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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他常到我家来和我父亲一起吸大烟；两个人在烟榻上海阔天空胡聊一气。我姐姐在《金锁记》里描写他：‘他是个瘦小白皙的年轻人；背有点驼；戴着金丝边眼镜；有点工细的五官；时常茫然地微笑着；张着嘴；嘴里闪闪发光；不知道是太多的唾沫水还是他的金牙。’ “他受了‘七巧’的挑唆吸上了鸦片；把新婚的妻子‘芝寿’活活地丢在一边；让她心情悒郁；最后得了肺痨而死。她死后；‘绢姑娘扶了正；做了芝寿的替身。扶正不到一年就吞了生鸦片自杀了。长白不敢再娶了；只在妓院里走走。’ “李玉良在家受‘七巧’的控制；在外面倒生龙活虎；结识了一批三教九流的朋友；包括王亚樵的‘斧头党’。据他向我父亲说；他还伙同斧头党的人；帮了他伯父李国杰（小说里的‘大爷’）的一个大忙。 “……招商局肥水多；李玉良在协助李国杰清除后患、暗杀赵铁桥之事上有功；当然捞到一笔钱供他挥霍。
他常来找我父亲聊天、吸大烟；就是在那件事之后。但坐吃山空；李国杰后来自身难保；李玉良断了油水；后来大概也没什么事可吹嘘；渐渐就不常来我家了。 “由于‘七巧’碎嘴；在家族中人缘差；两个孩子也都没教育好；李玉良销声匿迹；我也没有再提起他。他的下场如何；似乎也没人关心。‘七巧’的孩子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这也许是大家早就预料到的。 “《金锁记》的男主角‘三爷姜季泽’本名叫李国熊；和我父亲的交情不错；并且认我为干儿子；戏称为这是他的‘干殿下’。按照李家的起名排行；他叫我‘李家常’。他来我家时；只要我在家；父亲就会把我叫到他们跟前；对他们执以父辈之礼。 “李国熊是一位十足的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无所不来；花钱如流水。我姐姐在《金锁记》里写他第一次出场：‘那姜三爷姜季泽打着呵欠进来了。季泽是个结实的小伙子；偏于胖的一方面；脑后拖一根三股油松大辫；生得天圆地方；鲜红的腮颊；往下坠着一点；青湿眉毛；水汪汪的黑眼睛里永远透着三分不耐烦……’季泽第一次向七巧调情；是七巧向他说：‘总算你这一个月没出去胡闹过。真亏了新娘子留住了你。旁人跪下来求你也留不住。’
季泽当着妻子兰仙的面；却笑着回答：‘是吗？嫂子并没有留过；怎么见得留不住？……’分家后没几个月；季泽手头拮据；去找七巧诈财；第二次对她调情……但是他的调情没有达到诈财的目的；因为七巧太精明了。在现实生活里；李国熊平时花钱太随便；子女又多；家用越来越拮据；后来上海住不下去；就搬到北京去住。” …… 如此如此；白纸黑字；指名道姓；昭然若揭；真的是“生怕人家不知道”。
但要命的是，事情并不完全属实；有的地方简直相差太远了！ 现在我们知道了；现实生活中的“绢姑娘”不仅没有吞生鸦片自杀；而且与丈夫李玉良相处得很好；她为李家生了六男一女共七个孩子；一直活到1981年5月才去世；李玉良也活到1957年。而且他家的孩子个个都争气；都是大学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大儿李道秉是电力高级工程师；江苏水电局电力试验研究所的所长；二儿李道是福州铁路局的总工程师；福州铁路设计勘测设研究院的党委书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福建省铁路事业的开创者；老三李道是海军部队东海舰队兴国舰上的作训参谋；中共党员；老四李道稹是上海玻璃厂的高级工程师；老五李道稜是国家城乡建设部北京建筑机械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老六李道稔是上海第八人民医院的外科主任；徐汇区政协委员；女儿李道穗是上海染料化工厂的技术人员。全家人都过得好好的；怎么就变成“吞生鸦片自杀”了呢？怎么说是“‘七巧’的孩子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呢？ 这怎能不叫李家老人暴跳如雷呢？怎能不叫李家后代认为张家姐弟俩脑子有毛病呢？张爱玲姐弟怎能躲得过吐沫星子之灾呢？他们就该着成了李家不受欢迎的人。
