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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良有一段时间没有固定的职业；却有七个子女要养活；还有几个从他们上一代开始就在李家服务的老佣人；所以从抗战时期起；就已开始卖卖当当地过日子了。解放后李玉良先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后到安徽省省委统战部任职；1957年病逝前任安徽省文史馆秘书。尽管这种卖卖当当的日子持续了不少日子；可那把宝剑；始终挂在他家的墙头上。 李玉良去世时他只有两个儿子参加了工作；一个儿子参了军；其余孩子都还在读书；已经工作的孩子就把有限的工资拿出来交给母亲；供弟妹们读书。但无论多么困难的日子；这把祖传的宝剑他们不舍得卖；仍挂在他家升平街老宅的墙上。可这在太平岁月还好说；到了“十年浩劫”扫“四旧”时；麻烦就大了。
1966年下半年；造反派成团成伙地在街上冲冲杀杀；见到“四旧”不是烧就是砸烂；吓得一些过去的殷实人家把美金、黄金、高级手表半夜里往垃圾箱里扔……李家人自然也非常紧张；因为李家的确还保存了一箱祖传的东西；那可是货真价实的“四旧”；里面有李鸿章当年穿过的朝服、皇帝恩赐的黄马褂、三眼花翎顶戴、手批古籍、古瓷、古礼器以及李鸿章用过的印章、印盒、题写的扇面等等。这些箱子里的东西外人自然是不知道的；但李家在升平街住了几十年；街坊邻居无人不知他们是李家之后；寻常日子大家和睦相处；而“革命风暴”呼啸而来之时；只有翻脸不认人的人才算是“革命派”。 他家隔壁一家的老人；论成分不过是个小业主；就是因为在抄家时和造反派争辩了几句；惨遭造反派毒打；惨叫声一条街的人都能听到……这时正好在海军部队服役的李家老三李道来沪探亲；正住在家里；他实在不能忍受隔壁的惨叫声；就穿好军装前去制止了“小将”们的“革命行动”（那户人家至今非常感谢李家）。然而回到家里面对自家的一箱“四旧”时；仍是一筹莫展。
他心想母亲年纪越来越大了；支撑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断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刚巧当地的户籍警严晓玲跑来告知；按照上级规定；军属之家是不可以抄家的；但现在天下已大乱；谁也管不了谁了；这条街上无人不知你们家的底细；为了安全起见；你们家若是有“四旧”的话；还是自己处理处理吧。 那么就只好如此了。当天夜里；他们几个兄弟陪着母亲卞慧卿；小心翼翼地把箱子抬到了天井里；把箱内之物撕的撕；烧的烧；砸的砸；然后“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事。那件黄马褂；临焚之前想想实在不舍得；就剪下了上面五只金纽扣；把它混在针线箩筐里；造反派就不易发现了。那一堆大大小小、晶莹亮丽的各式印章；一般的也就扔掉了；有几方大的上面还刻着山水人物造型；精美无比；扔掉实在可惜；怎么办呢？还是小儿子李道稔想出一个好办法；干脆把上面的印文磨掉；去掉它的历史内涵而成了一块普通的印石；不就安全了吗？那堆印章是李鸿章、李经述、李国杰、李国煦等三代人的印章；说不定就全成了祸害了。一箱子东西全都处理完了；他们仍未舍得动那把宝剑。李道小心地把它用报纸包起来；今天藏到这儿；明天藏到那儿……他明明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但是有一天宝剑还是被造反派搜走了；是被李道的一个叫“大哥”的同学给“咬”出来的；他曾在李家看到过此剑。
李道1949年8月参军；那年才十五岁；曾在华东军政大学读书一年；所谓“大哥”就是他那时的一个同学；关系好得就像亲兄弟。毕业后“大哥”分配在陆军；而李道则要求去海军；因为那时国家正在组建海军。他想；既然高祖父是在海军（北洋海军）的事情上栽了跟斗；李家后人就有责任在海军建设上再站起来；于是来到东海舰队兴国舰上。部队驻扎浙江定海；白天参加训练、执行任务；晚上他总是一卷在手；灯下苦读。军事书、科技书、自然地理书、政治书、历史书、名人传记……只要那时能找到的书；他总是尽量找来看（如今李道已经去世了；我们从他留下的遗物中；看到有满满一大橱书）。他从士兵做起；以海疆为家；立志为中国的海军建设奋斗一辈子；理想和目标是要当个将军。 可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兵哪里知道；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头；李家人是不会受到重用的。
