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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复杂理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有这些观念像山峰一样，从普通的中国思想中脱颖而出，也吸引了所有观察家的注意。在即将结束对中国人的论述时，我们想重点强调一下儒家思想体系的优点，只有真正理解了这些优点，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中国人。它们使中国人具备了一种服从道德的卓绝能力。每年的文官考试，都是就这些经典出题，因此，中国人的思想统一，也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每一位候选者都把政府的稳定当成自己成功的前提，这无疑就是中华民族繁衍至今的首要因素。
中国人是否确实信仰过上帝，一直是个相当令人感兴趣的问题。那些严格考察过中国典籍的人向我们保证，学者们倾向于肯定回答。而另一些自称具有独立判断能力的人则持否定态度。即使中国人确曾认识到真正的上帝，那些观念也全被遗忘了，犹如一枚古币，上面的文字早已被积存的斑斑锈迹遮盖了。对于提问者，这一问题可能非常重要，但对我们目前的研究来说，完全可以不考虑。我们目前所关注的既不是历史问题，也不是理论问题，而是现实问题，也就是说，中国人和他们的神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通过一些实例，我们不难追溯古代英雄和杰出人物从受尊敬到被纪念、再到被崇拜的各个阶段。中国所有的神几乎都是死去的人，祖先崇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证明所有的死人都是神，在皇帝的恩准下，各地不断为生前就闻名遐迩的人物建庙立祠。随着时间的流逝，很难说其中没有人会成为整个民族的神，不管怎样，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是多神论者。
认为人都有崇拜自然的倾向，这只是陈辞滥调。人们认为那些不可抗拒的未知力量有感觉，因而便把它们拟人化，并加以崇拜，所以风神庙、雷神庙等等随处可见。北极星也是人们长期崇拜的对象。北京还有与皇帝崇拜有关的日坛与月坛。有些地方，对太阳的崇拜成了一种有规律的朝拜。二月的某一天被定为太阳的“生日”。这天一大早，村民们就起身东行，去迎接太阳；傍晚时分，再转身向西，护送太阳踏上归程。一年中对太阳的朝拜这时就算结束了。
自然崇拜中最平常的是崇拜树，在某些省（例如河南的西北部），经常可以见到大小几百棵树，都挂着小旗子，标明此树为何神居所。有时即使没有这种外在的标志，人们仍会笃信不疑。如果破旧的草屋前长着一棵遒劲的老树，简直可以肯定，树的主人一定不敢砍伐，因为中间住着神灵。
皇帝经常被认为是唯一有权祭天的人。祭祀大典独特而有趣，由皇帝一人独自在大坛上举行。但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他们自己不祭把大地，也是一个新闻。每家朝南的正墙上都设有一个小小的神龛，有些地方称为天地龛。大多数中国人证实，他们举行的祭把活动（祖先崇拜除外）只在初一或十五举行，向大地祭拜或上供，有时是在新年伊始。祭祀时，没有祷告，过一会儿，供品就被撤下，或像其他祭祀一样，全部吃掉。这时，人们祭祀的是什么呢？有时，他们说是“天和地”，有时又说是“天”，也称为“老天爷”。后一种称呼经常使人们认为，中国人确实感觉到一个人格神。可是当你知道，这个假想的“存在物”经常与另一个被称为“土地婆”的神相匹配时，这个推断就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有些地方，有六有十九祭祀“老天爷”的风俗，因为这一天是他的生日。向给“老天爷”定生日的人追问：“老天爷”的父亲是谁，他的生辰八字是多少，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他们对此也一无所知。很难使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理解这些问题的实际意义。他只是接受传统，做梦也不想提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我们很少遇到一个中同人，除了知道“老天爷”掌管“气候和收成之外，还能知道他的身世与品质。”老天爷“这个同在中国广泛流传，似乎表明他具有人格，但是，就我们所知，人们既没有为他建庙，也没有为他塑像，对他的祭祀和对”天与地“的祭祀也没什么不同，似乎都是未经解释而保留下来的。
