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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秋始，脂砚斋告诉我们，全书又将以中秋结。“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这既是甄士隐的灾难期，也是五十四回贾府大热闹达于顶点，五十五回后即滑入下坡的分界点。中秋和元宵都是月最圆最明的时候，令人充满了憧憬，但贾府却总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悲谶语”“发悲音”“感凄凉”，可见“月”到头来并不能“明”，带给他们的竟不是福祉而是祸患！这些大关节且不去细论，下面我们要以新眼光来品品书中的以下诗句：
第一回的“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以前我们总以为这不过是表现贾雨村想“飞腾”罢了，现在我们可以悟出，实际上更是影射雍正薨后弘皙之“众望所归”的政治形势。
三十七回的吟海棠诸诗，多有涉月之句。“幽情欲向嫦娥诉，无奈虚廊夜色昏。”——贾家也好，史家也好，王、薛二家也好，都是既向往，而又没有把握，处在对“月”的复杂情怀中。
三十八回的吟菊诗也是一样。“瘦月清霜梦有知”，是对“义忠亲王老千岁”的怀念吧？“口齿噙香对月吟”，多么钟情，但“篱筛破月锁玲珑”、“和云伴月不分明”，到头来也只能是“醒时幽怨同谁诉？衰草寒烟无限情！”
四十八、四十九回香菱学诗以月为题连作三首，过去只以为是作者模拟初学者由浅陋到入门的一个过程，没有什么深意，现在把“月喻太子”作为解读的钥匙，则下面这些句子就都有了深层的意蕴：“月挂中天夜色寒”，“余容犹可隔帘看”，“精华欲掩料应难”，“半轮鸡唱五更残”，“缘何不使永团圆”……
七十回林黛玉《桃花行》结句是“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这还不算太显，但薛宝琴的《西江月》词里，公然显现“三春事业付东风，明月梅花一梦”的句子，这太值得注意了！弘皙一党觉得雍正暴薨是个夺权“正位”由“月”升“日”的良机，精心谋求历时三年后才终于拼力一搏，却万没想到“三春事业”泡了汤。薛家是比贾家更露形于外的“太子党”，薛蟠明说他家一直存放着“坏了事”的“义忠亲王老千岁”当年定下的棺料樯木，而且往来的全是冯紫英那样的“月”派人物，薛蝌送妹妹薛宝琴来京，要嫁给梅翰林的儿子，那梅家不消说跟冯家一样，也是“月”派的，所以“月”派事败，宝琴的命运也就呈现为“明月梅花一梦”，据她自己的灯谜诗，“不在梅边在柳边”，她后来竟与成为“强梁”的柳香莲结合，所谓“强梁”其实也就是反“伪日”的力量，是“月”派的余绪或同情者，这大概都是八十回后会写到的情节。
七十六回林黛玉、史湘云凹晶馆联诗：“宝婺情孤洁，银蟾气吐吞。药经灵兔捣，人向广寒奔。”这也许还不能说明太多，但下面的句子则真有点惊心动魄了：“犯斗邀牛女，乘槎待帝孙。虚盈轮莫定，晦朔魄空存。”“犯”是一个星体侵入另一个星体的意思，“犯斗”已经是影射了，更直书“乘槎待帝孙”，“帝孙”既指织女星，更双关隐喻着弘皙，乾隆这样说过弘皙：“自以为旧日东宫之嫡子，居心甚不可问！”康熙晚年，弘皙、弘历都已是少年，那时弘历的父亲后来的雍正并无承统迹象，倒是弘皙的父亲胤礽两次立为太子，虽然胤礽终于失宠被废，但康熙对弘皙的喜爱并无变化，一般人都视弘皙为首席皇孙，也可简称为皇孙，在朝野所形成的氛围，是此皇孙大有承统的希望，这当然也就构成弘皙一直想“正位”，以及其追随者要“乘槎待帝孙”的心理依据，当然这也就使得弘皙成为弘历在登基前后都紧盯严防的一大心腹之患。
红楼望月几回圆？可以估计出，八十回后一定是“月落乌啼霜满天”，宁国府的藏匿秦可卿（其原型是弘皙的妹妹，见我《画梁春尽落香尘》一书中的论证），荣国府的替南京被查抄的甄家藏匿转移来的财产，以及其他种种罪状，一一被“烈日”清算，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可见高鹗所续的那些，离曹雪芹初衷真是背道远去十万八千里不止！
