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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人”思想是鲁迅1907年在日本求学时期提出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观点，堪称鲁迅全部思想的出发点。人是宇宙间最伟大的生命，对人的哲学理解是古今中外思想家的一个永恒主题。作为一个为祖国、为民族而殉道的“人之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鲁迅全部文化活动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对人的主体性给予了自始至终的关注。打开《鲁迅全集》，“人”是出现最多的一个字眼，据电脑统计，共出现了21362次。这就是说，在2930762字的《鲁迅全集》中，鲁迅每写140字，其中就有一个“人”字。这不能不令人瞩目。确实，无论是关于个人的问题，还是关于民众的问题，鲁迅都讲得很多。所以，研究鲁迅对人类——特别是中国人自身的认识，应该成为鲁迅研究一个重要的目标。鲁迅的“立人”思想，可以说是进入鲁迅思想艺术宝库的一把钥匙，对于深入理解鲁迅的思想和著述，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立一代新人来说，也具有十分有益的启示。
“立人”思想的提出
20世纪初期，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都发展激化了。在西方已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可是在东方古老的中国，面临的还是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日益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清王朝对内加紧阶级压迫与种族压迫，对外则卖国投降，人们感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人民只有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才有出路。然而，时代还没有提供条件，让人们运用唯物史观去观察和解决中国问题，因而人们向西方寻求真理，进行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19世纪后半叶以来，在解决中国出路问题上，农民虽然多次起义，反抗封建统治的秩序，但由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最终都失败了。在统治阶级内部，封建阶级洋务派，鼓吹兴办实业，企图用富国强兵的新政补天。资产阶级改良派，则鼓吹君主立宪，实行“君民同治”的开明专制，幻想依靠“圣明”君主来挽救颓势。以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要求用革命手段推翻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是最先进的了。
1902年，鲁迅到日本留学。当时的日本，云集了一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人士。围绕中国出路问题，他们正进行着激烈的论战。作为著名的革命派人士章太炎的学生，这场论战自然引起了鲁迅的关注。鲁迅当时“往集会，听讲演”《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热情地关注着和思考着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重大的时代课题。
经过反复的思考，鲁迅先后写下《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等重要论文。文章各有中心，但都是探讨人类文明发展史，从史的发展中进行立论。鲁迅是想透过历史的迷雾，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从中找出救国救民的道路。
这时期，鲁迅在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方法上，有着如下的特点：（一）他认为要救国“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他强调要近知自己的国情，远知别国的实际，知己知彼，才能自觉地取他人之长，避他人之短。只有这样，才能将外国文化中的精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二）他提出“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要做到审己知人，就应当进行历史发展的考察，知道事物演变的因果关系、发展的轨迹和趋向。反对那些“不为将来立计，仅图救今日之阽危”以上几处引文均见《坟·文化偏至论》。的皮相认识和实用主义作法；（三）他还提出要注意本末偏正的关系。鲁迅反对抱残守阙、盲目排外的思想，也反对全盘西化的思想。他主张“苏古掇新”，采撷西方文化的精华，又不失民族固有之血脉。他反对舍本逐末，将偏颇的和陈旧的东西，当做正确的和先进的事物加以引进。
鲁迅对人类文明史的广阔探讨，反映着他早期的哲学社会思想。从中可知：（一）他认为人类社会是进化发展的，“自卑而高，日进无既”《坟·人之历史》。。人类的进化和发展，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他说：“人类既出而后，无时无物，不禀杀机”；“平和为物，不见于人间。其强谓之平和者，不过战事方已或未始之时，外状若宁，暗流仍伏，时劫一会，动作始矣”；“故杀机之，与有生偕；平和之名，等于无有”《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强调事物发展的斗争性，这和他所处的时代有关；（二）他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以波浪起伏的形式前进的。“所谓世界不直进，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盖诚言哉”。而人类文明的起伏发展，表现为一种文明发生发展后，就会产生偏颇流弊，另种新文明则继之而起。人类文明正是在不断克服偏颇中发展的。“由是观之，可知人间教育诸科，每不即于中道。甲张则乙弛，乙盛则甲衰，迭代往来，无有纪极”《坟·科学史教篇》。；（三）鲁迅在探讨人类文明发展时，偏重于对上层建筑的考察。