中国典籍中经常用”天“这个词来表示人的观念和意志，但有时这两方面的涵义都没有。当我们看”天即道“的注解时，感到其意义已模糊到了极点。这个词在古代富有歧义，在日常生活中也一直非常含混。一个一向祭天的人，被强烈要求回答”天“是何意时，他经常回答说，就是头上那蓝蓝的天空。这表明，他的崇拜是与崇拜自然力量相一致的，只不过有的崇拜个体，有的崇拜群体而已。他们所信仰的，用爱默生的话说，是”萧萧细雨，萋萋芳草“，他们是泛神论者。这种缺乏明确涵义的人格化，正是中国”苍天“崇拜的致命缺陷。
中国上层社会流行的似乎纯粹是无神论，这与下层百姓的多神论、泛神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那些对此颇有研究的人提供的证据中，从无数的表面现象和”前定可能性“中，我们不能不得出如下结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有教养的、文明人团体像儒家学者那样是彻底的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
*”前定可能性“指的是宋代唯物主义注释家对知识界的著名影响，中国经典的注释家、大学问家朱熹则是绝对的权威，任何对他的观念的怀疑都被视为异端邪说。他的注释不仅是唯物主义的，而且就我们理解，也是彻头彻尾的无神论，它的影响遮蔽了原有经典的教诲。
黄河从陕西和山西的深山峻岭中流出后，继续向东奔流数百里，注入大海。多少年来，它曾数次改道，跨越六、七个纬度，从扬子江口流至渤海口。但它流经哪里，哪里哀鸿遍野，留下一片不毛的沙丘。宋代的注释家带来的唯物主义洪流冲击着中国思想的大河，情形与黄河别无
* 梅杜斯先生指出，任何一位思想前后一贯的儒家学者都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但人类的本性很少有绝对的。一致性，不少儒家学者也信神，或者以为自己信神。二致。它泛滥了达七百年之久，留下的只是一片无神论的荒漠，再也不能为这个民族的灵魂提供任何有益的食粮了。道教退化成降妖捉怪的妖术，它曾从佛教中汲取大量的营养，以弥补自己的先天不足。佛教的引入是用以满足儒教无法满足的人的先天需求。它们的教育方式彼此影响，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动。任何一个提供行善途径的机构都会得到人们的赞助，假如他手头上碰巧有点积蓄，或者认为赞助与某些行为一样高尚的话。任何在某一方面似乎对人有利的神灵部会受到人们的垂青，就像个偶尔需要伞的人，遇到了一家伞店。一个英国人头伞，绝不会去问伞是何时发明，何时开始普遍应用的，中国人对自已崇拜的神也同样不过问其家世、经历。
经常有些学术讲座探讨中国有多少佛教徒和道教徒。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就像探讨在联合王国有多少人抽十便士一包的香烟、多少人吃菜豆。谁想抽十便士一包的香烟，又能弄到，谁就抽；谁想吃菜豆，又能买起，就吃好了。中国的两种”教义“与此相同。谁想请和尚做法事，又能付得起钱，就去请和尚，他也因此就成了”佛教徒“。如果他想请道士，他也同样可以去请，这也会使他成”道教徒“。如果他既请了和尚，又请了道士，那也无关紧要，人们可以说他既是”佛教徒“，又是”道教徒“。因此，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儒教徒、佛教徒和道教徒，这并没有什么不和谐的。佛教融合了道教，道教融合了儒教，最后儒教又融合了佛教与道教，因此，”三教合一“。
