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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经常为朋友题词，题完词的纸被缝在一块绸布上。用线缝而不用浆糊粘贴，为的是让受赠者以后可以方便地更换绸布上的字，使他拥有一块可长期使用的绸布！
中国人的节俭还可表现在小商贩的买卖中，对他们来说，再小的东西都会引起注意。例如，一个小商贩能准确地知道各种火柴盒中的根数，知道每盒火柴的蝇头小利。
中国人的账簿用过后，每一片都还用的着，或是糊窗子，或是做纸灯笼。
中国人处处节俭，就连确实必需的食品也尽量节俭。在他们看来，这没有什么不对，而认为是理所当然。B。C。亨利博士在《十字架和龙》一书中给出一个很好的例子：三个轿夫抬着他走了5小时，23英里路，然后，轿夫们又回广州，去吃别人为他们提供的早餐。吃早餐前走了46英里的路，其中一半还是抬着轿，只是为了节省5分钱！
还有一个例子。两个轿夫抬着轿子走了35英里路，然后撑船回去，自早晨6点起就什么东西也没吃过，舍不得花3分钱买两大碗米饭。后来，船搁浅了，直到次日下午2点才到广州。这些人已是27小时没吃东西了，负重走了35英里路，其中抬着亨利博士去广州走了15英里，还要再加上他的行李！
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人节俭的做法确实很难苟同，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做法完全是出于纯朴的天性。在这个国家的部分地区，特别是（说起来很怪）在北方，男孩女孩像是在伊甸园里，光着身子到处乱跑。也许对他们来说，这样更舒服一些，但主要还是为了节俭。中国人使用的独轮车相当大部分转起来咯吱咯吱地作响，只要加几滴油，车子就不会这样响了，但没人会这样做，因为对“心平气和”的人来说，咯吱咯吱的响声要比油更便宜。
一位日本人侨居国外，他的特别要求是每天有热水洗澡，这是习惯。中国人也有澡堂，但绝大多数人根本就没去过，甚至连见都没见过。一位外国妇人看见一位中国母亲用答帚掸去她孩子身上的尘土，好奇地问：“你每天都给你的孩子洗澡吗？”这位中国母亲回答说：“自他生下来就还没洗过。”对一般中国人来说，肥皂零售商就是把“比污垢更便宜”的字样贴在橱窗上，也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
中国人肯定把外国人看做是“浪费肥皂的人”，正如意大利人看英国人一样。在中国，洗衣服时所用的肥皂当然是少得不能再少了，洗过的衣服，与我们所说的清洁标准元疑还有距离。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节俭，因为许多中国人与我们一样，尽管生活条件非常不利，但仍喜爱干净，其中有些人还值得我们效仿。
正是由于节俭的本性，要买任何现成的工具一般是不可能的。你可买到部分“半成品”，然后自己加工组装。自己加工总比买现成的便宜，正因为所有人都这么想，现成货当然也就买不到了。
我们曾说到过许多中国人节俭的事例。比如，在普通的房子里两个房间的隔墙上开一个洞，洞中摆一盏几乎是不用花钱的小油灯，用以驱散两个房间的黑暗。在中国，诸如纺织、制陶、冶炼、工艺制作一类的小作坊里，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形。这类作坊在我们看来，并不像是在表现中国人的节俭，更多的是在表现某种才能。中国人原本可以设计出更好的劳作方式，但是却没有人去改善它。他们似乎能够白手起家干一切工作，他们的产品，无论简单或是复杂，一般都有这样的特点。还有，他们的炼铁炉建在一个小院子里，总共就是那么一点点大，像是建一个大炉灶，一个小时就能用砖砌好，而且是长期地用下去，不花钱。
在中国，说明中国人节俭的最好、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对大量谷物贡品的管理，宁可说是完全缺乏管理。在中国，每年有大量的谷物贡品运到北京，这些贡品从天津起运至通州卸货。令“谷物交换”商吃惊的是，装卸、称量和搬运这堆如山的稻谷不是用机械，而只是靠一帮苦力。一些计量谷物的斗和数量不定的苇席，仅此而已。席子铺在地上，然后倒出谷物，称量，装袋，运走，最后收起席子，剩下的又仅仅是泥岸！
