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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情绪。然而客观事实如此，我们毋庸为贤者讳。
叔本华人生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认为：“痛苦原是生命所固有的，不可避免的东西”；“一个人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当他在酣睡时，而不幸的人最不幸的时刻，就是在他觉醒的瞬间”。“如果人因为愿望的一时满足而不再追求，那末可怕的空虚和无聊就会袭击他；这时，人的存在和生活本身就会成为不可忍受的重负”。叔本华：《爱与生的苦恼》。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野草》和《两地书》里多处谈过一些与叔本华类似的看法，如他给许广平的信上说：“我想，苦痛总是与人生联带，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熟睡之际。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是骄傲与玩世不恭……”“人到无聊，便比什么都可怕，因为这是从自己发生的，不大有药可救”。《鲁迅全集》第11卷；第15页。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总之，鲁迅作品里谈论与描述人生痛苦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他尤其看重人生过程中精神上的痛苦，对于灵魂的拷问。
更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关于“死亡”的见解与叔本华也不无相似之处。
叔本华说：“若人生纯粹是欢乐美好的话，当想到‘死亡’时，又是何种滋味？恐怕也将无法忍受吧！话虽如此，以死亡作为生命的终点，也有好的一面，在苦恼的人生中，由于有死亡，可以得到一点慰藉。”叔本华：《爱与生的苦恼》。
鲁迅在《朝花夕拾·无常》里说：“想到生的乐趣，生固然可以留恋；但想到生的苦趣，无常也不一定是恶客。”《鲁迅全集》第2卷；第27页。
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也说：“我是诅咒‘人间苦’而不嫌恶‘死’的，因为‘苦’可以设法减轻，而‘死’是必然的事，虽曰‘尽头’也不足悲哀。”《鲁迅全集》第11卷；第79页。他在晚年还深有意味地指出：“死亡”是现社会最动人的悲剧，“死”是世界上最出众的拳师。
综观鲁迅全部作品，描写“死亡”或与“死”有关的占着很大的比重。
这当然不是出于偶然，正如鲁迅自己所说：“看人生因作者而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鲁迅在现实生活中经常面对着“死亡”，因为旧中国到处都是“死地”，新旧军阀们“杀人如草不闻声”。鲁迅目睹耳闻许多革命青年惨遭杀害感到极大的悲痛，再加上自身生活中经常遭受打击陷害，“六面碰壁”；几乎感不到一点生趣，有时希望“从速将生命消磨掉”。有时“常常想到自杀，也想杀人”，因此许广平曾说他“本抱厌世”。
但是，鲁迅“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他对自己的生命“漠然视之”，但对别人，尤其是对幼者、弱者、革命者的生命却十分珍视，对他们的不幸死亡感到极其悲愤。他不断地谈论死亡，恰恰反衬着他对生命的重视与热爱。正如李长之所说：“人得要生存，这是他的基本观念，因为这，他才不能忘怀于人们的‘死’。”李长之：《鲁迅批判》；第4页。
但是，李长之断言鲁迅具有一种“进化论的，生物学的，人得要生存的人生观”，却是一种误解。因为鲁迅并非仅仅从生物学的角度爱惜人的生命，他不仅强调人应当有生存的权利，而且主张：“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一切的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鲁迅全集》第5卷；第391页。他在许多文章里一再表示反对“苟活”，苟活者失去人的尊严，其“可羞甚于殒亡”。
正因为反对“苟活”，鲁迅对许广平说：“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鲁迅全集》第11卷；第79页。这里充分反映着鲁迅人生哲学的独特性，也可以说明他并非把“生存”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
为什么“同我有关的”死了，我就安心呢？因为他（她）们活着无非有两个前途：一是向旧社会乞求、苟活，甚至同流合污（如《孤独者》的主人公魏连殳），另一种可能是遭到黑暗势力的践踏侮辱，经受更多的苦痛折磨（如祥林嫂、子君等等）。因此鲁迅宁愿看到他（她）们“一死了之”，或者可以保持自己的纯洁、“留得清白在人间”，或者可以从此结束苦难，得到永远的解脱，再也不必忍受非人的痛苦。所以说，他们“死了，我就安心”。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鲁迅对人生的评价是相当暗淡的，正所谓“悲凉之雾，被于华林”，他常把人间比作地狱，“只觉得黑暗与虚无乃是有”。这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也有相似之处。后者曾说：“空虚，实是时间之流中惟一的客观存在；这个世界看起来即是地狱，比之但丁描写的地狱，有过之而无不及。”叔本华：《爱与生的苦恼》。
也许人们不免要问：既然鲁迅对人生如此悲观，他为什么没有像叔本华那样否定生命的意义，走向虚无主义呢？
这大概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鲁迅前期世界观具有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影响，并没有接受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唯意志论思想体系。他作为一个严峻的现实主义者，清醒地认识到“人间苦”的根源并不在于所谓“世界意志”，而是由吃人的封建礼教与家族制度所造成的。
其次，鲁迅虽深感社会黑暗与人生痛苦，但他没有接受叔本华的宿命论，后者认为“人生没有任何真正的价值”，只有通过“禁欲”，否定意志，否定生命，达到所谓虚无与极乐世界。与此相反，鲁迅强调“人间苦”可以设法减轻，可以通过呐喊，引起疗救的注意，至少也可以同黑暗捣乱，使反动势力不得长治久安。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鲁迅认识到自己的作品和思想“太黑暗”，他又怀疑它是否“真确”，他尤其不愿让自己的“黑暗”思想影响青年。这方面的矛盾，许广平当时已经有所认识，她在1925年3月25日写给鲁迅的信上说：“虽则先生自己所感觉的是黑暗居多，而对于青年，却处处给予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自己也仍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向前的走去，这种精神，学生是应当效法的。”《鲁迅全集》第11卷；第23页。
