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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防火性能化设计与危险性评估。
（2）城市防震减灾规划
城市建设（包括不同性质工程建设）布局与避让地震活断层。
处在地震次生灾害不利地段的城区、城镇及村镇的避让或安全处理。
不同地区工程建设（包括农居）抗震设防要求的确定。
城区和城镇区（人员密集地区）避险场地布局和建设规划。
地震监测体系规划（含前兆、测震和强震三大台网系统）系统。
农居建设地震安全规划。
地震减灾技术与城市建设发展规划。
地震应急救援规划。
社会地震宣教网点布局及建设规划。
（3）城市地质灾害减灾规划
地质灾害发育现状、特征及危害性。
地区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划。
地面沉降及地裂缝分布现状，泥石流及滑坡灾害、地面塌陷危险区分布。
地质灾害发生发展趋势。
域重点地区（旅游区、重点经济区、自然保护区、地质公园等）地质灾害防治建议。
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分期规划建设。
（4）城市水安全规划
城市防洪及河湖水系规划研究如针对现有防洪工程、洪水来源及新的城市土地使用功能布局，提出城市防洪体系。
水旱灾害防灾减灾规划研究如针对超标准洪水要划定蓄滞洪淹没区，提出受灾地区公众避险安置规划。
（5）城市气象减灾规划
城市面临的气象灾害及极端天气状况。
城市化发展使气象灾害出现了新规律及新特点。
建立城市气象灾害监测、预警、评估及应急建设。
应急联动气象防灾减灾系统建设（主要指研究突发性、灾变性事件与气象的关系）。
城市气象防灾减灾尚存的问题。
（6）城市生命线防灾规划
供水管线事故及次生灾害。如北京每年发生供水管线事故3000多起。
城市燃气供应的事故隐患。如北京管网超期服役，每年因腐蚀造成漏气事故80余起；城区内还有28个液化石油气供应站在拥挤的旧居民区内，防火防爆都不合要求；非法占压燃气管线和野蛮施工造成漏气事故每年也有60余起之多。
城市供热存在的事故隐患：占北京全市供热行业60％以上的小型供热单位，基本上不具备事故应急抢修力量；城市热网布局不合理，西部用热负荷多，而大型热源呈东多西少格局，一旦某种热源故障，将造成大面积停热的重大后果。
城市道桥及排水管网存在的事故隐患：明清旧砖沟不堪重负，至今还有170公里旧沟在超期服役；高新技术工业废水已排入市政污水管网，产生毒气及化学物质，腐蚀管道，造成爆炸事故。
（7）地下空间与防空防灾规划
地下空间防空防灾一体化体系研究。
地下空间与防空综合研究。
地下空间与防灾综合研究。
地下空间自身的防灾综合研究如地下空间与抗震结合；地下空间与防气象灾害结合；地下空间与防环境灾害结合；地下空间与防止各类人为过失灾害结合等。
（8）应急交通规划
现状应急交通系统的分析。
应急交通系统策略制定。
应急交通救援、疏散研究。
应急交通系统规划。
应急交通系统建设等。
（9）安全生产与安全生活规划
从城市防灾减灾角度回顾安全生产中的问题。
从空间规划、设施建设提出确保安全生产所需的政策和对策。
核心体现在对城市人为工业灾害危险性的评价上。
研究城市自然巨灾诱发人为工业灾害的连锁反应问题。
研究城市安全生活诸多环节如学校、社区、公共场所缺少安全规划的问题等。
（10）城市救灾规划
加强信息网络建设管理，实现市、区、街三级联网，实现各类灾情资源共享。
建立灾害评估制度，重点解决城市灾害评估问题，提高灾情核实的科学准确性。
与相关部门配合做好应急疏散、安置场所的规划和设立。在制定城市总体规划中，针对灾害易发区、重点防控区（如政府所在地、大型文化设施、使馆区、易造成大面积危害的企业等）和人口密集区域，划定疏散路径，设立固定安置场所等。
建立灾害救助物资仓储网络及其物质空间。应按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集度、可发生灾害类型及应急救助条件，建立覆盖全市的救灾物资仓储网络及空间，并保证可靠的物资流的高运行度。
（11）城市防疫规划
英国是最早关注城市公共卫生的国家，19世纪40年代约翰·斯诺博士首次用科学方法证明，在伦敦暴发的霍乱起因于严重污染的饮用水，据此英国政府成立了城市卫生委员会，问世了世界上第一个公共卫生政策。1984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健康多伦多2000”会议，会上提出了新公共卫生的概念。归纳现已公认的健康城市规划的要点：①健康城市的土地规划（住宅及公共休憩场所等）；②健康城市的交通规划（合理的路网及安全的人行道等）；③健康城市的社会规划（如城市弱势群体居住区的公共卫生规划等）；④健康城市体系的危机规划（考虑城市传染病失控蔓延情况的对策）。
（12）综合减灾应对不同灾变的避险场所规划要求
对避险范围与时间的要求：①全市性大范围较长期的避险：地震、人防（防空、防生化、防核辐射），应作为规划建设的主体。②局部区域短期避险：火灾、爆炸、有毒有害物质泄漏、洪水、泥石流，不必全面铺开，只在风险较大的重点区域规划建设。
对避险场所的共性要求：较短期的避险场所要求：安全性——避开危险因素，相对坚固耐久。基本生活保障——食物供应和清洁水源，遮风、挡雨、保温等居住条件。具备通讯联络与交通条件，留出通道。除战争、洪涝和传播范围广的危险品源地外，一般避险场所不要离原住处太远。医疗卫生条件与救治、消毒设施。较长期的避险场所：如战争期间的大型人防设施、集中连片的防震棚和来自重灾区的难民营地，还要考虑临时性儿童教育、商业、服务业、出行条件、工作条件、办事机构等的布局，居民组织和社会秩序控制等。
对避险场所的特殊要求：
地震：坚固耐震耐冲击，避免发生火灾、电击等次生灾害和疫病等衍生灾害。主要利用公园、绿地、操场、体育和文化场馆等空旷场所。
空袭：应利用地下室、地下铁道、山洞等，尽可能坚固。
火灾：避开易燃物与火源，通风良好，便于取水。
危险源：远离爆炸物、有毒有害物质等危险源，选择上风上水。
洪水：选择高处和地基稳固处避险，平原低洼乡村需设置避洪场所。
泥石流、滑坡等山地灾害：选择孤立岗地，避开危险沟坡。
城市减灾忠告中国公共卫生应急系统的弊端及改进
