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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的山里人，他老是少算了平地上的路程，但在他所住的山里就没这样。以后的旅行者对此不必大惊小怪。只要不是很陡峭的山路，他肯定都会把5里说成是1里。”
在利特尔先生的《长江三峡之行》一书中，他说，有一段水路，顺流而下时说成是90里，面逆流而上时却说是120里。他估计是3。62里相当于1法定哩，或者说，250里相当于1纬度。★
与此类似的是，“整体等于部分之和”这一公理在中国也不能成立，尤其是在河道航行中，你通过打听知道到前方的某一地点有“40里”，然后，通过更细致的分析，你才知道这个“40”原来是两个“18”；“4个9是40，不对吗？”这种说法会让你哑口无言。照此说法，“3个18”就是“60”。我们曾听说过一件事，一位政府通信员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跑完规定的路程，他为自己辩解说，这个“6O里”是“大”里。由于他的申辩合理，他的上司下令测量这段路程，结果发现实际上是“83里”，从那以后，就一直按此计算。
分布在一座城市周围的几个乡村，离城里从1里到6里不等，但每个村子都可以叫“三里屯”。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据估算只有1里的路程，如果道路两旁有房子，就会被说成是5里，而且每个村民都会认真地向我们保证，这条街确实是那么长。
在这些情况下，各人可以根据各自的需要制定标准，大可不必为此大惊小怪。造秤的人徘徊于街上，根据每个客户的偏好在秤杆上镶上秤星。每个买卖人至少有两种秤，一种是用于买的，另一种是用于卖的。他们不买现成的秤，除非是杆旧秤，因为情况在变，秤的标准只能根据每个买卖人的需要而定。
说人的年龄大小也是如此，其中尤其能反映出中国人的民族特性。凭着一个人出生年的动物属相，就能轻易地推测出这个人的年龄，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说一位老人有。“七、八十岁”，其实是去年才满七十岁。事实上，在中国，一过七十岁，就是“八十”的人了，如果想弄得准确，就必须减去这个“常数”。即使一位中国人说出他的准确年龄，所给出的也只是下一个春节后的年龄。用“十”为单位计算岁数的习惯根深蒂固，并且搞得很模糊。一些人是“一、二十岁”，“没几十岁”，或许“好几十岁”；在中国，严格准确他说出年龄是非常少见的事。这种模糊还延伸至“百”，“千”和“万”，“万”是中国人计算的实际限度。对于比这些笼统说法更加准确的表达，中国人并不感兴趣。
一位熟人告诉笔者，有两个人花了“二百串钱”看一场戏，后来又补充了一句：“是一百七十三串，不过，这与二百串是一样的，不是吗？”
一位绅士及其夫人在中国生活了好几年后要回国时，他们的中国朋友送来两幅卷轴，是要分别转赠给他们夫妇俩各自的老母亲——父亲都已去世，他们夫妇俩各自的老母亲恰好同岁。两个条幅上的题字分别是“福如东海”和“寿比南山”，而且每个条幅旁边还有一行小字。其中一个条幅上的小字恭贺受赠者享受了“七十年的富贵”，另一个条幅则赞美贵夫人享有“六十年的荣华”。夫妇俩在对这两幅卷轴大加赞赏之余，其中一位战战兢兢地问道，为什么明明知道两位母亲是同岁，却还要说一个是七十，另一个只有六十呢？得到的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回答：如果每幅卷轴上都是写“七十年”，那会显得作者太缺乏想像力了！
中国人讲究社会连带关系，这对我们所要求的精确是致命的，一位打官司要求咨询的人告诉笔者，他“住”在一个村里，但从他的口述中可以明显知道，他的住所是在城郊。经过查问，他承认眼下是不住在那个村里；经过进一步的调查才发现，他十九代之前就已搬出该村了。问他：“你难道不认为你自己现在是城市居民吗？”他简单地回答说：“不，我们现在的确住在城里，但我的老家是在那个村甲！”
还有一个人曾经要求笔者去看看他村里的一座古庙，他骄做他说：“那座庙是我建的。”经过进一步调查才发现，那座庙建于明朝的某个时期，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当时，那个“我”只存在于可能语气之中。