中国人同他们的”三教“之间的真正关系可以用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同他们的语言间的关系来说明。他们在描述自己的语言构成时说：“撒克逊语、诺曼底语和丹麦语就是我们的语言。”即使可以确定我们的祖先为谁，我们的血管中流动的撒克逊人和丹麦人的血液的比例并不能影响我们对语词的选择，它只受思维习惯和我们所期望的用途影响。学者会使用大量的拉丁词语，混杂着很多丹麦语。而农民则主要使用朴素的撒克逊语。担二者都以撒克逊语为基础，其他语言只是补充。在中国，儒教是基础，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儒教教徒，所有的英国人都是撒克逊人。佛教和道教的观念、用语和教规对儒教产生的影响，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三教”融合而成的仪式中，并没有什么不和谐或矛盾的地方，就跟我们在同一句话中使用了来源于不同民族的词汇一样。
两种不同形式的信仰常常是互相排斥的，让中国人相信这一点，并不容易。他们不懂什么是逻辑矛盾，也很少关心。他们本能地学会了一种调和不同命题的技巧。对于两个本质不相容的命题之间的关系，他们可以置之不理，强行把它们扯到一起。他们所接受的思维训练，也为融合不同形式的信仰作了充分的准备，就像液体可以通过内渗和外渗相互融合一样。他们已把这种“信仰亲和”推到了逻辑消亡的境地，即使告诉他们这一点，他们也不会明白，而且也无人可使他们理解。
教义的机械融合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是与中国人天生的喜欢秩序的本能相违背。中国人喜欢秩序，闻名遐迩，官阶的精心划分可以鲜明地体现这一点。帝国的所有官员，分为九品，每品都有严格的身份标志和权限。但是中国的神灵世界却找不到这等级森严的秩序，若问中国人“玉皇大帝”和“如来佛”谁权力大，简直是白费口舌。即使在“万神殿”中，诸神排列的秩序也是偶然的。暂时的，经常交换不定。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权威的地位也不固定，这种十足的混乱状态，如果出现在地球上，一定是个无政府主义的世界。在供奉孔子、老子和如来佛的“三教堂”，排列秩序问题仍很突出。尊者位于中间，我们认为，这个位置应归孔子，如果不是他——既然他不信神——就应该是老子。可以肯定，这个问题在过去一直令人们争论不休，但在我们听到的所有的争论中，总是佛祖受惠，尽管他是个外来户。
另一个重要特征即是中国所有的信仰都把人的道德本质贬得极低，犹如假货币顶替了真货币。儒教高尚的箴言一点也不能使人们消除对于道教经常提到的妖魔鬼怪的恐惧。人们常说，世界上没有任何文明民族比中国人更迷信、更轻信的了，这也确实不假。富有的商人和知识渊博的学者竟然每个月都要花两天时间祭拜狐狸，黄鼠狼、刺谓、蛇和老鼠，它们被标在一张纸上，又被称为“大仙”，据说它们甚至可以左右人的命运。
数年前，中国一位著名的官员曾跪在一条被当成水神的大蛇面前，据说该神是前朝的一位官员，他曾奇迹般地制服过泛滥的黄河。在洪水泛滥时，将蛇当成神加以崇拜的现象十分普遍。在离黄河较远的地方，人们会不分青红皂白把一条生活在旱地的普通的蛇当做神。如果河水退去，为纪念神恩，人们会做出一些非常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来，他们把蛇放在盘子上，抬进庙里或其他公共场合，县官和其他官吏每天都去烧香磕头。在离黄河近的地方，河神一般认为就是水神，但在稍远的内地，战神关帝则被当成雨神，有时，这二者会被大慈大悲的观世音代替。在中国人眼里，这似乎并不是非理性的，因为他们从不考虑本质融合的前提，即使告诉他们其中的荒谬，他们也不能理解。
我们还经常注意到与求雨有关的另一个古怪而又极有意味的事实。在中国名著《西游记》中，有一个主要角色是一只从石头里诞生的猴子，后来渐渐演化成了人，很多地方将这个想像之物当成雨神来崇拜，以便排除河神和战神。中国人从来就分不清真实与虚构，还有什么例子能比这更具说服力？在西方人的观念中，原因与结果相互关联。但是中国人向一只并不存在的猴子求雨，他们的因果观念是怎样的呢？我们无论如何也捉摸不透。
中国人对神有各种各样的描述，他们是如何对待这些神的呢？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崇拜与忽视。中国人每年在香烛、纸钱上要花多少钱，经常有人作出估计。这种估计当然是先把某个地区当成一个样本，计算出确切的数字，再以此推算帝国的其他地区，没有什么比这种所谓的“统计”更不精确了，就像有人统计一大片蚊子，“数累了，接着就开始估计”。
把中华帝国当成一个整体下结论，很容易犯错误。中国人到庙里拜神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