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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北静王水溶在贾赦、贾珍等“一齐上来请回舆”时说：“逝者已登仙界，非碌碌你我尘寰中之人也。小王虽上叨天恩，虚邀郡袭，岂可越仙仙而进也？”难道仅止是“并不妄自尊大”，“不以官俗国体所缚”？倘秦氏真的只不过是一个小小营缮郎从育婴堂抱养的弃婴，仅止单纯是一个贾府的重孙媳妇，北静王有必要直待“滔滔然将殡过完”，才回舆归府吗？
12．秦氏丧事办完不久，正值贾政生辰，宁荣二处人丁都齐集庆贺，热闹非常。忽有门吏忙忙进来，报说有六宫都太监夏老爷来降旨，“唬的贾赦贾政等一干人不知是何消息”，尽管那夏守忠“满面笑容”地宣旨，贾赦贾政入宫后，“贾母等合家人等心中皆惶惶不定”，而贾母尤其“心神不定”，直到终于知道是元春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听了方心神安定”，贾母及贾赦、贾政等心中究竟有什么鬼？“夏老爷”自然是“吓老爷”即“吓人一跳的老爷”的谐音，“夏守忠”呢？我前面猜秦可卿之死，有皇帝赐死的可能，且以达成提升贾元春的交换条件，则“夏守忠”的“守忠”，当为“遵守诺言”的含意。
“秦可卿淫丧天香楼”，那丧因中固然有“淫”情，但更有惊心动魄的隐情，那一天天香楼上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瑞珠和宝珠的一死一隐究竟仅仅是因为“无意”中撞见了“爬灰”奸情，还是另有深层缘由？她们会不会与紧急报告某项秘密消息或突发情况有关？否则她们是万不可能未听召唤就擅上天香楼的。另据周汝昌先生指出，“天香云外飘”，天香楼的命名显然与“逗蜂轩”之类场所不同，“国色天香”，非形容平民家出身的女子可用，那应是养育藏匿皇族女子的地方，所以天香楼应绝非一处仅涉情色的空间，而也是一所隐蔽的政治舞台。我疑心那冯紫英介绍的张太医张友士，实际身份便是一名政治间谍，“友士”谐音“有事”或“有示”，即“有事而来”或“有所暗示”之意，他那些诊病的议论及所开的药方，都是暗语，应予破译（将另文探讨）；秦可卿所得的病，其实是政治病，因她的真实家族背景的政治活动，已处于一个关键时刻，消息传来，弄得她心神不定，茶饭不思，眼神发眩，直至月经不调。张友士那“依小弟看来，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总是过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的黑话，实际上是开出了一个政治上最后摊牌的时间表，因而写到“贾蓉也是个聪明人，也不往下细问了”。否则仅凭那闭经的病情，似还远远论不到“大限”；第十六回写凤姐与远道而回的贾琏重聚，她炫耀自己协理宁国府一事时，说“更可笑那府里忽然蓉儿媳妇死了”，对于她来说，秦可卿之死并非“果然”而是“忽然”，可见秦氏那病，原非绝症，阖家上下对于她的死亡都并无思想准备，也正因为如此，在删却了“淫丧天香楼”的四五叶之后，才越发地使那几回书的时间叙述上发生了无法合理解释的大混乱。
脂砚斋在这一回的批语说：“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嫡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漏，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值得注意的是“其事虽未漏”一句，指的什么？可以有下列两种解释：
（1）（原文中）秦可卿的真实出身虽然没有彻底泄漏，写她与贾珍的淫情未尝不可，但考虑到她那托梦给凤姐所讲的话实在让人悲切感服，所以让芹溪删去了“淫丧”的文字。
（2）秦可卿在托梦中所讲的那些话，虽然并没有自己泄露自己的真实出身（仿佛是别人委托她来讲那些话似的），但考虑到……还是让芹溪删去了“淫丧”的文字。
无论怎样解释，都有一个前提，即秦可卿的出身及病情及死亡里，都包含着有一个可能泄漏出的“天机”。庚辰本脂砚斋有条批语说“……可卿梦阿凤，盖作者大有深意存焉，可惜生不逢时，奈何奈何！”设若秦可卿确系一弃婴，则长大后嫁入贾家，死后如此风光，何来“生不逢时”的“奈何”之叹？