这种精神，实际上就是贯串于《野草》之中的“过客”精神，如鲁迅自己所说：“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鲁迅全集》第11卷；第442页。。我们如能理解这种精神，便可以掌握鲁迅前期人生哲学的真谛。
“绝望”；这是鲁迅在当时特定环境中对人生对社会的悲观认识。
“偏要走”，“反抗绝望”，“同黑暗捣乱”；这是鲁迅顽强、坚韧的人生追求与人生态度。
用今天的眼光看来，鲁迅对人生的评价未免过于悲观，但这是旧社会黑暗现实在他头脑中的反映，也是他个人痛苦的生活经历所造成的。也正因为如此，更显出鲁迅人格的伟大。黑格尔说过：人格的伟大与刚强只有借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才能衡量出来，心灵从这种对立挣扎出来，仍然坚持自己的性格，就愈能显出主体性格的深厚与坚强。
我们实事求是地指出鲁迅前期曾经有过悲观、绝望、阴暗、虚无的思想情绪，不仅没有贬低他，而且恰恰充分证实和肯定他的深厚、坚强、伟大。因为他当时一面要同外界的黑暗势力进行绝望的抗战，一方面又要反抗自己内心的绝望情绪，这是何等惊心动魄的悲壮与勇猛？无怪有人说：鲁迅的悲观主义比陈独秀、胡适的乐观主义更富于韧性与生命力。
总的来看，鲁迅的人生哲学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实质，用他自己的话来表达就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对立统一。1925年5月31日他写给许广平的信是了解鲁迅人生哲学的重要材料，信中写道：
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鲁迅全集》第11卷；第79页。
《鲁迅其人》第三部分论鲁迅的人生哲学（2）
鲁迅所说的“爱人”，“为别人做事”，这是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憎人”，“为自己玩玩”，“希望生命从速消磨”，这是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本文前面谈到的对人生感到空虚、悲观、绝望，也都根源于个人主义。
这里所谓“个人主义”，并非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更不是追逐金钱、地位的卑劣思想，从哲学意义上说，鲁迅的个人主义大约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个性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孤独感。鲁迅前期对国民的弱点看得较多，深感群众的麻木、保守、上层社会的堕落，最大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他认为：“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里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进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以外，也再没有别的路。”《鲁迅全集》第11卷；第20页。
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其关键又在于解放个性，发扬个人的“自觉”、“自尊”、“自大”。但是如何改革？从何着手？靠谁来改革？鲁迅当时对这些问题不免茫然，他认为首先还是要依靠知识分子进行“思想革命”，但是“留心看看”，“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似乎不多，连青年们都很消沉，整个中国像沙漠一样，因此他深深地感到寂寞、孤独以至于悲观、绝望。
其次，鲁迅所说的个人主义，还包含“个人的无治主义”。他在写给许广平的原信上就是说“人道主义和个人的无治主义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后来此信收入《两地书》，才将“个人的无治主义”改为“个人主义”。
所谓“个人的无治主义”，即“个人无政府主义”，主张以个人反抗的方式去同旧社会进行斗争，不赞成集体的有组织的行动。用鲁迅当时的话来说便是“思想自由，特立独行”。他曾以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的主人公为例加以说明：“这一类人物的命运，在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害，终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鲁迅全集》第11卷；第20页。
此外，鲁迅的个人主义有时还表现为独善其身的消极避世思想。中国历代士大夫的传统观念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鲁迅尽管不同于士大夫，但当他竭力为社会做事，结果不仅得不到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反而遭到种种打击迫害的时候，除了愤激之外，有时也不免产生消极避世的念头，他曾不止一次地对许广平说：我们还是躲到什么村子里去自己玩玩吧。
以上三方面实际上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鲁迅人生哲学中“人道主义”的对立面。
鲁迅思想矛盾中的主导方面不是个人主义而是人道主义。
我们认为，鲁迅的人道主义思想有着特定的涵义，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
从宏观上看，人道主义是鲁迅的社会理想。他早在1918年给友人的信上就说：“大约将来人道主义终当胜利，中国虽不改进，欲为奴隶，而他人更不欲用奴隶；虽则温想请安，亦是不得主顾，止得傺而死。”《鲁迅书信集》上卷；第18页。在杂文《不满》中又说：“其实近于真正的人道，说的人还不很多，并且说了，还要犯罪”；“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鲁迅全集》第1卷；第358～359页。。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人道主义就是从人性的解放到全人类的解放，进入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理想世界。它不仅与爱国主义有密切联系，而且倾向于（空想的）社会主义。
另一方面，鲁迅的人道主义思想就是他常说的“爱人”，反对“将人不当人”，要求尊重人的价值，疗救人的疾苦，尤其“要替穷人想想法子，改变现状”，也就是本文前面所说的“减轻人间苦”。在这个意义上，人道主义就是鲁迅的人生目的。
广义的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思潮，至少已经存在了600年，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派别，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把人和人的价值置于首位。鲁迅也不例外，但他的观点又有自己的特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