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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热爱的是这个刚强悍的故乡，青年时代的他曾这样称赞绍兴：“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当然，鲁迅并没有无视绍兴的缺点，他批评绍兴在后来的历史演变中是“世俗递降，精气播迁，则渐专实利而轻思想，乐安谧而远武术”《〈越铎〉出世辞》。。
1912年鲁迅离开故乡前往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供职，不久又随教育部迁居北京，在京城单身生活达7年之久。这期间，他曾于1916年底回绍兴探亲。1919年底，他卖掉了绍兴的老屋，把全家迁到北京，从此永远告别了故乡。这时期的鲁迅对故乡感情已有了较大的改变，他在1919年初写信给挚友、同乡许寿裳说：“仆年来仍事嬉游，一无善状，但思想似稍变迁。明年，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便拟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而近来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殊不自至（知）其何故也。”《鲁迅全集》第11卷，第358页。其实，鲁迅已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与故乡感情交恶的主要原因就是族人（本家）逼迫他卖掉祖传的老屋。这老屋后面有一百草园，那曾是儿时鲁迅的乐园。如今，这风雨飘摇中的老屋被迫转卖他人，鲁迅童年的梦想失去了寄存之处。故乡性格中“专实利”的一面日益突出，而那个质朴、健朗的故乡渐渐淡出鲁迅精神世界的地表。
对故乡情感的变化导致鲁迅作品中故乡形象的变化。在五四前后鲁迅的作品中，绍兴（S城，鲁镇）变成一个沉寂、冷酷的小镇（《孔乙己》、《明天》），一个荒凉萧索的小城（《故乡》），一个盲目排外、仇视一切新事物的蒙昧的小城（《论照相之类》），一个在辛亥革命浪潮冲击下市民如丧家之犬到处逃窜的落后小城（《随感录·五十六》）。
随着时光的推移和空间距离的拉大，鲁迅渐渐淡化了故乡的负面印象，他20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品中充满了对故乡温馨的回忆。他在《忽然想到》（十至十一）中透露了自己情感变化的原因：“从近时的言论上看来，旧家庭仿佛是一个可怕的吞噬青年的新生命的妖怪，不过在事实上，却似乎还不失为到底可爱的东西，比无论什么都富于摄引力。儿时的钓游之地，当然很使人怀念的，何况在和大都会隔绝的城乡中，更可以暂息大半年来努力向上的疲劳呢。”看来，鲁迅是把回归故乡当作消除在大都市里谋生或战斗所带来的疲劳的治疗方式。当然，鲁迅只能从精神上、从梦境里不断回归故乡，现实中的故乡已不堪回归。1926年2月21日至11月18日，鲁迅创作了10篇回忆自己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生活的散文。它们大多是以故乡为背景的忆旧之作，鲁迅把这些作品汇集成《朝花夕拾》出版。
鲁迅在编定《朝花夕拾》后，写了一篇《小引》，他总结了自己借助回忆幼、少时代生活重归精神故乡的心理体验：“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在我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的确，童年所吃的、所经历的一切都是那般的美好，可是它们在现实中是不可能被成年人再度体验到了；故乡的蔬果及其一切风物都是那般的充满诗意，可是成年后若再度去面对这一切时，又会有“人是物非”（与“物是人非”相反）的沉重的失落感。
其实，一个人只要长大成人，离开了故乡，那么他就不可能返回童年和故乡这些美好的旧境，他已被童年和故乡永远地疏离，而成为四处漂泊流浪的“无家可归者”。唐代诗人贾岛的《渡桑乾》一诗就表现了这种永失家乡的漂泊感：“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全唐诗》下册，第14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鲁迅的漂泊流浪体验
