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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人们通过服用它们而可能吸收的可卡因数量非常少。但是有一些可卡因专利药却含有数量相当多的纯可卡因，因此危险性极大：关键问题不在可卡因本身——而在剂量上。伟利似乎从来没有弄清楚这一点。
关键的是，“纯粹食物与药品法”也没能对禁止可卡因销售本身进行立法：一方面古柯酒和古柯兴奋饮料的制造者纷纷破产，另一方面人们仍然可以走到美国某个州的药店，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买到纯盐酸可卡因。
“纯粹食物与药品法”成功了，因为它在一年之内取消了市场上大约三分之一的可卡因产品和古柯产品。然而它也失败了，因为被取消的这些产品并不是那些真正造成危害的产品。最先倒闭的就是那些生产低浓度古柯补品的公司，它们只有两条路：要么从产品里去掉古柯，要么抛弃这种产品。哪一条路都没有什么吸引力。那些原来计划着数不清的其他江湖假药的公司很快就放弃了可卡因：犯不着费这么大劲儿。
那些生意完全依赖着古柯的人发现自己有了麻烦。安吉罗。马里亚尼专门为美国市场引进了一种不含可卡因的马里亚尼葡萄酒，可是卖不动。与此同时，治疗感冒和哮喘的药在全国都卖得非常成功。制造商在药瓶上贴上了标签，提醒顾客里面含有可卡因，但还是和以前卖得一样好。
这项法案的确从市场上取缔了许多含有可卡因的媒介药物，然而它对真正的可卡因上瘾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可卡因瘾比较大的人根本不服用古柯补药——他们要么使用高浓度的鼻烟和喷雾剂，要么使用纯可卡因。显然，要把可卡因从街上赶走还需要施加更大的压力。然而伟利跑到一边忙着对付另一种有隐患的药物，咖啡因，所需的压力从哪里来呢？答案并不遥远。从世纪之交开始，在报纸和广播报道上开始了一场运动，这场运动最终导致美国人全面禁止可卡因。这次运动靠的是激发美国人最深的偏见——再捕获他们心低最深处的恐惧。他们的法宝就是种族主义。
第二部分 专利药，蛇油与性第25节 黑人，中国人； 苦力和英国人（1）
新闻上刚一开始出现有关可卡因上瘾的报道时，读者中产生了轰动效应。这不仅是因为可卡因有这种迷人的作用，还因为上瘾的人属于中上层阶级这一点让他们的同代人兴奋得发抖。这些人常常是医生和医学专业人员，这些可怜的令人悲哀的人充分享受了可卡因，却失去了一切。这个故事讲述的是由富变穷的故事，讲的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的故事，这便使得它更具吸引力。染上可卡因瘾的人被描绘成悲剧性的人物，赢得了人们的同情，常常被称为“不幸的人”或是“受害人”。
但是，随着可卡因上瘾的故事越来越常见，读者对他们失去了同情。可卡因上瘾不再令人感动：只会惹人烦。随着越来越多的可卡因涌入美国，价格也随之下降，就有更多的人买得起它——造成可卡因使用者所属的阶层没有那么突出。新闻报道开始强调的不是“不幸的人”，而是“上瘾的人”和“可卡因狂”。这些受害人得到的同情更少，因为公众认为他们染上药瘾不是因为医学研究而造成的不幸，或是因为在工作过程中以身试药造成的，而是因为他们为了寻找快乐服用可卡因造成了。这样一来，瘾君子的形象从出现了问题的具有悲剧色彩却又受人尊敬的绅士（或是淑女），渐渐变成了坏的，自私的，危险的——而且还可能犯罪的——瘾君子，或是“可卡因狂”。
这样一来，可卡因第一次同犯罪联系了起来，二者之间建立了明显的因果关系，直到今天还有人这么认为。随着可卡因价格越来越便宜，数量也越来越多，发动这场可卡因狂热的人们开始躲得离它远远的，最终害怕了起来。不久，可卡因和犯罪之间的联系就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了。1911年，哈弥尔顿。莱特——美国反对服用鸦片运动的领袖，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本人是个酒鬼——的新发现让《纽约时代周刊》的读者大为震惊：