SARS在全国范围内的流行，暴露了长期以来我国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存在的弊端，如疫情信息发布不公开、不透明，缺乏应对突发性事件的必要准备，在公共卫生方面投入不足等。
暴露了哪些弊端
1。疫情信息发布不公开、不透明
痛定思痛的人不禁会问：当时为什么没有能够阻止SARS向全国蔓延？尽管SARS是人类尚未认识的一种病毒，但是它已在广东发作了3个月之久，至少已经知道它的毒性极强，传染速度极快，那么，为什么没有及时向全国通报关于SARS病毒全面真实的信息，乃至发出必要的警告？在SARS疫情蔓延的初期，我们得到的有关SARS的信息是不完全、不对称的，甚至是虚假信息、错误信息。世界上有两种错误：一是该做的事情没有做，二是做了不该做的事。不向社会通报疫情属于前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编造谎言则属于后者。可是，SARS病毒却是很难被藏住的。你越想隐藏，它越加猛烈地暴发出来，以至于到了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
2。缺乏应对突发性传染病的必要准备
从2002年11月6日广东佛山发现了首例不明原因的肺炎，到2003年4月份下旬，将近半年过去了，我们仍然缺乏应对突发性传染病的必要准备。面对每天三位数的患者数量的增加，北京各大医院面临医生、护士、防护服、口罩、呼吸机以及资金的短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教授6月16日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北京许多综合医院不具备传染病医院的条件，许多医院没有传染学科类的医务人才。因此，一线的医疗单位出现了对SARS认识不足、准备不足的状况……在美国，艾滋病病人都是住在负压病房的，而我们没有这样的条件，所以医院就成为最大的感染源。为此，应该立即改变现在的医疗结构和条件。
北京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专家的话特别耐人深思：从目前来看，受SARS冲击最大的不是商业，也不是交通部门，而是本来已经极度脆弱和紧张的医院系统。国家近几年卫生事业投入严重不足。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联合对北大医院、人民医院等所做的一项调查称，医治一个SARS病人的费用高达十几万，绝非一般家庭所能承担，然而对SARS病人的及时医治既是人道主义的要求，同时也是现代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且这也是防止疫情扩散的有效措施之一，这笔不菲的开支究竟应该由谁支付呢？
SARS即使不会出现反弹，也要警惕它在冬春季卷土重来，甚至还要谨防万一有新的疫种接踵而至，关键是我们要有预防各类突发性事件的必要准备，加大公共风险性的财政支出比例。我国2003年中央财政用于各类风险性储备金仅有100亿元，占中央本级财政支出的1。4％，显然这个比例是相当低的。
3。在公共卫生方面投入不足
国家在公共卫生方面财力物力投入不足，是公共卫生体系孱弱、应对突发性传染病无力的重要原因。2000年，国家财政总投入15886亿元，卫生事业费占国家财政的1。74％，为272亿元，而公共卫生只占总卫生事业费的10％左右，约为30多亿元，而且绝大部分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到2001年，国家有卫生防疫站4253个，人员20多万，而公共卫生方面的投入几乎没有增加，所以“这些钱基本上只够发工资，根本没有钱进行业务调查”。尤其是农村卫生投入严重不足，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几乎一片空白。三级医疗网波濒临解体，1/3的乡镇卫生院基本瘫痪，1/3仅能维持生计，1/3能够发展；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仅有10％左右；而且农村参加医疗保险的人口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85％急剧下降到90年代的10％左右。农民抵御重大疾病灾害的能力十分脆弱。投入不足的直接结果是公共预防专业人才匮乏，公共卫生应急事件处理不力。公共卫生专业人才学历偏低、职称偏低，人员素质堪忧，作为疾病控制“守门人”的地位未能确定。尤其是基层、社区更为突出，据有关资料反映，作为世界大都市的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医师以上仅为2。1％，本科以上学历6。1％。人才培养速度缓慢、力度疲软等总是亟待解决。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曾调查过不少地方疾控部门，发现一半以上是非专业人员，他们不但没经过专业公共卫生训练，甚至连基础的医学知识都不具备。北京大概有5000人从事疾病预防控制，但真正受到正规专业训练，做得比较到位的，“不超过50人”。
发达国家公共卫生事业费占总卫生事业费的比例已达50％左右。法国的公共卫生研究观测机构1998年成立，有200多位医学专家，2003年该中心的国家财政拨款为220万欧元。美国政府每年花在医疗方面的开支接近全部预算的1/5。“9·11”事件后，通过联邦拨款和地方投资相结合的办法，美国利用应对生物恐怖事件的威胁系统同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逐年增加投资力度，2001年为5。03亿美元，2002年为30亿美元，2003年为59亿美元，款项中有49％用于研究和开发。此外，“9·11”事件后，美国还拨专款建立了一支流行病学专职队伍。
即使同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公共卫生方面的支出在国家预算中的比例也很小，而且逐年减少，1997～1998年低收入国家（人均年收入1000～2000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