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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存在主义者来说，不也同样如此吗？
真正的哲学家，哲学王国保留着他们的国籍，却找不着他们固定的居所。他们不管密涅瓦的猫头鹰是否起飞，就已经风尘仆仆地落在道路之中。他们踽踽前行，漂流四方，或是眷顾低徊，来而复往。总之，脚下没有疆界，——他们是自由公民。
10文学的哲学
另有一批酷爱自由的存在者，他们从来未曾正式加入哲学王国的国籍，而国土却印遍了他们的足迹。他们不是古代史官或是行吟诗人的传人，不善于对周围事物作忠实冷静的记录，编造故事以娱人；也不是权门的清客或是象牙塔里的雅士的遗孤，没有卖弄文辞的恶习。文学之于他们，首先不是一种职业或身份，而是不能已于言的内在的生命欲求，犹如剧痛时的呻吟，愤怒时的嘶喊，惊喜时的赞叹，是对于某一莫名的神秘召唤的个人反响。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鲁迅，都是这样的存在者。他们以丰富的生命内涵和独特的个人气质，创造着他们的文学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对存在哲学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尼采承认，他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的强烈共鸣，源出于一种“血统本能”。这种“血统”论，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存在主义哲学与文学的亲缘性。
11孤独的道路
在围绕“外圣内王”而展开的古典哲学传统中，在不是播种儒道的种子，就是移植西方体系哲学的根株这样一种完全失去原创意义的现代哲学氛围里，鲁迅孤独地走着自己的哲学道路。
在文学方面，他凭着孤绝的气质和战斗的热情，同样显示了作为伟大的异类的存在。然而，形而上学的哲学观念依然笼罩着我们；文学作为哲学外显的形式，迄今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更谈不上理解这一形式本身所包含的哲学内容了。长期以来，学者一流只是刺取他的一些警句，杂感中的一些现成的结论，仰望风向标喋喋不休而已。其实，思想只是冒出水面的有限的冰峰；我们迫切需要了解的，是没入海底的部分，以及环绕它浸润它的博大湛深的那一片汪洋。
三、存在：绝望的反抗
12走向“边缘”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鲁迅这里来了。
鲁迅的生命历程横跨两个世纪。他的社会——文学活动，主要在20世纪初叶；而他的哲学，在19世纪末，也即青年时代便已大体形成。
作为留学生的鲁迅，重要的事情在于吸收哲学知识和各方面的思想营养；但是，哲学中的生命本体的成分，却早经遗传，以及更早一个阶段的生活经验所奠定了。对他来说，个人经验是远比别人的材料更为重要的。其中，祖父下狱事件是一个带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件事，足够影响了他的整个一生。
在他13岁的那年，作京官的祖父周介孚以科场行贿罪，被皇帝钦判为“斩监候”——一种缓期执行的死刑。为了逃避株连，他不得不服从家人的布置，在乡下过了一段不算很短的流亡生涯。事情所以值得重视，首先因为他牵涉到了整个制度、官场，直至最高统治者；在这里也就不难找到他毕生向权力挑战最初始的动机了。乡间生活的体验，使他对周围人群分作“上等人”和“下等人”两大层次的阶级现象有所觉悟，即使后来他变换着使用了诸如“资产者”、“无产者”一类概念，对中国社会的二元对立结构的认识，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以“下”为本位的道德原则，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得以确立的。沦为“乞食者”，他固然可以领受到穷苦的农人的同情，但同时又不能不感受到“看客”的凉薄，这样，对于下层社会，无形中造就了一种矛盾的、尴尬的心理。