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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手记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著作集》的第三部分，录自一八八○年的笔记。这里的引文见《手记·我》。（４）“残酷的天才”这是俄国文艺评论家米哈依洛夫斯基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题目。
（５）正教即东正教，基督教的一派。一○五四年基督教分裂为东西两派，东派自称正宗，故名。主要分布于希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俄国等。
（６）“捉住了心中所实验的事实”等语，见日本癗曙梦《露西亚文学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论》。
（７）格里戈洛维奇（e．g．＇rjtrtnj＇，１８２２—１９００）俄国作家。著有《苦命人安东》、《美术史和美术理论文集》等。涅克拉梭失（^．_．^myrhitn，１８２１—１８７８），通译涅克拉索夫，俄国诗人。著有长诗《严寒，通红的鼻子》、《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等。（８）培林斯基（g．＇．gmjuiyjz，１８１１—１８４８）通译别林斯基，俄国文学评论家、哲学家。著有《文学的幻想》、《论普希金的作品》、《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等。（９）“谦逊之力”见癗曙梦《露西亚文学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论》。
（１０）“富是使个人加强的”等语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手记·财富》。
（１１）丛芜韦丛芜（１９０５—１９７８），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
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穷人》等。（１２）ＣｏｎｓｔａｎｃｅＧａｒｎｅｔｔ康斯坦斯·迦内特（１８６２—１９４６），英国女翻译家。曾翻译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人的作品。
（１３）ＭｏｄｅｒｎＬｉｂｒａｒｙ《现代丛书》，美国现代丛书社出版。（１４）原白光日本的俄国文学翻译家。
（１５）素园韦素园（１９０２—１９３２），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译有果戈理的中篇小说《外套》、俄国短篇小说集《最后的光芒》等。（１６）Ｄｏｓｔｏｉｅｖｓｋｙ’ｓＬｉｔｅｒａｒｓｃｈｅ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德语：《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著作集》；Ｍｅｒｅｓｃｈｋｏｖｓｋｙ’ｓＤｏｓｔｏｉｅｖｓｋｙｕｎｄＴｏｌｓｔｏｙ，德语：梅列日科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梅列日科夫斯基（e．‘．xmrmaytniyjz，１８６６—１９４１），俄国作家，象征主义和神秘主义者。一九二○年流亡法国。著有历史小说《基督和反基督》、《保罗一世》等。
（１７）癗曙梦（１８７８—１９５８）日本的俄国文学研究者、翻译家。著有《俄国近代文艺思想史》、《露西亚文学研究》，译有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等。
《淑姿的信》序