据鲁迅自己晚年写的《我的第一个师父》一文说，他父亲在鲁迅幼时曾为他拜一位姓龙的和尚为师，当然这只是一种象征性的仪式，鲁迅并没有入寺庙当小和尚，他不过是一个形式上的“出家人”。然而若考察鲁迅的一生，我们又会惊讶地发现鲁迅其实正是一位不断地丧失着“家”的漂泊者。
因祖父科场案，少年鲁迅逃出家门，寄居于乡下亲戚家，忍受着被看做“乞食者”的轻蔑；17岁那年，迫于族人（本家）的欺压和流言的中伤，鲁迅告别老母，离开绍兴，只身一人来到南京求学；1902年，他背井离乡，远渡重洋，来到日本留学，在异邦前后共生活了7年；1909年回国后，他为生计所迫而奔波于杭州、绍兴、南京等地；1912年，他孤身一人随民国政府教育部迁到北京，寄居于北京城南的绍兴会馆达7年之久；1919年鲁迅把全家接到北京生活，不久又因“兄弟失和”而被“赶”出八道湾寓所，此后在京城几度搬家迁居；1926年为避开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和婚姻中的尴尬境地，鲁迅千里南下厦门；不久因受厦门大学当局的排挤而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不久，他又被迫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定居。1927年定居上海后，困于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和日军炮火的轰炸，他又一次又一次地避难于家门之外……
鲁迅把自己在社会中受排挤、受迫害的遭遇形象地概括为“交华盖运”。他在《华盖集·题记》中写道：“我平生没有学过算命，不过听老年人说，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后来，鲁迅在旧体诗《自嘲》中进一步形象的描述了自己交“华盖运”的狼狈境况：“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20年代中期，鲁迅在北洋军阀政府的五色旗下到处碰壁，没想到1927年来到广州，在青天白日旗下，同样是华盖罩命，他在定居上海前写的杂文《革“首领”》中写道：“这两年来，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另外一个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一间西晒的楼上，满身痱子，有如荔枝……”他在这一时期的一封信中带点玩笑口吻对别人说：“阿呀，仁兄，你看这怎么得了呀！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铁窗斧钺风味’，而在青天白日之下又有‘缧绁之忧’了。”
对于这种四处奔逃的命运，鲁迅认为他的论敌可能会面带嘲笑地问道：“你知道苦了罢？你改悔不改悔？”鲁迅毅然回答说：“一点不苦，一点不悔。而且倒很有趣的。”《而已集·通信》。于此，我们可以看出，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并非完全是被动之举，事实上，倒是他主动地选择着新的生活方式；北洋军阀政府垮台后，对于鲁迅的政治迫害已暂时消除，“正人君子”们纷纷南下“投机”革命，留京的“学者”们也改变原先的政治态度。鲁迅的亲属还在北京，而北京的一些大学（如燕京大学）多次想请他去任教，他却没有作出再度定居北京的选择，他愿意过四处漂流的生活。
从鲁迅1927年6～9月的几封信看，他对于是否回第二故乡北京曾有过较多的考虑。在6月12日的信中，他告诉与他很亲近的学生兼朋友川岛（章廷谦）说：“我也许回北京去，但一面也想漂流漂流，可恶一通，试试我这个人究竟受得多少明枪暗箭。总而言之，现在是过一天算一天，没有一定者也。”《鲁迅全集》第11卷；第548页。在同年9月19日致翟永坤的信中，鲁迅也说：“我漂流了两省，幻梦醒了不少，现在是胡胡涂涂。想起北京来，觉得也并不坏……不过有几个学生，因为是我的学生，所以学校还未进妥……我想陪着他们暂时漂流，到他们有书读了，我再静下来。”《鲁迅全集》第11卷；第574～575页。然而，他在同一天写给章廷谦的信中却说：“风举（指张凤举，鲁迅在京时的同事——引注）说燕大要我去教书，已经回复他了，我大约还须漂流几天。……但可玩玩时，姑且玩玩罢。”《鲁迅全集》第11卷；第577页。