该是仔细探讨有关秦可卿的“天机”的时候了！这实在关系着对《红楼梦》一书许多重要问题的再认识、再理解！
“秦学”探佚的四个层次
汇辑我关于《红楼梦》研究成果的《秦可卿之死》一书于1994年5月由华艺出版社推出，第一版的五千册书刚开始发行，与我争鸣的文章便连续出现，上海陈诏先生一篇长文发在贵州省红学会的《红楼》杂志1994年第二期，同样的观点，亦见于他为上海市红学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之谜》一书（1994年1月第一版）所撰写的“答问”中；同时，山西《太原日报》“双塔”副刊又于1994年7月26号刊出了梁归智先生的《探佚的空间与限度》一文，该文副标题为“由刘心武、王湘浩的‘红学’探佚研究想起”，读其文，则可知他的“想起”，主要还是由于读了我的一篇文章《甄士隐本姓秦？》（该文已收入《秦可卿之死》一书）；这些与我争鸣的文章，我是只恨其少，而绝不嫌其多。关于《红楼梦》，值得我们争论的问题实在太多，最近我在一篇文章里说：“《红楼梦》因其传稿的不完整与其作者身世之扑朔迷离，给我们留下了刻骨的遗憾，也使我们在‘花开易见落难寻’的惆怅中，产生出永难抑制穷尽的‘寻落’激情，我们不断地猜谜，在猜谜中又不断派生出新谜，也许，《红楼梦》的伟大正在于此——它给我们提供了几近于无限的探究空间，世世代代地考验、提升着我们的审美能力！”
关于《红楼梦》中秦可卿这一形象，以及围绕着这一神秘形象所引发出的种种问题，是最具魅力的“红谜”，虽然陈诏先生把我的探究说成是“形成了他所谓的‘秦学’”，并称“由于刘心武同志是著名作家，而他的观点又颇新奇动听，所以他的文章引起广泛的注意，曾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但在‘红学’界，很少有人认同他的意见。”却也不得不承认，我提出《红楼梦》中有关秦可卿的现存文本“矛盾百出，破绽累累”，“这个问题无疑是提得合理的，富有启发性的”；梁归智先生也在讲述了他对我的观点的一系列质疑之后，这样说：“我知道刘心武同志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秦学’阵地的。那只怕已经成了刘心武同志的一种‘信仰’。”他们二位在提及“秦学”时都未免是“借辞含讽谏”，但我深信“红学”的这一分支——“秦学”，到头来是能被肯定下来，并繁荣光大的。说我的观点只是“曾产生一定影响”，这个“曾”字恐怕下得匆忙了一点；说“在‘红学’界，很少有人认同”我的观点，以目前情况而言，可能如此，但一种学术观点，其赞同的多寡，并不能说明很多的问题；如果翻看我《秦可卿之死》一书由周汝昌先生所撰的序，当知即使在目前，也“吾道不孤”。
我确实非常珍惜陈诏、梁归智等同志的不同见解，“秦学”必得在坦率、尖锐的讨论中发展深化，我此刻心情正如商议结诗社的贾宝玉一般，要说：“这是一件正经大事，大家鼓舞起来，不要你谦我让的。各有主意说出来大家平章！”
我且不忙针对梁、陈二先生对我的质疑、批驳，逐条进行申辩，我想先把我们之间的误会部分排除，这也是我希望所有关心这一讨论的人士弄清楚的。
我对秦可卿这一形象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严格来说，并不完全属于“探佚学”，也就是说，“秦学”不仅要“探佚”，也还要牵扯到“曹学”、“版本学”、“文本学”乃至于“创作心理学”等各个方面，它其实是“红学”诸分枝间的一个“边缘学科”；但为讨论起来方便，我们且姑将其纳入“探佚”的“空间”。