从此牢记：欲懂《红楼梦》，需细品月。
帐殿夜警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深秋，北方已然草木凋零，江南山水却还没有卸去彩装，表面上生活如常，但茶楼酒肆里，渐有流言令人惊骇，从贴耳细语，到叩案嘁喳，很快地，这动向就被皇帝的耳目获悉。
康熙在江南最大的耳目，就是江宁织造曹寅。那一年他五十一岁，给皇帝当差之余，他弄文学、玩藏书，当时他校刊了自己喜爱的闲书《楝亭五种》及《楝亭十二种》不久，其中有一卷是《糖霜谱》，专讲精致甜食中一个小类别的制作工艺，可见他的闲情逸致有多么丰富细腻，生活状态是多么优裕高雅。但当他搜集到那流言时，真是如雷灌顶，心乱如麻，他还没来得及向皇上汇报，邸报就到，邸报的内容，竟证实了流言不诬，于是他赶忙写下奏折，其中说：“臣于本月二十二日得邸报，闻十八阿哥薨逝，续又闻异常之变。臣身系家奴，即宜星驰北赴，诚恐动骇耳目，反致不便。二十三日以来，民间稍稍闻之，皆缎布两行脚力上下之故。将军、总督严禁盗贼。目下江南太平无事。米价已贱。”这奏折写得既情真意切，又很技巧——把流言出现的时间列在官方内部通报之后，查明流言的来源是流动于南北的为商行运输绸缎与布匹的脚力，同时表示已注意在此关键时刻“严防盗贼”，更以“江南太平”与“米价已贱”安慰圣上。
邸报里所说的十八阿哥，是当时康熙已有的二十个序齿儿子之一，薨逝时才八岁。康熙虽然儿子这么多，但他的父爱绵厚无边，对这个爱嫔王氏所生的十八阿哥，那时尤为宠爱，那一年循例的木兰秋狝，他不仅让众多已是青年或少年的王子随行，还特别把十八阿哥带在身边，北方的秋天昼夜温差很大，这样的武装旅行对一个八岁的儿童来说并不适宜，果然，半路上十八阿哥就发了病，以今天的眼光，那病症大概是腮腺炎，并非绝症，但那时的太医们竟不能救治，康熙搂着爱子，殷殷祷祝，甚至说宁愿牺牲自己的健康，来换取十八阿哥的生命，高烧的十八阿哥在八月底一度病情好转，康熙欣喜若狂，但好景只是一闪，到九月初二早晨，十八阿哥撒手人寰，康熙悲痛欲绝。
如果单是十八阿哥薨逝，民间缎布商行的脚力也许没有多大散布其消息的兴致，但随之发生的，即曹寅在奏折中所不能明书只能暗喻的“异常之变”，那才是朝野不能不关注的，缎布商行脚力从北京回到江南一路上所散布的流言，就是这个“异常之变”。
怎么个“异常之变”？
退回三十三年，康熙十四年底（按公历已是1676年），康熙立嫡子（若论大排行则是二阿哥）胤礽为皇太子，当时胤礽还不足两岁。皇太子从小得到娇宠，懂事后康熙请来当时的硕儒教他功课，并遵从祖训教其骑射，在康熙精心培养下，皇太子满、蒙、汉文皆娴熟，精通“四书”“五经”，书法也很好，善作对子，十多岁时就写出过“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的名对，五周岁就在狩猎中射中过一鹿四兔，成年后辅助父王处理国事，显示出政治方面的才干，康熙几次出征时都曾委托他留京代理政事，对他的表现大加赞扬，说他“办理政务，如泰山之固”，后来虽然对他的一些缺点有所批评，如指出他对发往父王率军出征地的包裹捆绑不严多有到达后破损的，应及时改进等等，但总的来说，至少从表面上看，胤礽的接班当政，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绝对不会有什么“异变”。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像曹寅那样的皇家亲信，也都习惯了在效忠康熙皇帝的同时，也效忠皇太子胤礽，这贯穿在他们的思维与行为当中，丝毫不曾动摇过。可是，万没想到的是，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初六，康熙废黜了皇太子，并昭示天下。
这场“异常之变”，不仅使曹寅的心灵蒙上了阴影，而且，一直影响到他的子侄以至孙辈。
“异常之变”的触发事件是“帐殿夜警”。