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市负责执行州和市的制药法的机构都一致认为，滥用可卡因直接刺激人们去犯罪；它或许还是增加犯罪级别的所有因素中最不同寻常的一个。非法使用可卡因是最难对付的，习惯性地使用可卡因会暂时提高犯罪的能力，结果他们为了拒捕，会毫不犹豫地实施谋杀。
《纽约时代周刊》，1911年三月12日
可卡因似乎不仅有诱导暴力和犯罪的倾向，而且可能会导致使用者对自己施加暴力。《汉普敦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可卡因地狱里的八年”的文章，讲的是一个名叫安妮。梅尔斯的女瘾君子的故事。梅尔斯回忆起对可卡因的渴望驱使自己采取绝望的手段：
由于可卡因一开始的效果是盗窃癖，所以我不停地惹麻烦我故意拿起一把剪子，把一颗填满金子的牙齿撬松。接着我拔出了这颗牙，把它砸开，拿起里面的金子就往最近的当铺跑（血从我脸上流了下来，浸湿了我的衣服）。我把它卖了八十美分。
引自《奇异古柯》，肯尼迪，1985
这篇文章的作者克里夫兰。墨非特——这个人有一个名声不太好的与众不同之处：在这篇报道之前他就曾经因为预言摩托车“永远也不会在美国流行”而被记载下来——进一步把可卡因同犯罪联系了起来：
让我来指出“可卡因狂”所犯的罪行不仅仅反映在他们疯狂地渴望得到可卡因之上，还反应在服药之后的疯狂的愉悦仅仅在几个星期之前，在新泽西州的爱斯伯瑞公园杀死小史密斯。玛丽的凶手就供认说自己是可卡因上瘾的受害者，还有芝加哥警察局的副警长告诉我的一桩尚未破获的谋杀案，种种疑点都指向可卡因这种新罪恶，可卡因罪恶，也是我们要对付的最严重的罪恶，已经证明它是犯罪分子和最不同寻常的暴力行为的制造者。
《汉普敦杂志》，1911年第一期
犯罪的确令人惊恐，然而后来发现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种族思想。如果白人在可卡因的作用下会犯罪，——那么，黑人服用了可卡因后会干出些什么来呢？大多数人认为黑人不服用可卡因就已经非常疯狂。从1900年左右开始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已经在跃跃欲试了。这个答案如此可怕，以至于很快就获得了动力，《美国医学协会杂志》报道说“有报道说南部某些地区的黑人开始对一种新的恶习上瘾——用鼻子“吸食”可卡因或是染上“可卡因瘾”。这会导致什么后果？没过多久，公众就发现：
美国某些的确的黑人使用可卡因的情况简直就是骇人听闻问题地区的警官告诉我们说，瘾君子们被可卡因弄得发狂，他们要得到可卡因真是易如反掌。
《美国制药杂志》，1901年，引自《可卡因之战》，埃迪 等，1988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服用可卡因呢？《英国医学杂志》解释得很清楚。据这份杂志说，一切都开始于新奥尔良，那里的工人轮换班给蒸气船装卸货物，需要持续工作长达七十个小时不停止。黑人搬运工发现可卡因可以使他们干得更起劲，时间更长，吃得却更少，反过来又把这种习惯传给了种植园的工人，工人们马上就喜欢上了可卡因。没过多久，正如波托西城的西班牙工头一样，庄园主们发现可卡因对维持秩序非常必要：
今年，如果不能保证在附近某个地方买到可卡因的话，许多亚祖河边上的种植园里的黑人就拒绝干活，据说有些庄园主在种植园的供应物资中储备了可卡因，就像定量分发威士忌一样定期给黑人分发可卡因。
《英国医学杂志》，1902年十一月28日
黑人不光是服用可卡因，而且用得很多，乔治亚州的华生上校——一个热切的反对服用可卡因（和可口可乐）的活动家——在《纽约论坛》上报告说：“我去过亚特兰大的蒂卡杜大街上的一些黑人酒吧，老板们告诉我说因为黑人染上了卡因瘾，弄得他们简直要关门大吉。”