夫嘉葩失荫，薄寒夺其芳菲，思士陵天，骄阳毁其羽翮（２）。盖幽居一出，每仓皇于太空，坐驰（３）无穷，终陨颠于实有也。爰有静女（４），长自山家，林泉陶其慧心，峰嶂隔兹尘俗，夜看朗月，觉天人之必圆，春撷繁花，谓芳馨之永住。虽生旧第，亦溅新流，既茁爱萌，遂通佳讯，排微波而径逝，矢坚石以偕行，向曼远之将来，构辉煌之好梦。然而年华春短，人海澜翻。远瞩所至，始见来日之大难，修眉渐颦，终敛当年之巧笑，衔深哀于不答，铸孤愤以成辞，远人焉居，长途难即。何期忽逢二竖（５），遽释诸纷，门必绮颜于一棺，腐芳心于g土。从此西楼良夜，凭槛无人，而中国韶年，乐生依旧。呜呼，亦可悲矣，不能久也。逝者如是，遗简廑存，则有生人（６），付之活字，文无雕饰，呈天真之纷纶，事具悲欢，露人生之鳞爪，既娱以善始，遂凄恻而令终。诚足以分追悼于有情，散余悲于无著者也。属为小引，愧乏长才，率缀芜词，聊陈涯略云尔。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日，鲁迅撰。
（１）本篇最初以手迹制版印入金淑姿的《信》一书。该书于一九三二年以新造社名义印行，称“《断虹室丛书》第一种”。（２）陵天毁羽翮的故事，出于希腊神话：伊卡洛斯和他的父亲巧匠德达拉斯用蜡粘着翅膀从空中逃离克里村岛，他未听从父亲的警告，飞近太阳，蜡被融化，坠落海中而死。思士，见《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
（３）坐驰静坐幻想的意思。《庄子·人间世》：“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谓坐驰。”
（４）静女见《诗经·邶风·静女》：“静女其姝”。（５）二竖指难治的病。《左传》成公十年：“（晋景）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
（６）生人指程鼎兴，金淑姿的丈夫。金死后他整理其遗书出版，并托人请鲁迅写序。
《咬文嚼字》是“滥调”（潜源，伏园）
鲁迅先生《咬文嚼字》一篇，在我看来，实在毫无意义。仲潜先生称它为“最无聊”之作，极为得体。不料先生在仲潜先生信后的附注，对于这“最无聊”三字大为骇异，并且说鲁迅先生所举的两种，为翻译界堕落的现象，这真使我大为骇异了。
我们对于一个作家或小说戏剧上的人名，总常想知道他或她的性别（想知道性别，并非主张男女不平等）。
在中国的文字上，我们在姓底下有“小姐”“太太”或“夫人”，若把姓名全写出来，则中国女子的名字，大多有“芳”“兰”“秀”等等“轻靓艳丽”的字眼。周家的姑娘可以称之为周小姐，陈家的太太可以称之为陈太太，或者称为周菊芳陈兰秀亦可。从这些字样中，我们知道这个人物是女性。在外国文字中可就不同了。外国人的姓名有好些Ｓｙｌｌａｂｌｅｓ（９）是极多的，用中文把姓名全译出来非十数字不可，这是何等惹人讨厌的事。年来国内人对于翻译作品之所以比较创造作品冷淡，就是因为翻译人名过长的缘故（翻译作品之辞句不顺口，自然亦是原因中之一）。假如托尔斯泰有一个女叫做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Ｔｏｌｓｔｏｉ，我们全译出来，成为“托尔斯泰伊丽沙白”八字，何等麻烦。又如有一个女子叫做ＭａｒｙＨｉｌｄａＳｔｕｗａｒｔ，我们全译出来，便成为“玛丽海尔黛司徒渥得”也很讨厌。但是我们又不能把这些名字称为托尔斯泰小姐或司徒渥得夫人，因为这种六个字的称呼，比起我们看惯了周小姐陈太太三字的称呼多了一半，也不方便。没法，只得把名字删去，“小姐”，“太太”也省略，而用“妥s吽刻Α币搿。牛欤椋幔猓澹簦琛。裕铮欤螅簦铮椋谩八客纪薜隆*译ＭａｒｙＨｉｌｄａＳｔｕｗａｒｔ，这诚是不得已之举。
至于说为适合中国人的胃口，故意把原名删去，有失原意的，那末，我看根本外国人的名字，便不必译，直照原文写出来好。因为中国人能看看不惯的译文，多少总懂得点洋文的。鲁迅先生此举诚未免过于吹毛求疵？
至于用中国姓译外国姓，我看也未尝不可以。假如Ｇｏｇｏｌ的Ｇｏ可以译做郭，Ｗｉｌｄｅ的Ｗｉ可以译做王，Ｈｏｌｚ的Ｈｏ可以译做何，我们又何必把它们故意译做“各”
“旺”“荷”呢？再者，《百家姓》为什么不能有伟力？
诚然，国内的翻译界太糟了，太不令人满意了！翻译界堕落的现象正多，却不是这两种。伏园先生把它用二号字标题，四号字标名，也算多事，气力要卖到大地方去，却不可做这种吹敲的勾当。
末了，我还要说几句：鲁迅先生是我所佩服的。讥刺的言辞，尖锐的笔锋，精细的观察，诚可引人无限的仰慕。《呐喊》出后，虽不曾名噪天下，也名噪国中了。
他的令弟启明先生，亦为我崇拜之一人。读书之多，令人惊叹。《自己的园地》为国内文艺界一朵奇花。我尝有现代三周（还有一个周建人先生），驾乎从前三苏之慨。
不过名人名声越高，作品也越要郑重。若故意纵事吹敲或失之苛责，不免带有失却人信仰的危险。而记者先生把名人的“滥调”来充篇幅，又不免带有欺读者之嫌。冒犯，恕罪！顺祝健康。
潜·源。
一月十七日于唐山大学。