在我来说，这个“秦学”的探佚空间，它有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红楼梦》的“文本”（或称“本文”）。众所周知，现存的《红楼梦》前八十回里，秦可卿在第十三回里就死掉了，是“金陵十二钗”里惟一一个在公认的曹雪芹亲撰文稿里“有始有终”的人物；可是，又恰恰是这一“钗”，在现存文本里面貌既鲜明又模糊，来历既有交代又令人疑窦丛生，性格既在行为中统一又与其出身严重不合，叙述其死因的文字更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亏得我们从脂砚斋批语里得知，形成这样的文本，是因为曹雪芹接受了脂砚斋的建议，出于非艺术的原因，删去了多达四五个双面的文字，隐去了秦可卿的真实死因，并可推断出，在未大段删除的文字中，亦有若干修改之处，并很可能还有因之不得不“打补丁”的地方。因此，“秦学”的第一个探佚层次，便是探究：未删改的那个《红楼梦》文本，究竟是怎样的？在这一层的探究中，有一个前提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曹雪芹对有关涉及秦可卿的文本的修改，是出于非艺术的原因，而非纯艺术的调整。那种认为秦可卿的形象之所以出现上述矛盾混乱，系因曹雪芹将其从《风月宝鉴》旧稿中演化到《石头记》时，缺乏艺术性调整而造成的说法，我是不赞成的。显然在一度已写讫的《石头记》文本中，秦可卿的形象是已然相当完整、统一的，现在的文本之矛盾混乱，除了是由于非艺术考虑（避“文字狱”）的删改，还在于第八回末尾所加上的那个关于她出身于“养生堂”的“增添”（即“补丁”）；这是症结所在。概言之，“秦学”探佚的第一个层次，便是探究“在原来的文本里，秦可卿的出身是否寒微？”我的结论是否定的。并对此作出了相应的推断。
第二个层次，是曹雪芹的构思。从有关秦可卿的现存文本中，我们不仅可以探究出有关秦可卿的一度存在过的文本，还可以探究出他对如何处理这一人物的曾经有过的构思，这构思可以从现存的文本（包括脂评）中推敲出来，却不一定曾经被他明确地写出来过。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可以探究曹雪芹曾经怎样地写过秦可卿，还可以进一步研究他曾经怎样打算过；我关于甲戌本第七回回前诗的探究，便属于这一层次的探佚。我认为这首回前诗里“家住江南姓本秦”（脂批中还出现了“未嫁先名玉，来时姓本秦”的引句），起码显示出，曹雪芹的艺术构思里，一度有过的关于秦可卿真实出身的安排。我还从关于秦可卿之死与贾元春之升的对比性描写及全书的通盘考察中，发现曹雪芹的艺术构思中，是有让秦可卿与贾元春作为祸福的两翼，扯动着贾府盛衰荣枯，这样来安排情节发展的强烈欲望，但他后来写成的文本中，这一构思未充分地展示。我把他已明确写出的文字，叫作“显文本”，把他逗漏于已写成的文本中但未能充分展示的构思，称为“隐文本”，对这“显文本”的探佚与对这“隐文本”的探佚，是相联系而又不在同一层次上的探佚，因之，其“探佚的空间与限度”，自然也就不同。我希望今后与我争鸣者，首先要分清这两层“空间”。
第三个层次，是曹雪芹为什么要这样写、这样构思。这就进入了创作心理的研究。我们都知道《红楼梦》绝非曹雪芹的自传与家史，书里的贾家当然不能与曹家画等号；但我们又都知道，这部书绝非脱离作者自身生活经验的纯粹想像之作、寓言之作（当然那样的作品也可能获得相当高的审美价值，如卡夫卡的《万里长城建造时》）。我们不难取得这样的共识：《红楼梦》并非是一部写贾家盛衰荣枯的纪实作品，但其中又实在熔铸进太多的作者“实实经过”的曹家及其相关社会关系在康、雍、乾三朝中的沧桑巨变。因此，我们在进入“秦学”的第三个层次时，探究当年曹家在康、雍、乾三朝中，如何陷入了皇族间的权力争夺，并因此而终于弄得“家亡人散各奔腾”、“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从而加深理解曹雪芹关于秦可卿的构思和描写，以及他调整、删改、增添有关内容的创作心理的形成，便很有必要了。这个层次的研究，当然也就跨入了“曹学”的空间。比如说，我认为，曹雪芹最初写成的文本里，是把秦可卿定位于被贾府所藏匿的“类似坏了事的义忠老亲王”的后裔（注意我说的是“类似”而非必定为“义忠老亲王”一支），根据之一，便是曹家在雍正朝，为雍正的政敌“塞思黑”藏匿了一对逾制的金狮子，陈诏先生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说：藏匿金狮子尚且要惹大祸，何况人乎？因此，隐匿亲王之女“在现实生活中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我以为他“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