整个美国有关黑人滥用可卡因的报道都是刻意捏造出来的，目的是要吓唬北方那些头脑狭隘的中产阶级白人。他们已经读过有关可卡因对诸如医生和律师之类受过教育的白人造成的可怕后果——但是黑人！该死！他们连喝酒都不能让人放心。没过多久，美国白人的偏执狂思想开始表现在报纸上。华生上校接下来还说：
勿庸置疑的是，可卡因能很快影响到大脑，导致南方的精神病院里塞满了不幸的受害人。一个人在某段时间内习惯性地使用可卡因，会在精神上变得不负责任。没有人能够长时间服用它还能保持精神健康。这是一种最糟糕的伤害大脑的方法。
《纽约论坛》，1903年六月21日
华生的结论非常坚决：“南部各州有色人种犯下的许多可怕的罪行”，他这样写道，“都可以直接追溯到可卡因瘾上去”。与可卡因有关的黑人犯罪事件在整个二十世纪头几年急遽增加，与此同时，有关他们的犯罪行为的故事里增加了越来越多的暴力，也越来越不可信。这里面最著名的，便是由真正的公正报道大师——爱德华H威廉姆MD——在《纽约时代周刊》上的打着“黑人可卡因狂成为南部的新威胁”的旗号下所作的报道。这是那种让你读了就忍不住大笑起来——接着就意识到其实一点也不好笑——的报道。读着他的文章，你就能在头脑里勾勒出他的形象来：一个看上去很严厉的家伙，长着一部修剪得很整齐大胡子，戴着金属框的眼镜。他的表情就说明了一切：一个严肃的家伙，一个老成持重的人，一个忧心忡忡的人。他当然很清楚如何给自己的故事开个好头：
几年来一直有谣言说南部麻醉剂上瘾的情况在增加——这些闪烁其辞却又总是持续出现的谣言提到，吗啡和可卡因之类麻醉剂上瘾的现象正在成为加在某些地区的有色人种身上名副其实的诅咒。对这些所谓的情况进行的报道，有些读起来像是那些耸人听闻的小说的作家所作的最狂野的想像。有关用可卡因寻欢作乐和“吸食可卡因派对”，后面跟上大宗谋杀案的故事似乎像是最低级的那种骇人听闻的新闻报道。但就事实而言，许多这类报道一点都不“低级”。疯狂的可卡因使用者在密西西比州一次杀了九个人，北卡诺林纳州死了五个，田纳西州死了三个——这些都是事实，没有任何想像的色彩。既然这些令人憎恶的证据后面有精神病院，警察局，监狱和教养所的记录作证，我们只能坚信服用麻醉剂已经成为南线某些地区的种族威胁。
《纽约时代周刊》，1914年二月八日
是的，威廉姆说：南方的麻醉剂上瘾情况比北方要严重五到十五倍。他们服用的是什么？可卡因。可卡因会让你怎么样？产生幻觉和妄想。它还造成使用者对无辜的路人进行危害生命的攻击。但是可卡因还有一个更加可怕的作用：
可卡因会产生其他几种情况，使得可卡因狂成为特别危险的罪犯。这些情况中的一种，就是暂时对强烈的攻击具有免疫力——即便受了致命的伤也不会倒下。子弹射进了身体的重要部位，会造成正常人当场死亡，却不能阻止“可卡因狂”——无法阻止他的向前冲或是削弱他的进攻。
《纽约时代周刊》，1914年二月八日
威廉姆还引用了一位南方执法警官给他讲的一个案子作为例子。这个警官是北卡罗林纳州的阿西维尔的警察局长利尔里，他曾经试图逮捕一个“杀气腾腾到处跑”但“迄今为止没有造成伤害的黑人”。然而，因为可卡因，事情没能按照计划进行。当英勇的利尔里局长通知这个可卡因狂他被逮捕的时候，这个人拔出了刀向他袭击，刺中了他的肩膀。利尔里马上作出反应：
（利尔里）拔出左轮手枪，把枪口放在这个黑人的心口上开了枪——“想要一枪毙命”——但是这一枪连让这个人晃一下都没有。第二枪穿透胳膊击中了胸部，也几乎没起什么作用，没能拦住黑人或是阻止他的进攻。
《纽约时代周刊》，1914年二月八日
利尔里意识到自己无路可走，最后不再浪费宝贵的子弹，把手枪装进皮套里，拿起大棒把这个人打死了——显然这是唯一具有他想要的效果的工具。他被自己刚刚杀死的这个“黑人可卡因狂”的超人力量吓坏了，马上跑回家，他所能想到的唯一能确保自己安全的事情是：给自己找只更大型号的枪。整个南部的执法警官都换了枪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