《鲁迅其人》第二部分永世流浪和“过客”境遇（2）
1929年5～6月，鲁迅单身一人从上海去北京探亲，燕京大学有关人士又劝他去该校任教，鲁迅回绝了。他写信给上海的许广平说：“……我奔波了几年，已经心粗气浮，不能教书了。DH，我想，这些好地方，还是请他们绅士们去占有罢，咱们还是漂流几时的好。”《鲁迅全集》第11卷；第293页。然而，在东奔西走的漂流中，鲁迅有时也会想起生养过他的故乡，也有回故乡小住的想法，但总是未能实现。他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说：“倘能暂时居乡，本为夙愿；但他乡不熟悉，故乡又不能归去。”《鲁迅全集》第13卷；第684页。为什么故乡不能归呢？鲁迅说自己恐怕应付不了家族亲友复杂的社会关系，回乡后很可能陷入困境而得不到安静。1927年12月定居上海之初，鲁迅曾想去杭州一游，但考虑到种种麻烦，他打消了此念头，他还在信中深有感触地对友人说：“离乡一久，并故乡亦不易归矣。”《鲁迅全集》第11卷；第604页。
鲁迅选择在异乡漂流而不愿回故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他对浙江不容人才传统的认识。他在1927年8月8日致章廷谦的信中说：“江浙是不能容人才的，三国时孙氏即如此，我们只要将吴魏人才一比，即可知曹操也杀人，但那是因为和他开玩笑。孙氏却不这样的也杀，全由嫉妒。”《鲁迅全集》第11卷；第570页。而他7月28日写给章廷谦的信则指出了有才之士在现时代浙江的窘困境地：“夫浙江之不能容纳人才，由来久矣，现今在外面混混的人，哪一个不是曾被本省赶出？”《鲁迅全集》第11卷；第562页。鲁迅的这番评说不幸也在他本人身上应验了。30年代，鲁迅在上海参加由蔡元培、宋庆龄发起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反抗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统治，因此招来迫害，而迫害他最为严酷的是他故乡浙江的文人和党徒许绍棣、叶溯中、黄萍荪等。他们“呈请南京政府”下令通缉“堕落文人鲁迅”参阅《鲁迅全集》第12卷，第10页注释［4］。，充当了迫害鲁迅的急先锋。
如前所述，鲁迅所真正惦记着的是他童年时代的故乡，是记忆中的故乡。然而当面对现实中的故乡时，鲁迅有着一种陌生感和疏离感，他甚至有一种永世难以重归故乡的失落感和无家可归感。小说《故乡》隐隐传达的就是鲁迅当时的心理体验。当那位已离开故乡20余年的游子“我”面对着眼前这阴晦、萧索、荒凉的故乡时，发出了“呵！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这样痛苦的呐喊。“我”记忆中的故乡是一幅色彩明丽、线条流畅的图画。在画中有着深蓝的天空、金黄的月亮、海边碧绿的西瓜地，以及英姿飒爽的少年闰土和雪地中捕获的鸟雀……然而这童年时代的故乡已不可重现，站在“我”面前的是苦得像木偶人似的、木讷痴呆的中年闰土，一声“老爷”的叫唤宣告了“我”重返精神故乡幻想的破灭。
小说《祝福》在热闹非凡的旧历年年底的节日气氛中，表现着叙述者“我”与故乡鲁镇的隔膜和疏离：“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把游子的“无家可归感”写得最为淋漓尽致的是小说《在酒楼上》：“我”回到久别的故乡S城后，发现往日同游的友人都已烟消云散，空留“我”独自一人在一石居喝着闷酒，甚至连一石居的掌柜和伙计都全换了人，“我”真正成了S城的生客。黄昏时分，小鸟纷纷归巢休息，雪片从天空坠入大地的怀抱……目睹此番“归家”景象，一种无家可归的辛酸和悲怆悄然爬上“我”的心头。“我”终于清醒地认识到“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地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什么关系了。”游子终于永远丧失了故乡温暖的怀抱，在人生长夜中孤独前行，走，成了一切精神探索者的生存方式和悲剧境遇。
永世流浪：精神探索者的生存方式和悲剧境遇
1926年8月底，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在上海旅舍里，他写信向友人描述了自己旅途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