然而欢迎也好；不欢迎也好；他们全然都顾不上了；时间是最有力量的；现在他们姐弟俩都飘然归道山了；他们都只留下了文字；没有留下子女；也不需要负任何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张爱玲毕竟是写小说；朦朦胧胧地有些真人的影子就可以了；尽管还是引起他父亲和舅舅大发雷霆。但是现在的人如果真把这些小说当做李氏家族史来读；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小说中的故事的确与事实相差太远。
现在我们已弄清楚了；张家姐弟所见、所写的；仅仅是李家故事的一个极小的部分；仅仅是李家兄弟六房中的老二房中的“国”字辈中的、某些人的、多少已走了些形的人物故事；具体来说；在《金锁记》中主要影射的是李鸿章的孙子李国煦家的事情。那恰恰是李家老一辈的“家底儿”已经吃得差不多了；新一代的新秀尚未崛起的、青黄不接的年头。 但是不知她是有意还是无意地省略了一个过程；那是李家后人生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李家家字辈的不少人在家族败落后的奋斗和崛起。其实就是张爱玲本人；不也就是奋斗和崛起的一例吗？即便是李玉良（李家瑾）；也就是张爱玲笔下的“长白”；这个人的真实面目完全不是张爱玲所说的那样；他实际上早已背叛了家庭；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在上海升平街的家在抗战中已成为中共地下联络站……所以解放以后他能当上厂长；并在政协部门任职。
张爱玲与李玉良是同一辈人；用张子静的话来说；他们早就与之打过照面；这些情况；作为究心打探李家故事的张爱玲不会不知道；但在她的小说中全都隐去了。或许是她不屑于写；因为她是很讨厌革命的。但这是事实；因此就更能说明；如果把张爱玲的小说当成信史来看的话；那就可悲了。 张家姐弟既没有赶上李家前几代的创业期、辉煌期；也没有看到李氏家族整体的衰落以后的再次崛起；更没有看到上海以外和中国大陆以外的李家人的艰苦奋斗的沧桑历程；或者看见了；并不情愿把它写出来；而仅仅写了某些片断。所以说；当小说写；当小说读；不会挨骂；而要当真实的家族史来写来读；就要惹麻烦了。 事到如今；又能怪谁呢？
第三部分 短命侯爷第37节 才女被胡兰成耍了个惨
张子静在1944年10月创刊的杂志《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也是《我的姊姊张爱玲》；据他说；这是他在过去五十年间发表的惟一一篇文章。文中写了他对姐姐的看法： “她的脾气就是喜欢特别：随便什么事总爱跟别人两样一点。就拿衣裳来说吧；她顶喜欢穿古怪样子的。
记得三年前她从香港回来；我去看她；她穿着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印着一朵一朵蓝的、白的大花；两边都没有纽扣；是跟外国衣裳一样钻进去穿的。领子真矮；可以说没有；在领子下面打着一个结子；袖子短到肩膀；长度直到膝盖。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旗袍；少不得要问问她这是不是最新式的样子；她淡漠地笑道：‘你真是少见多怪；在香港这种衣裳太普通了；我正嫌这样不够特别呢！’吓得我也不敢再往下问了。我还听别人说；有一次她的一个朋友的哥哥结婚；她穿了一套前清老样子的绣花袄裤去道喜；满座的宾客为之惊奇不止。
上海人真不行；全跟我一样少见多怪。 “她曾经跟我说：‘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轻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这也许就是她做人的哲学……” 张子静在五十年后把这段话又写入他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五十年前；我的姊姊张爱玲》；文中写了当初为什么要写那篇文章的故事；很能说明张爱玲的性格以及她的为人。当时是汪伪统治时期；青年们精神上都很苦闷；张子静的同学邵光定拉他一起办杂志；并且请他向他那已经很走红了的姐姐约份短稿。张子静写道： “（张信锦）说：‘你姐姐是现在上海最红的作家；随便她写一篇；哪怕只是几百字的短文；也可为刊物增色不少。’我想想也有道理；就约了邵光定一起去找我姐姐约稿。 “还没走到我姐姐的住处；我就想到这样贸然前去似乎不太稳当。