他参加了解放一江山的战役；战役打到最激烈的时候；他和战友们向一个山头冲锋；开始还算顺利；谁知敌人突然开始扫射；他还好；仅臂上负了点轻伤；而他前后左右的战友却倒下了一大片……他拣了一块弹片和一只炮弹壳带回来；作为对战友和那场战役的永久的纪念。 后来长期担任舰上作战参谋；在东南沿海一带执行巡逻任务。在业务上他总是出类拔萃；对那些可疑的“渔船”总是保持高度的警惕；有一次他率先跳上了一条日本“渔船”；果真发现了问题；他们当即决定把该船拖回港。后来经有关部门调查证实；那真的是一艘间谍船。 他曾荣获过三等功和四等功；多次受到表彰；但由于出身问题；长期未获提拔。1966年“文革”爆发后不久；部队也要“清理阶级队伍”；他这个大卖国贼的后代；自然在第一个浪潮中就被冲刷了下来；被宣布复员回沪；到城建局的一个学校当行政干部。 就在这个时候；当年他那个“大哥”参加了“支左”工作组；偏偏在“支左”中又犯了生活错误；在隔离审查中为了争取宽大处理；不惜“反戈一击”；大举揭发别人；其中就把李道家里的宝剑作为“四旧”给揭发出来了。
这么一来；不仅李道宝剑保不住了；他本人也因“窝藏四旧”而被下放到一家工厂去干杂活；劳动改造；早晨六点钟就要出门；晚上要写思想汇报；写检查；夜里十点钟才能踏进家门。他也会苦中作乐；把写检查和思想汇报当做练钢笔字；他说他还从来没有写过这么多字呢！如此这样一干就是三年；直到1975年才恢复工作；在城建工程学校担任办公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他虽因宝剑而落难；但还是时时想起那把宝剑；念它不知在什么地方。 奇怪的是老天爷竟长眼；老李家的宝剑在外逗留了几年后；突然有一天又回到了家里。那倒不是“文革”后落实政策发还的；倒还真的是造反派给送回来的。造反派们说；经有关部门考证；这剑上没有李鸿章的名字；说明不是李鸿章的宝剑；你们大概搞错了。李道一阵窃喜；忙不迭地说：“是的是的；是我们搞错了！是我们搞错了！”就此收下了宝剑。
李道后因长期精神压抑；借酒浇愁；身体垮了；于2000年去世。 现在这把宝剑仍高挂在他的遗像边。 他生前与夫人邵玉桢女士约定；将来把骨灰撒到他工作、战斗了十余年的定海海域里去。
第三部分 短命侯爷第49节 屡·败·屡·战（4）
“杀人如麻”的李道稔
几年前的一个春节；笔者推开了上海第八人民医院外科病房的大门，人高马大的外科主任李道稔先生热情地走了过来。望着这位李鸿章的第五代孙；不由得令人发生联想：若不是辛亥革命；站在这儿的定是位穿长袍的“侯爷”式的人物。然而剧烈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他的家族命运；把他塑造成了一位穿白大褂的外科专家。 他也是李鸿章一支中李玉良（李家瑾）的儿子；是李道和李道的小弟弟。他小时候非常调皮捣蛋；不好好读书；父母很为他的将来担心；暗地里找了个瞎子为他算命。那瞎子听完他的生辰八字后；略一算计；只说了四个字：“杀人如麻”。她母亲吓得差点没晕过去，以后就常常担心他会闯祸；时时要盯住他；尤其不许他玩男孩子爱玩的刀枪棍棒之类。
“文革”初期，社会上打砸抢乱成一片的时候；李道稔正在上海第二医学院读书（1962年进校；1968年毕业；那时的医学院是六年制）。大学里的红卫兵是运动的急先锋；也是一切最愚蠢的过激行为的急先锋；全家人怕他年轻气盛；看不惯红卫兵而跟他们打起来；宁肯把他关在家里不让出去。 但是人的命运一旦定了大概是无法改变的。李道稔最终还是拿起了手中的刀———那不是杀人的刀；而是外科手术刀。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当外科医生；直到这个时候当母亲的才松了一口气———“杀人如麻”原来是这样的！ 1968年他毕业的时候“文革”正闹得如火如荼；大卖国贼的后代是不要想留在城市里工作的。