学习中文的人，最初遇到的一个困难是，找一个满意的词语表示自己的身份，以区别于他人。中国人的整个思维都与我们所习惯的不同，他们可能并不完全理解西方人为什么会有把一切都弄得准确无误的癖好。中国人并不确切知道他的村子里有多少人家，他也确实不想知道。他始终不能明白那些想知道这个数字的人到底为了什么。只有“几百”、“好几百”，或者“没多少”，而没有准确的数字，过去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
中国人缺乏精确性不仅表现在数字的运用上，而且也反映在文字书写和印刷上。在中国，要弄到一本没有错别字的书并非易事。有时，所用的错别字比正确的字还要复杂，说明写错别字不是为了贪图简便，而是由于人们日常不重视精确性。文字书写的不准确更大量的是表现在常用字中，有些字经常用同音字代替，出现这种错误，或者是由于不认识这些字，或者是因为马马虎虎。
漠视精视在书信的称呼上更是表现得一清二楚。中国人家信的称呼是用醒目的字体写的，“父亲大人”，“慈母大人”，“叔祖大人”，“贤弟大人”，等等
，一般不写出“大人”的姓名。中国人非常讲究实际，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们对自己的名字却满不在乎。像这样的民族实在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常常发现，他们的名字一会儿写成这样，一会儿又写成那样；我们看到名字，但并不知是谁，还要问一下。最使人弄不清的是，同一人常常有好几个不同的名字，他的原名，他的“号”，甚至还有科举考试注册时专用的名字。正因为如此，外国人常常把一个中国人误认为其他人，村子的名字更不确定，有时会有两，三个完全不同的名字，并不是一个比一个更“恰当”。如果一个名字有了别名，它们可以互相交替使用，在官方文件上用原名，在平时交谈中可用别名；甚至也可以把别名当做形容词，与原名一起组成一个复合名。
中国人缺乏类似于化学分子式那样绝对需要精确的教育，这是令人遗憾的。中国的第一代化学家也许会因为把“没几十个微粒”的某物与有“好几十个微粒”的另一物混在一起，而少了许多数字，造成预想不到的严重后果。中国人完全能够像其他民族一样学会对一切事物都非常精确——一甚至更加精确，因为他们有无限的耐心——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他们目前还不重视精确，他们还不知道精确是什么。如果这一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就可以有两条推论：其一，在我们考查中国历史档案时，必须考虑到中国人漠视精确这一特性。我们采用中国人所提供的数字和数量很容易使我们自己受骗，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想精确。其二，对于中国人所提供的冠以“统计数字”以抬高其权威性的各种材料，必须留有很大的余地。整体并不大于部分之和，然而，中国人的统计数字却相反。当我们审查完中国人的一份“统计数字”后，就立刻会像一位聪明的苏格兰人拿着一部很现实的“不确定大法”对美国最高法院说：这里有“对案件的最终的猜测！”
第七章 易于误解
当外国人学了不少汉语并足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时，你首先发现的是中国人很有天赋。令你惊讶并感到痛苦的是，你所说的，别人听不懂。于是，你以更加的勤奋重新学习；几年后，你能够自信地与别人交谈各种复杂问题。但是，如果是与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交谈，尤其是与从未见过外国人的人交谈，你就会像最初说汉语时那样感到惊讶和痛苦。对方明显是听不懂，而且明显是不想听懂。他根本就没注意你在说什么，也不跟着谈话的思路，而只会打断你的话说：“你说的，我们听不懂。”他带着一种具有优越感的微笑，就像期待哑巴开口说话一样，好像是在说：“谁说能听懂你的话？你天生就不会讲中国话，这是你的不幸，但不是你的过错。可是，你应当承认你的无能。不要为难我们，因为你说的，我们听不懂。”在这种情况下，始终保持一种平静是不可能的，你自然要发火，说：“我此刻所说的，你懂吗？”“不”，他回答说，“我没听懂你所说的。”