在美国烟草种植园，最沉重的开支之一是建一个又长又精致的棚子，用来晾烟叶。而在中国种烟草的农村根本就没有这桩花费。晾烟叶的棚子是用茅草搭盖的，用过后，这些茅草与其他草一样仍是很好的燃料。烟叶摘下时，结实的叶柄依然留着，于是用草绳扎住叶柄，这样烟叶都连在草绳上，然后再把它们挂起来，正像衣服挂在绳子上一样。这样做真是再简便而有效不过了！
每一居住在中国细心观察的人都能再补充一些有关中国社会生活的事例，但是，或许没有比以下更典型的事例：一位中国老妇人，步履瞒珊地走着，一打听才知道，她是去亲戚家，为的是死的时候能离祖坟近些，好少花一些抬棺材的费用。
第三章 勤劳刻苦
勤劳是指习惯于勤奋地干任何工作——始终专心工作。在当今世界，勤劳是最值得高度赞美的美德之一，是永远受到尊敬的美德。
一个民族的勤劳，大致可以由3个方面来衡量：长度、广度和厚度；换句话说，有两个外延和一个内涵。所谓长度，是指勤劳所持续的时间；广度是指真正可以算做勤劳者的人数；所谓内涵，是指“习惯于勤奋”和“始终专心工作”的能量。这3个因素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一般说来，偶尔到中国的旅行者与长期定居的侨民，他们所获得的印象是不尽相同的，但是他们都确实相信中国人的勤奋。初到中国的人，他们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是，这个民族的人正在履行约翰。卫斯理的格言：“全力以赴，始终如一”，在中国，懒汉是不常见的。每个人似乎都在忙什么。当然，也有不少富人，尽管他们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他们可以不干事而过着富裕的生活。然而，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外国人在表面上所看到的那种平庸。在中国，富人仍然像他在贫穷时那样专注于他的事业，一般不会放弃。
中国人把自己分为：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和商人。让我们分别看一看每一阶层所表现的勤劳。
西方人很难接受像中国那样的教育模式。总体上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但仍有一点却总是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是只为勤奋，不求回报。为有钱人买官而敞开的许多后门似乎很可能会挫伤读书人的热情，们“阿职买卖并没有引起这样的后果。各省都在抱怨，每一职位的合格考生远远多于空缺的职位。所有各级考场，从最低的到最高的，都人满为患，经常是一万多人竞考一个职位。只要我们想想中国的读书人为了进入这样的考场而花费的心血，就会生动地感受到他们的勤奋。《三字经》中所提及的传统读书人的勤奋，借萤火虫的光亮读书，把书本固定在耕牛角上边犁田边读书，至今仍被中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所努力效仿。在许多情况下，不少人一获得初步的成功就开始放弃往日的勤奋，但是中国人根本不把此类人当做读书人，而把读书人这一荣耀的称呼留给那些在充满荆棘的狭窄小路上不断奋斗直至功成名就的人。除了中国，我们又能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祖孙三代为了谋取同样的职位参加同样的考试，经过同样长时间的不屈不挠的努力，终于同样都是在80岁时获得盼望已久的荣誉？
1889年春天，北京的《邸报》上披露了各种材料，其中有关于省级考试中老年考生的事。福州总督报告说，福州秋季考试中，有9位超过80岁和2位超过90岁的考生通过规定的考试，他们的考试文章，结构严谨，文字书写有力、准确。他说，这些老年考生中秀才后己过60年，在此期间已参加了3次晋级考试，如果第四次再不成功，当授予名誉头衔。河南总督以同样的方式报告说，有13位超过80岁和1位超过90岁的考生，他们全部”通过为期9天的严格考试，文章精练，并没有表现出暮年的痕迹“。但更令人吃惊的是安徽省，那里有35位考生超过80岁，18位超过90岁！还有哪一个国家会有这种奇观呢？