鲁迅先生的那篇《咬文嚼字》，已有两位“潜”字辈的先生看了不以为然，我猜想青年中这种意见或者还多，那么这篇文章不是“滥调”可知了，你也会说，我也会说，我说了你也同意，你说了他也说这不消说：那是滥调。鲁迅先生那两项主张，在簇新头脑的青年界中尚且如此通不过去，名为滥调，是冤枉了，名为最无聊，那更冤枉了。记者对于这项问题，是加入讨论的一人，自知态度一定不能公平，所以对于“潜”字辈的先生们的主张，虽然万分不以为然，也只得暂且从缓答辩。好在超于我们的争论点以上，还有两项更高一层的钱玄同先生的主张，站在他的地位看我们这种争论也许是无谓已极，无论谁家胜了也只赢得“不妥”二字的考语罢了。伏园附注。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京报副刊》。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北京《京报副刊》。
（２）指廖仲潜。
（３）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Ｔｏｌｓｔｏｉ英语，可译为伊丽莎白·托尔斯泰。（４）ＭａｒｙＴｏｌｓｔｏｉｅｔＨｉｌｄａＴｏｌｓｔｏｉ法语，可译为玛丽·托尔斯泰和希尔达·托尔斯泰。
（５）《百家姓》旧时学塾所用的识字课本。宋初人编，系将姓氏连缀为四言韵语，以便诵读。
（６）三苏宋代文学家苏洵及其子苏轼、苏辙的并称。（７）《现代评论》综合性周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七月移至上海，一九二八年底出至第八卷第二○九期停刊。主要撰稿人有胡适、王世杰、陈西滢、徐志摩等。他们原依附北洋军阀政府，后投靠国民党政权。
（８）《鲁迅先生》张定璜作。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六日《京报副刊》上刊登的《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六期的预告目录中，该文排在《苦恼》和《破落户》两篇之间。但出版时并无此文。按此文后来发表于《现代评论》第七、八两期。《苦恼》，胡适所译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破落户》，炳文作的杂文。
（９）Ｓｙｌｌａｂｌｅｓ英语：音节。
爱之神
一个小娃子，展开翅子在空中，一手搭箭，一手张弓，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着前胸。
“小娃子先生，谢你胡乱栽培！
但得告诉我：我应该爱谁？”
娃子着慌，摇头说，“唉！
你是还有心胸的人，竟也说这宗话。
你应该爱谁，我怎么知道。
总之我的箭是放过了！
你要是爱谁，便没命的去爱他；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的去自己死掉。”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署名唐俟。
爱之神，古罗马神话中有爱神丘比特（Ｃｕｐｉｄ），传说是一个身生双翅手持弓箭的美少年，他的金箭射到青年男女的心上，就会产生爱情。
集外集案语
案：这《编完写起》共有三段，第一段和第三段都已经收在《华盖集》里了，题为《导师》和《长城》。独独这一段没有收进去，大约是因为那时以为只关于几个人的事情，并无多谈的必要的缘故。
然而在当时，却也并非小事情。《现代评论》是学者们的喉舌，经它一喝，章锡琛先生的确不久就失去《妇女杂志》的编辑的椅子，终于从商务印书馆走出，——但积久却做了开明书店的老板，反而获得予夺别人的椅子的威权，听说现在还在编辑所的大门口也站起了巡警，陈百年先生是经理考试去了。这真教人不胜今昔之感。
就这文章的表面看来，陈先生是意在防“弊”，欲以道德济法律之穷，这就是儒家和法家的不同之点。但我并不是说：陈先生是儒家，章周两先生是法家，——中国现在，家数又并没有这么清清楚楚。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晨，补记。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莽原》周刊第四期。发表时共有四段，总题《编完写起》。后来作者将第一、二两段合为一篇，改题《导师》，末段改题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