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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日子要当心现在，吃甘蔗不要丢了中段，这固然并非胜义，但至少是正当而合理的生活法。
朱佩弦的诗道：
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
不再低头看白水，
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
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
打上深深的脚印。
心香一瓣
“将来的固然重要，因为有跨到那里的一天；但现在的至少与将来的一样重要，因为已经踏在脚底下了。”现在同未来一样重要，该经历的事情总是要经历，凡事总是寄希望于遥远的未来，不从现在做起，就会贻误了美好的时机。
万事不等人，珍重现在，才能不给未来留下遗憾和悲叹。
路就在脚下，脚踏实地，才能一步步接近梦想，成功才能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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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必要与重要
傅佩荣
许多已经退休的前辈，见面时总是不忘提醒我：“老弟啊，健康最重要。”我感谢他们的好意，但仍不免在心中稍加修正说：“健康是必要的，还算不上重要。”没有健康，人生将从彩色沦为黑白，因此谁能否认健康之不可或缺，但是人生光靠维持健康就够了吗？当然不够。
试举一例说明。当你生病时，自然觉得健康最重要；但是在痊愈之后，难免觉得赚钱最重要；等赚了钱之后，可能又觉得家庭最重要；依此推演，人生好像成了循环游戏，总是以紧要的目标为第一优先，而不易真正认定什么是“重要的”。
事实上，凡是与身体有关的一切，都是“必要的”，亦即“非有它不可，有它还不够”。譬如，人有身体，需要工作赚钱，亦即养家活口。演变下去，则是社会上的身分、角色、地位、成就等。这些都是必要的，都有基本上的需求。不过，基本需求一旦扩大开来，也会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最后使人晕头转向，以致错失了人生中真正值得追求的目标。
谈到人生，首先要避免的是“二分法”。譬如，健康与不健康，有钱与没钱，好的工作与差的工作等。大多数人都处在中间地带。健康是随着年龄而向下修正的，不必逞强更毋须幻想；有钱与否，除了要看与谁相比之外，更得参照自己的欲望是大是小；至于工作之好坏，又怎能忽略自己的兴趣与能力呢？
麻烦在于：属于身体层次的都是可以量化的，一旦量化，就可以比较，然后衍生各种烦恼与痛苦。譬如，一位歌星演唱三首老歌，花了十分钟；他赚的钱，等于我演讲三小时的所得。有一位歌手公开说，他有一首老歌唱了两万次，连自己都觉得有些尴尬，但是别人就是喜欢听。相对于此，我应邀去演讲，如果同一个题目讲十次，立即就会有人抗议，说我不知长进。因此，只要是以工作赚钱，所要比较的不应该是赚的钱是多是少，而应该是：
你是否喜欢这样的工作？只要能“乐在工作”，这个“乐”字就物超所值，让人深感安慰了。
理由很简单：凡是快乐，都是指当下的心情而言。以学生念书为例，如果念书的快乐在于考试得高分、同学的羡慕与老师的称赞，那么念书本身将沦为“手段”或“工具”。一旦目的消失，手段也将作废。于是，许多学生离开校园之后就不再念书了，损失的是他自己。反之，如果学生念书时，感受到学习的趣味，进而以学习及理解为乐，那么他的快乐“在己不在人”，“在内不在外”。毕竟考试只是一两天的事，而念书却是三四年的事。正如赚钱只是结果的一时片刻，而工作却是日常天天要面对的事。因此，谁能乐在工作，谁才是真正的赢家。
本届奥斯卡颁奖之后，李安导演成为话题焦点。大家都知道，他曾经失业六年，窝居在家，成为家庭主夫。即使后来拍了几部电影，也获得不少奖项，但是他的快乐主要仍在于“拍电影”这个工作上。他现在功成名就了，取得电影行业的一切“必要”条件。但是如果请教他：人生是否还有“重要”之事？他也许会把目光转移到他在得奖后所说的“文化”因素上。