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便是从此发展开去的一条线索。如果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困于境遇的强迫性思考，那么事件的另一种反应，则促使他返回到生存本身。祖父的生命是随时可以宣告结束的，然而却又无法确知这个可怕的时刻的到来；至于株连，那结果的悲惨，更是想象所不能及的。他过早地被抛入到了无止期的恐惧、怀疑、忧烦、焦虑等等不安的情绪之中。他培养起了对周围世界的不信任态度。生命如此地值得珍惜，可是却又如此卑贱，如此脆弱，完全的无由把握。他被逼入一条狭窄的，然而又极为深邃的巷道，逼入生命的悬念以及对它的无限的追问之中。追问是没有回应的。无从诉语。他不得不退回内心。这种“内向的凝视”，是克尔凯郭尔式的；而心的反抗，从戏曲《无常》、《女吊》等文化触媒中发见的复仇的意志，又分明闪烁着尼采式的锋芒。
鲁迅关于生命存在的最先体验，在相隔多年以后，通过幻灯事件、婚姻事件和《新生》事件的联合反射而获得进一步的强化。当时，无论个人或民族，都被置于一种“边缘处境”；“新神思宗”存在主义，作为危机哲学被他“拿来”是必然的事情。但是，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共同命运，又不能不使他同时倾慕于泛爱的托尔斯泰学说。这样，两种完全相悖的哲学，也即“托尼思想”，便以貌近传统的“中庸”，其实是反决定论的一种方式，统一于生命本体。他把自己的生命本体论表述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还有一个补充说明，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把“生存”同“温饱”联系起来，确立了鲁迅哲学的平民性品格。这里的“发展”，可以看做自由观的一种表达；他确认：任何自由，是必须建立在满足温饱的现实的基础之上的。这一基于现代中国人的生存条件，而对生命价值所作的规限与要求，既不同于以保存生命，其实是保全性命也即保全肉体为要义的中国古代道家学说，与立足于追求个人绝对自由的西方存在主义也有很大的距离。
13境遇：墙与荒原
生存条件构成人的境遇。鲁迅的哲学，首先是从境遇问题开始的。
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便以奇诡的隐喻结构，对人的境遇作了提纲挈领式的说明。
诚然，生命是宝贵的，可是一旦进入“社会场”，就成了被漠视被迫害的对象。人的命运变得无从选择：一方面被吃，一方面吃人。如果说《兔和猫》、《鸭的喜剧》两个寓言体小说链条式地揭示出弱肉强食的生命现象，那么《狂人日记》则把强与弱，吃与被吃都集中到同一个人的身上，然后作螺旋式的展开。在狂人眼中，吃与被吃有各种人，各种花样；而自己，则因为廿年前踹了一脚“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这与周围活着的人全然无关，竟也成了被吃的因由。吃人是有理论根据的，而且这理论，同吃人的历史一样古远。传统不断地生成现实，反过来，现实又不断地弥合传统。于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相互劝勉，互相牵掣”，“大家连络，布满了罗网”。整部历史，就是这样一部血淋淋的历史，充满着暴力，阴谋，疑虑，惊惧，以及各种变态。最可怕的是，狂人发现自己在“未必无意之中”也曾吃过妹子的几片肉！生活在一个“时时吃人的地方”，从而带上吃人的履历，这是万不可免的，不管自身如何清醒，乃至感觉着吃人的“惭愧”。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其实，狂人一开头便诉说着小孩子如何地向他瞪眼了。他明白：“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在生命生成的初始阶段，就埋下了被戕害的祸根。这样，最后的庄严的呼喊——“救救孩子”——听来也就变得十分的空虚无力了。后来写作的另一篇小说《长明灯》，结果叙述小孩把疯子——另一个不仅思想着而且行动着的狂人——放火的宣言随口编派成歌，儿戏般地到处传唱，正是对《狂人日记》关于人类未来的筹划所作的呼应。