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所讲的汉语，还有另一种情况，这就是即便他们听清楚你所说的语词，但由于没有注意到某些细节，所表达的意思还是没被搞懂，至少没有全部搞懂。比如，“外国人在中国”这个短语必须放在表达“在这种条件下”、“有条件地”，“根据这种条件”之类的一大堆短语之中。而中国人事实上并不用这类短语，觉得没有这个必要，这与外国人大不相同。中国人也不用时态，不在乎时态，而外国人就一定要注意时态。
在中国，所要注意的问题中，最需要防止发生的问题是不要在钱上造成误会。当外国人要为所购买的商品付钱时（在中国人看来，这是外国人的主要职责），将来完成时态就像“军事急需品”。“你将来干完活之后，你就会得到钱。”但是，汉语中没有将来完成时态，或者说没有任何描述某事在什么时候发生的时态。中国人只是简单他说：“干活，挣钱。”在他的心目中，后句是主要的，并且不受“时间关系”的限制。因此，他给外国人干活时，希望马上能拿到工钱，这样才能有饭“吃”，似乎如果不是偶尔遇到这个工作，他就会连一点吃的都没有。我们必须反复告诫的是，在中国做生意尤其要避免在钱上造成误会。谁收钱，什么时候收，收多少，是银锭还是铜钱；若是银锭，成色怎样，重量多少；若是铜钱，“一串”有多少个——诸如此类的细节，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可能说得太明白的。若是与营造商、经销商和船东签订合同，对方该做哪些事，要履行哪些条款，一开始就必须作大量准确的说明，否则就会一团糟。
“自作自受”，这在中国是太常见了，并不会引起多大的注意。一位船夫或车夫受雇于外国人，本该按照雇主的要求，但有时却断然拒绝履行合同。在这种场合，中国的车夫固执得就像他的一匹骡子。那匹骡子躺在泥泞之中随心所欲地洗泥土澡；车夫用鞭子抽打着骡子，直至精疲力尽，仍无济于事；而骡子却视鞭子抽打如苍蝇挠痒痒。看到这一情景，不禁使我们想起德昆西“对中国人的评论，他讽刺中国人”像骡子一样固执“。他的说法显然有些过头；其实，中国人并不像骡子那样固执，因为骡子不会改变它的脾气，而任性的车夫则不然。受雇的车夫虽然在半路上不听从他的雇主，甚至对于雇主明确警告要扣掉他的全部”酒钱“也不予理睬，但过了半天时间到达终点时，他却对自己在半路上的所作所为予以辩解，并且赔不是。旅行者与他的车夫，船夫立下一个字据，通常是明智之举，这样就不会因可能的误会而带来麻烦。
“有言在先”，这是中国人谨慎处世的至理名言。然而，事情往往是，即使费尽心思订立了字据，也还是会有出现误解的时候。在中国的外国人碰到这种情况时，无论你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都会发现钱是引起你烦恼的重要原因；至于对方是受过教育的学者还是一字不识的苦力，这几乎没有多大差别，所有中国人都有在误解中取得优势的天赋。他们就像腊月的北风钻进门缝，像河水流进船洞，迅速且不费劲。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为了适应需要在某些方面也独立地发展出这一中国人的天赋。就像古波斯人具有拉长弓和讲真话两种重要的技能一样，盎格鲁——撒克逊人具有对敌人和对朋友都同样诚实和公正的天性，对此，中国人不久就会有所觉察。对中国人来说，这些品质似乎就像犹太人曾有过的某种独特的习惯。犹太人在对台塔斯时期的罗马人采取军事行动时，无论形势多么紧迫，每隔6天都必定要暂停一次。就像犹太人的那种习惯对罗马人是有利的一样，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那种天性对中国人也是有利的。
1860年之前西方与中国人所进行的一个世纪的外交，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易于误解的习惯；在以后的年代里，这种习惯并没有消失。与中国的外交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力图对被完全误解的事进行解释的历史。无论如何，中国人越来越清楚地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