如果说中国的知识分于是始终勤奋的一族，那么农民的勤奋则并不亚于他们。农民的劳作如家务一样，没完没了。所有北方各省，除了冬至前后有一段相当短时间的空闲外，一年到头就根本没有闲的时候，要做的事很多。无疑，其他各国的农民也多少有点类似，但是，中国农民的勤劳是其他民族所难以比拟的。
农民是这样，雇农更是这样，雇农们长期过着极度贫困的日子，在无尽的折磨中度过一生。正如农民细心照料他的每一棵白菜，仔细清除各种害虫，雇农也同样要照料好他的工作，以便能填饱肚子，养家活口。那些需要出远门的人，往往是半夜起身赶路；他们说这是习惯，无论何时，在路上都可看见手拿叉子，肩背筐子的农民在拾粪。当没有其他事可做时，这是一桩不变的、永远做不完的事。
经常可以看到有些人为了养家活口寻找两份不同的工作以互相衔接。天津的船夫在河水封冻没事干时，就拉冰撬，搞搬运，赚点小钱。同样，一些地区的农民在农闲时，都是在编制帽子，这种帽子还是大宗出口产品。中国妇女往往是不停地手纳鞋底，几乎看不到她们闲着；即使是在村口聊天也是如此；除此之外，她们或许还搓棉花，以备纺纱。总之，她们从不偷懒。
商人及其雇员完全可称得上是一个不知疲倦地工作的阶层，商店职员的生活，即使是在西方，也不是清闲的，但中国店员要更加忙碌，他们的工作永远没个头。他们几乎没有节假日，任务繁重，只是在精神麻木时才可稍停片刻。
中国的店铺开市很早，收市很晚。簿记制度采用一种复式簿记法，非常细致，使得账房为了记录收支和平衡账目而常常忙到深夜。店员们在无事可做时，就坐下来挑捡收进来的铜钱，看看有没有值钱的铜板。
令人吃惊的是，在中国，工作最艰苦的阶层是最让人羡慕、每一有志者都设法跻身于其中的官僚阶层。中国的各级官员必须埋头于各种公务，必须对每桩事的成功负责到底，而这类公务之繁杂，同样令人吃惊。以下摘自北京外国使馆的一位翻译对中国重要政治人物的采访报告：“我曾经询问过一位中国内阁大臣，他一直抱怨日常事务的繁忙使他过于疲惫和劳累。他说，他每天凌晨两点钟从家里出发，因为3点至6点他要在宫里值班。作为内阁大臣，6点至9点他要在朝中议事。他是兵部大臣，9点至11点要在兵部。他又是刑部的要员，每天12点至下午2点要在刑部办公室里。他还是外务部的资深部长，每天下午2点至5、6点要在外务部，这些就是他每天的工作安排。此外，他在工作的空隙还经常为其他各部门工作。他很少在傍晚7、8点之前到家。”我们的工会为实行每日8小时工作制而奋斗，当看到上面这每日的工作安排时，又会有什么滋味呢？据说，那位官员在那次谈话后6个月因劳累过度，心力交瘁，去世了。这并不奇怪，在中国，那些仍能为政府效劳的官员身上此类事的再度发生并不是不可能的。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所谓勤劳的外延是指勤劳者的人数以及勤劳所持续的时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人的勤劳在外延方面是很广大的。中国人的一天开始于天刚蒙蒙亮之时，往往是半夜后不久，中国的皇帝每日上朝时，欧洲各国的宫廷还沉睡在睡梦之神的怀抱里。这对西方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而对中国人来说则是最自然的事。天子的所作所为不同程度地受到各地臣民的效仿。广州的铜匠、福州的锡匠、宁波的木匠、上海的磨坊工以及北方各省的纺织工和磨面工都是睡得晚、起得早。天还没亮，旅行者就会在集市上遇到卖菜的村民，他们早已从数里路以外的家里赶来，站在黑暗之中等待着天亮。西方人吃早饭的时候，中国人的早市已经结束。夏季清晨5点半后，沿着上海的主要街道漫步，没有比这里更能感受到东西方的强烈反差了。在黄浦江边建起高楼并在里面做生意的欧洲人还根本没有动静时，而亚洲人却已是经过了很长时间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