所谓帐殿，就是木兰秋狝时皇帝驻跸的营帐。据康熙自己说，胤礽除了他早已发现的不肖种种之外，“更有异者，伊每夜逼近布城裂缝向内窥视……令朕未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似此之人，岂可付以祖宗弘业！”
究竟有没有“帐殿夜警”这回事情？和宋代的“烛光斧影”、明代的“梃击”、“红丸”、“移宫”等宫闱疑案一样，清代康熙朝的这个“帐殿夜警”事件，也相当地迷离扑朔。康熙在宣布废黜皇太子时，当着已被绑缚的胤礽以及陪绑的几个王子，还有重臣和供奉于朝廷的西方传教士，愤激地历数胤礽的罪愆，吐露出许多的旧恨新仇，特别是胤礽在幼弟十八阿哥病笃父王焦虑万分的情况下，竟然无动于衷，毫无忠孝义悌，说到竟然偷窥圣躬居心叵测，痛哭仆地，大失威严常态。但数日之后，康熙略微冷静些，就觉得皇太子似乎是疯癫而非谋逆，回京途中，大风环绕驾前，康熙认为是天象示警，回銮后他又分别梦见了祖母孝庄皇太后和胤礽的生母皇后赫舍里氏，前者是立胤礽为皇太子的决策者之一，后者是他最爱的女人，梦里两位女士都面有不悦之色；这之间，查出是庶出的大阿哥利用蒙古喇嘛巴汉格隆以诬术镇魇了胤礽，嗣后他连续召见了几回胤礽，发现胤礽疯态消失，他也就心里越来越宽慰。四个月后，他复立胤礽为太子。
雍正当了皇帝以后，因为他很可能是矫诏盗位，所以，大肆修改康熙朝的档案，有的干脆就毁掉，他那时候关于“帐殿夜警”的版本里，说是康熙曾在夜半觉得有人逼近帐殿里的御榻，还发出了声音，那身影声气分明就是胤礽，如果真是这样，不用别人揭发，康熙自己就是胤礽图谋弑父弑君的活见证，但康熙为什么在宣布胤礽罪状时只说他是“逼近布城裂缝向内窥视”呢？又为什么会在四个月后恢复他的皇太子地位呢？据雍正朝也没改掉的记载，胤礽被废押解回京囚禁于宫中上驷院临时帐篷内时，为自己申辩说：“皇父若说我别样的不是，事事都有，只是弑逆的事，实无此心。”这大概更接近于事实。“帐殿夜警”，恐怕是被人举报而非康熙自己发现的。
有历史学家指出，康熙的皇权与胤礽的储权之间的矛盾，是一步步发展、暴露、激化起来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康熙起头溺爱胤礽，达到相当荒谬的程度，例如他任命胤礽的奶母之夫凌普为内务府主管，不是因为此人有品德才干，仅仅为的是胤礽取用皇家诸种供应的方便；在仪注上，康熙后来后悔地说：“皇太子服御诸物，俱用黄色，所定一切仪注，与朕无异，俨若二君矣！”太子渐渐长大，对于自己的“千岁”地位自觉意识越来越深化，在父王出征时期留守京城当“代皇帝”很过了把瘾，其党羽也日益增多，且在权力欲望上往往比他更表现出急迫张狂，这就更强化了胤礽“何日为万岁”的心理趋向，但康熙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是个长寿之君，胤礽隐忍的接班欲望，与康熙不到寿终绝不放权的明显态势，导致了他们父子君臣关系难保平衡的悲剧性结局。历史学家从政治视角如此分析当然非常有道理。但作为活生生的个体存在，康熙也好，胤礽也好，其心灵都是非常复杂的，他们的冲突里，应该也杂糅着另外的，非政治性的，与权力、财富不一定结合得那么紧密的心理的、情感的冲突。这个领域应该由文学艺术去切入。
会不会有文学家，乐于来描写康熙四十七年八月底到九月初那些日子里，木兰秋狝营帐中发生的故事呢？特别是在夜深人静之时，皇太子“逼近布城裂缝向内窥视”的诡谲一幕……但写这样的小说至少要了解一下当年“帐殿”的布局，据史料，秋狝之典参与者总数可达一万数千人，所有人员包括皇帝均宿帐幕，届时设行营卡座，各按秩序排列，中间的黄幔城是皇帝居所，外加网城，设连帐175座，是为内城；外城设连帐254座，又有警跸帐；整个营盘内圆外方；再外围是蒙古等诸王公、台吉营帐。皇太子的营帐可以想见是在皇帝御帐附近，但深夜躲过密布巡逻值守的人员，私自逼近御帐，绝非易事，要想使小说情节符合逻辑，特别是细节合理，下笔可不那么轻松。我们都知道1919年新文化运动之前的中国文言文是没有标点的，“逼近布城裂缝向内窥视”这个句子，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