说到个人的处境，鲁迅常常以“碰壁”为喻。墙，在他的哲学用语中，一者表明人是永远的孤身，不相关怀，不相沟通，如《故乡》中的“厚障壁”；二者表明某种被围困的状态，但又不见形影，如《“碰壁”之后》说的“鬼打墙”，也即所谓“无物之阵”；三者是没有出路的绝望的表示，如《〈呐喊〉自序》的著名的象征物：“铁屋子”。关于人的境遇的另一种隐喻是属于“荒原”的。由此衍生出的意象群，如“高丘”、“旷野”、“沙漠”等等，其实都一例地表达如他所说的“无从措手”、“无从把握”的失助感，如果说，墙使人从敌意的对象中反观自己，那么荒原则使人从空无的平面中直接感知此在。
总之，人的境遇是险恶的。对此承认与否，是萨特说的“自由选择”的开始；它关涉整个人生态度，确定了作为不同命运角色的最基本的特质。
14自欺：境遇的逃避
否认境遇的“恶”，这叫自欺。自欺是对境遇的逃避。在鲁迅的哲学文本中，自欺有着三种主要的表现，即：遗忘，转移和超脱。
遗忘有两种，一种是普遍的健忘。鲁迅多次说过中国是最健忘的民族。在纪念辛亥革命而写的《头发的故事》中，所说便是“忘却”问题。三一八惨案后写作的系列文字，也曾不只一次地涉及造物主为“人类中的怯弱者”、“庸人”作的设想：“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用时间来冲淡苦痛和血痕”。关于柔石等共产青年之死，他有名文，题目就叫《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国是有所谓“特别国情”的，忘却正是“祖传的宝贝”之一。鲁迅痛感中国人不问世事，缺乏理性，因此无法深刻感知“情境压力”，一切模模糊糊。
还有另一种遗忘，弗洛伊德叫“有动机的遗忘”。古人谓之“坐忘”，“浑沌”，“糊涂”，鲁迅则把自己所经验者叫“麻痹”。《春末闲谈》说一种细腰蜂，作为施行麻痹术的好手，其工作就是“在知觉神经中枢，加以完全的麻醉”。这种遗忘是更为可怕的，因为它是思想中枢的自行破坏。
关于自欺的最著名的例子，莫如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所谓精神上的胜利，当然是事实上的失败，只是不愿承认而已。《阿Q正传》中有两章专记阿Q这种“优胜”的行状，譬如自己穷落了，就说“先前阔”或者“儿子阔”；头上的癞疮疤是必须讳“光”讳“亮”甚至讳“灯”“烛”的，他还有另外的报复取笑者的话，就是“你还不配”；被人打了，就以“总算被儿子打了”自慰，或者承认是“打虫豸”，以博取自轻自贱的“第一个”；失败之余，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就“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就迁怒于静修庵里的尼姑，等等。中国多隐士，除去“终南捷径”不说，如果意在现实的逃避，那么所作的便是地理环境的迁移。《采薇》写的求隐而不得的伯夷叔齐，就是这方面的例子。而阿Q始终没有逃出未庄以及那里的“一群鸟男女”，他的逃避只能是“逃名”。自大和卑怯是逃名的动机，逃避强者而制造弱者，逃避失败而制造胜利。这种假想中的对象的转移，其结果，一样是模糊境遇。
再就是所谓超脱，实质上是超现世，超时代。鲁迅在1928年与“革命文学家”者流的论辩，归结到哲学意义上，正是如何面对生存境遇问题所表现出来的歧异。如果说，遗忘和复古是从过去的维度抹杀现在，那么超脱则从未来的维度遗弃现在。境遇具有时间的规限性。它意味着，无论过去和未来，都必须通过现在来显示生存。鲁迅指出：“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题目，都缴了白卷。”他确认：“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著现在，执著地上的人们居住的。”他特别强调现实性，所以，才讨厌“真理”而反复使用“真实”一词；使用频率较高的，还有“正视”、“暴露”之类，形成一个词义群，相当于存在哲学家说的“去蔽”，坚定地指向一个“在场”。
但是，在鲁迅那里，奴才与奴隶是有着严格的区别的：奴才是“万劫不复”的，而奴隶则潜在着反抗的可能，奴隶根性是可以改造的。在文化性格上，两者具有一个共同的显著的特征：奴性。所谓奴性，即尼采所称的“奴隶道德”，是对于情境压力的遵从或依从。不逃避境遇，必须正视境遇，绝望于境遇。倘没有了绝望，改造也者，不过伟大的空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