人家出身好的同学是“红五类”子女；属于依靠的和重点培养的对象；而他属于“黑六类”；也就是另类；业务再好也受不到重用；不仅受不到重用；一不小心还要被划入“内控分子”；因“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曾经猖獗一时。其实他的老子根本早就是革命阵营里的人了；高祖李鸿章到他这一代已经隔了四代人了。但也不行；人们在这个时候表现了对历史的极大的尊重；谁让你是李鸿章的后代呢？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必须乖乖地到大西北去；来到宁夏自治区北部；靠近内蒙古的平罗县的一个公社卫生院。 当地的医疗条件之简陋令他非常惊讶———一个公社的卫生院；担负着数万人的医疗保健任务；而连最起码的注射器具的消毒设备都没有；条件还不如上海的一个医务室。诊疗室里常年生着一个炉子；上面放一个煮饭的饭锅；要打针了；就把针管针头扔进去煮一煮就是了。原先还没有手术室；遇到紧急的情况必须手术时；在办公室里拉一道白布帘就权当手术室了。其他设备也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院里只有十几个医务人员；差不多都是土生土长的卫生员。院长和书记都是抗美援朝时战场上的卫生员；战后复员回来的老兵。像他这样的名牌医科大学毕业的学生；不要说是公社卫生院；就是县医院里也没有；他一下子成了当地的新闻人物。 人的命运有时真的很奇怪；他这个“黑六类”、“狗崽子”；在上海受人歧视；政治上抬不起头来；到了乡下却成了香饽饽；受到当地领导的关心和重用。宁夏民风淳朴；看人看实际；并不从某种教条出发；这给了他极大的安慰；所以他在宁夏一干十三年；尽管物质条件非常艰苦；还必须经常背起药箱下乡送医上门；实际上跟赤脚医生差不多。但他觉得在这个把人当成人的环境里；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或许比物质条件更为重要。 三年后；卫生院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下子涌进来七八十个医务人员。原来；全国的医疗部门为落实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讲话精神；把城市里的很多医疗干部下放到农村；包括把一些医科大学也下放到农村去了。安排在李道稔所在单位的数十人；是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医务人员（因那个学院整体下放了）。
令他感到高兴的是；这些人中有两位知名的外科教授；他就抓住机会认真向他们学习；几年下来；获益不浅；比读研究生还要过瘾。李道稔至今还认为；老天爷对自己还真是不薄呢！ 西北地区的生活条件毕竟较差；1974年他患了肝炎。粉碎“四人帮”后的1981年；组织上为解决他夫妇分居问题；把他调到江苏；后来又回上海。现在；他已当上外公了；职务是上海第八人民医院的外科主任；还是徐汇区的政协委员。 讲到逆境对一个人成长过程的影响时；笔者曾问道稔先生：“李鸿章去世已经一百多年了；这一百多年来；你们这些‘大卖国贼’的后代；看来十之八九都在逆境中生活；然而为什么目前这一代人；一个个又都成就显著？” 李道稔说：“逆境固然是坏事；但有时候也会变成一种好事；它会刺激你奋发，逼得你抗争。逆境有时候是一位导师；有时甚至还是一种财富；是一种花钱都买不来的财富。
一个有了苦难经历的人；才会懂得什么是幸福；什么是责任；也才会明白什么是真善美。当你处在社会的最底层的时候；才可能看清社会的众生相；才能真正明白；我们这个农业大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谈到家庭教育时；他还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我在家是老小；小时候非常调皮；读书不好好读；考试下来总是‘开红灯’；而家里规矩很严；考不及格就要挨打、罚跪。罚跪次数多了；我一个叔叔可怜我；跑来帮我解围。他悄悄教我一个‘屡败屡战’的办法。下次再挨打时；我就大声争辩：‘我虽然是屡战屡败；但我还在屡败屡战呀！’此招果真灵验；父亲看我讲得很认真；从此不打我了。原来这是我们家代代相传的一句口头禅。当年李鸿章打太平天国；屡战屡败；在向清廷汇报军情时；他巧妙地颠倒了一个词汇；把‘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这样就把淮军在困厄面前的精神气概给突出出来了。后来家族中取其意而用之；常以‘屡败屡战’相勉；几成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