍卫自己的权利和社会正义，后一会儿他又会以正义的化身出现，置起码的法律常识于不顾，用阴招儿、用流氓对流氓的手法对某个有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