一来我姐姐的性格一向不爱见陌生人；二来她当时可说是红得发紫的巅峰期；向她约稿的著名报刊杂志很多；她成天躲在家里做一个‘写作机器’也应付不完那许多约稿；也许不会为我们这个无名刊物写稿。如果她当面叫破；我是她弟弟；听他几句排揎倒也无所谓；而让我的朋友邵光定当面难堪；这就很下不了台。 “我把这层顾虑说给邵光定听；他也觉得不无道理。到了我姐姐住的公寓门外；就请邵光定在外面等；我一个人上楼去找她。她正在赶稿子。 “果不其然；听完我的来意；她当面开销；一口回绝：‘你们办的这种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给你们写稿；败坏自己的名誉。’
“我从小在我姐姐面前吃她排揎也习惯了；知道再说无益；就匆匆告辞；下楼把结果告诉邵光定。他听了倒也不惊讶；因为刚才我已作过沙盘推演；把可能的结果告诉他了。 “不过我们两人都难掩失望之情；懊丧地回去找张信锦商量。张还是希望把特稿的焦点对准张爱玲。最后就说：‘那么这样吧；请子静先生写一篇关于他姐姐特点的短文；这也很能吸引读者的。’我不放心地说：‘她看了会不会不高兴而在报上或杂志上写出声明或否定的稿子吗？对我们新刊物可是一个打击。’ “张信锦说：‘大概不会吧？一来是你出面写的；你是她的亲弟弟；她怎么能否认？二来稿子的内容一定无损于她的声名形象；只有增加她的光彩；凸显她不同于凡人的性格；我保证不会出什么问题。’张信锦的分析；鼓舞了我的勇气；我于是凭着平日对她的观察；写了《我的姊姊张爱玲》这篇一千四百字的短文。” …… 如此一件小事；可怜的张子静要费多少心思！张子静是张爱玲惟一的亲弟弟；姐弟俩之间尚且如此紧张；遑论其他。张爱玲性格中的冷漠、精明、算计、高傲；抑或还有点自私；就是十分清楚的了；是属于性格有些怪癖的没落家族出来的千金小姐。有的地方还有些像她笔下的曹七巧；生活有负于她；她就本能地逮着任何一个机会；宣泄她的怨气；对谁也不和气。
但是精明的张爱玲还是被比她更精明的人暗算了。此人就是老狐狸胡兰成。胡兰成占有了张爱玲纯真的第一次爱情；把才女耍了个惨。 傅雷曾说张爱玲小说的出现；是“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开出的奇葩。尽管“不相宜”；但毕竟是花；而且开放了；并且一夜成名。但更加“不相宜”的应是她与汉奸胡兰成的那桩倒霉的婚姻。 胡兰成是什么东西？是个穿长袍的长着一对三角眼的、有着水蛇一般“滑溜”的心机的文痞；是连当时的汉奸都骂他是汉奸的汉奸。他人虽在汪精卫的营垒里当个宣传部副部长；但极其关心军事情报；一心要与日本军界上层人物挂钩；在日本主子跟前摇尾乞怜；极力邀宠；以至于被汪精卫关过一个月。
一向不屑接近政治的张爱玲；在走向“爱河”的时候；竟情不自禁地抛弃了她的“非政治标准”；很快成了“三角眼”的俘虏。当然；胡兰成的政治并不足以使得他们的婚姻失败；关键的是这次婚姻的性质；是一桩癞蛤蟆居然短时间地吃到了“天鹅肉”式的婚姻；气质和根基都根本不对。 胡兰成根本就是个无根基的人；既没有家教又没有家产；是个专靠小聪明巴结权贵的市侩；又是个专靠嘴巴片子骗取女性的低级动物。尽管他的花言巧语一时迷惑了张爱玲；但他还是不得不承认；他在见到张爱玲这个高傲的超级才女时的眼花缭乱和手足无措。
他写第一次走进张爱玲的房间时写道： “第二天我去看张爱玲；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那陈设与家具原简单；亦不见得很值钱；但竟是无价的；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是带刺激性……张爱玲今天穿宝蓝绸裤袄；戴了嫩黄边框眼镜；越显得脸儿像月亮。三国时东京最繁华；刘备到孙夫人房里竟然胆怯；张爱玲房里亦像这样的有兵气。 “在爱玲面前；我想说什么都像生手抱胡琴；辛苦吃力；仍道不着正字眼；丝竹之音变为金石之声。” …… 这原本不是爱的胆怯；不是爱的迷乱；而是面对张爱玲所代表的她的阶层的文化的陌生、胆怯和迷乱；他们原本就不是一股道上的车！所以狡猾的胡兰成忙不迭地调整心态和步伐；以求稳住阵脚；使出浑身的解数；一会儿理论；一会儿生平；一会儿古典中国；一会儿西洋现代；洋洋洒洒；真真假假；把张爱玲唬得一愣一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