换个方式来说，经济条件是必要的，而文化理想才是重要的。文化不离人生，所以每个人在吃饱喝足之后，还是要想有关生活“质量”的问题，包括心灵方面的需求在内。人类文化中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正是响应此一需求的资源所在。容我再强调一次，关于人生的思考，不必作二分法，而须注意完整性。只要肯定人有“身、心、灵”三个层次的潜能及需求，并且妥善分配时间与力量去照顾，那么，最后将会得到更稳固的快乐保障。
心香一瓣
经济条件是必要的，文化理想才是重要的。不要在对“必要”条件的追求中丢失了人生“重要”的目标。
“必要”与“重要”就像人的左右手，都不可缺少，但哪只手最得力、最重要，个人心里必须有个底。
事物的矛盾有主次之分，重要的事情要先办好，重要的东西要先努力获取，而必要的事情和东西则要掌握好时机和尺度，缺了不行，多了也会增加负担。你在心里为这两者排好位置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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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假如重新选择
卞毓方
假设任你选择一种职业，你打算干什么？美国人的回答充分显示了干一行厌一行。一位军界要人说：“去乡间开一个杂货店。”一位女部长说：
“到哥斯达黎加的滨海游览区开一家旅馆。”一位市长说：“改行当摄影记者。”而一位劳工部部长说：“出任一家冰激凌公司的总经理。”
假设有来世，你打算作何选择？日本有一百多位商人接受测试，回答可说是五花八门，尽其想象。其中，表示继续从商的很少，大部分人愿意当艺术家或学者，有男士说想投胎为女子，有人说甘愿退出人的世界化为植物，甚至有人说愿意变为一只狗。
我觉得这试验很有噱头，于是作东施效颦。一日，拜访作家谌容，趁便问：“假设时光倒流，您会不会重新选择？”谌女士其时正在戒烟，她一边嗑瓜子，一边说：“我想这没什么好选择，我就是喜欢写作。”
又一日，看望学者金克木。当着金老的面，我什么也没提，只是漫无边际地闲聊。回家后，给金老拨了个电话。金老在电话那头笑了。他说：“花非花，雾非雾，美国人、日本人怎么说，我不管，反正永远当不了真。你要我说吗？一定要？我的答复只能是——哈哈哈哈！”
随后，我或用电话直接征询，或借助朋友的帮忙，在周围广为撒网。测验的结果是——剧作家吴祖光、画家吴冠中与法国文学专家罗大冈全都笑而不答。
北大中文系著名教授袁行霈则说：“来世，肯定地说，我还想教书。”
中国市长协会负责人陶斯亮轻盈地一笑：“要有来世，我就学音乐。”
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对今生的选择十分自负：
“音乐是一种深入灵魂超越国界的语言，我不想改弦易辙。”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郑君里摇了摇头：
“知识分子还是要当的，但不想再搞工程方面的研究，可以搞文学、社会科学。为什么？工程方面涉及的人太多，难以出成果。”
作家袁鹰：“继续当编辑，我觉得这差事很美……”
作家蓝翎：“这个问题我如此回答你：我最初的愿望是学英语，我的后辈都是工程技术人员。”
诗人牛汉：“这辈子由于种种原因，没写出大名堂，壮志未酬，遗憾哪遗憾！因此，下一辈子还是要写诗，下两辈子下三辈子也还是要写诗！”
雕塑家郑于鹤：“我是搞造型艺术的，我觉得几十年间根本不够，若有可能，我想二百年三百年地连续搞，也许能做出点成绩。”
书法家徐楚德：“我嘛，来生还是写字，既可躲进小楼成一统，避免外界干扰，又有成就感。”
经济学家管益忻：“那我就要考虑怎样在陆地和地球之外重建人类的家园了。”
作家蒋子龙：“下辈子我想做一只鸟。天空多干净，鸟儿多自由，它既可以高飞，也可以享受地面，可以走、跑、停，还可以演唱。”
作家石英：“若有可能，下辈子当个隐士，怎样？”
最后，我又拨通了学者季羡林的电话。不久前曾经登门求教，季老赠了我五本书，我讲了一些读后感，末了小心翼翼地探问：“假设有来世，先生……”季老答：“你别问，我不相信有来世。”我连忙申明：“这仅仅是假设，假设……”季老没吱声，也许是没弄明白我的意思，也许是觉着不值得回答。
灯下翻阅季老赠我的散文集《赋得永久的悔》，在《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一文篇尾，不期觅得现成的答案。季老在讲了过去七八十年中的酸甜苦辣后，笔锋一转说：“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相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再拨弄我，千万别再把我拨弄成知识分子。”
心香一瓣
“假如重新选择，你会选择干什么？”这个问题，也许每个人都曾经在心底寻找过答案，只不过我们都知道那是一种不现实的设想，人生没有“假如”。
文中，作者询问了各行业的名人，不管他们是笑而不答，还是痛快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至少表明他们都对自己的人生认真思考过。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认真地对待了自己的人生。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同，爱好的职业也不同，但敬业精神和淡薄名利的品质永远是宝贵的。
花无百日红，人无常少年。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则人生可以无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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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悔不当初
汪曾祺
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把英文学好。
小学六年级就有英文课，但是我除了book、pen之类少数的单词外什么也没有记住。初中原来教英文的是我的一个远房舅舅，行六，是个近视眼，人称“杨六瞎子”，据说他的英文是很好的。
但是我进初中时他已经在家享福，不教书了。后来的英文教员都不怎么样。初中三年级教英文的是校长耿同霖，用的课本却是《英文三民主义》——他是国民党党部的什么委员，教学的效果可想而知。
因此全校学生的英文被白白地耽误了三年。我读的高中是江阴的南菁中学。南菁中学的数、理、化和英文的程度在江苏省是很有名的。教我们英文的是吴锦棠先生。他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英文很好，能够把《英汉四用辞典》背下来。吴先生原来是西装笔挺很洋气，很英俊的，他的夫人是个美人。
夫人死后，吴先生的神经受了刺激，变得很邋遢，脑子也有点糊涂了。他上课是很有趣的。讲《李白大梦》，模仿李白的老婆在李白失踪后到处寻找李白，尖声呼叫；讲《澳洲人打袋鼠》，他会模仿袋鼠的样子，四脚朝天躺在讲桌上。高中一、二年级的英文课本是相当深的，除了兰姆的散文，还有《为什么经典是经典》这样难懂的论文。有一课是《凯撒大帝》剧本中凯撒遇刺后安东尼在他的尸体前的演讲！除了课本以外，还要背扬州中学编的单页的《英文背诵五百篇》。如果我能把这两册课本学好，把《五百篇》背熟，我的英文会是很不错的。但是我没有做到。原因是：一、我的初中英文基础太差；二、我不用功；三、吴先生糊涂。考试时，他给上一班出的题目都忘了，给下一班出的还是那几道题。月考、大考（学期考试）都是这样。
学生知道了，就把上一班的试题留下来，到时候总可以应付。而且吴先生心肠特好，学生的答卷即便文不对题，只要能背下一段来，他也给分。主要还是要怪我自己，不能怪吴先生。这样好的老师，教出了我这么个学生！——我的同班同学有不少是英文很好的。我到现在还常怀念吴先生，并且觉得有点对不起他。
1937年暑假后，江阴失陷，我在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盐城临时中学辗转“借读”，简直没有读什么书，淮安中学教英文的姓过，无锡人，他教的英文实在太浅了，还不到初中一年级程度。我们已经高三了，他却从最起码的拼音教起：d——a，da；d——o，do；d——u，du！
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时，我的英文不知道得了几分，反正够呛。我记得很清楚，有一道题是中翻英，是一段日记：
“我刷了牙，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