虽然，他认为物质文明是“现实生活之大本”，将科学看做是辉照世界的“神圣之光”、“人性之光”，可是他更强调上层建筑改革的作用，强调精神的力量。他在谈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时说：“受其改革者，盖非独宗教而已，且波及其他人事，如邦国离合，争战原因，后兹大变，多基于是。”他在谈到思想解放的作用时说：“束缚弛落，思索自由，社会蔑不有新色，则有尔后超形气学上之发见，与形气学上之发明，以是胚胎，又作新事：发隐地也，善机械也，展学艺而拓贸迁也，非去羁勒而纵人心，不有此也。”他认为西方新理想主义的“主观与意力主义之兴，功有伟于洪水之有方舟者焉”《坟·文化偏至论》。；（四）鲁迅强调少数人的历史作用。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应由少数的天才英哲导人群以前行。他殷切期望启蒙主义者的出现，以提高人民的觉悟。他说：“属望止一二士，立之为极，俾众瞻视，则人亦庶乎免沦没”《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五）鲁迅强调个性解放和人道主义，对于阻碍个性发展和违反人道的事物深恶痛绝。
鲁迅根据自己对于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探讨，在“剖物质”的命题下；着重批判了洋务派的新政。他指出洋务派“震他国之强大，栗然自危”，于是倡“兴业振兵之说”《坟·科学史教篇》。，“竞言武事”，“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他们想在封建帝制下，吸收西方物质文明，通过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军事工业、工商业，以为这样就可以富国强兵。鲁迅指出他们“引文明之语，用以自文”的西方物质文明，到19世纪后半叶，它的流弊已很明显：他们唯利是趋，没有理想和创新的精神。物俗败坏了人们的心灵，社会上充斥了诈伪和罪恶，于是勃兴了新理想主义来纠偏。洋务派对过时的、偏至的东西馨香顶礼，而他们的新政又只是从西方物质文明中“抱枝拾叶”，像盲人似地“宝赤菽以为玄珠”。鲁迅认为，迷信物质而不考虑人的精神，那么“举国犹孱，授之巨兵，奚能胜任，仍有僵死而已矣”《坟·文化偏至论》。。
鲁迅还在“排众数”的命题下，着重批判了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的君主立宪。改良派提出“各国皆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君主立宪，由君主立宪而始共和，次序井然，断难躐等。中国今日，亦只可为君主立宪，不能躐等而为共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二）。。鲁迅在《中国地质略论》里，批判了这种臆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模式，明确表示赞同资产阶级革命。他说：“谈人类史者，昌言专制立宪共和，为政体进化之公例；然专制方严，一血刃而骤列于共和者，宁不能得之历史间哉。”他指斥改良派“以福群之令誉”，“掩自利之恶名”。他们“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他愤慨地指出：“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坟·文化偏至论》。
鲁迅对于洋务派和改良派的批判，赞同革命派使用暴力去实现共和，表现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不过，鲁迅对于国家命运的思考，并不限于政体的改革，不是实现了共和就可止步，他追求的是建立“人国”，要求的是“立人”。
鲁迅提出“立人”问题，也是和他从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探讨，得出中华民族在“文化竞争”中失败了的认识有关。他看到一些文明古国多是“灿烂于古，萧瑟于今”，中途衰落了。创造过灿烂文化的希伯来、以色列、印度、埃及等，都已听不到新声。中华民族从黄帝时定居华土，创造了斐然夺目的文化，但中途也衰落了。鲁迅认为这些文明古国的衰落，是由于固步自封，保守停滞，使民族失去了向上发展的活力，而那些曾被视为不开化的野蛮民族，却追上来，超过去了。近代西方以物质文明炫耀天下，其强盛的根底还是在人；清季，中国受到外族的凌辱奴役，根本原因还在国民的愚弱。因而他明确提出了“二十世纪之新精神”，在于维护人的尊严，光耀人的精神生活，明白人生的意义；中国“情状自不能无所变迁”，必须“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要“辟生路”，他认为，“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坟·文化偏至论》。。他根据“人文史实之所垂示”，强调必须“致人性以全”《坟·科学史教篇》。。有了健全的人性，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愚弱的现状。他说：
……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坟·文化偏至论》。
鲁迅提出的“立人”思想，把“沙聚之邦”的中国改造成为“人国”的理想，充满着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色彩，是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长期禁锢人民群众思想、压制人性健康发展而提出的一个思想启蒙运动的理论纲领。这个理论纲领的最终奋斗目标，是要把中国改造成为具有“最理想的人性”的国家。
归结起来，鲁迅形成“立人”的思想，是源于：（一）他对清季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他认为洋务派和改良派的主张谬而失正，都不是救亡之道。他赞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革命，但强调提高群众觉悟，改变群众愚弱麻木状态，进行思想启蒙运动（其中包含着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志士流血的教训）；（二）他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探讨，使他认为只有“立人”，才是民族图存之道；（三）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对他思想上的影响。
鲁迅“立人”思想的内容
鲁迅到日本后不久，就开始注意“立人”的问题。据许寿裳回忆，1902到1904年间，两人“见面时每每谈中国民族性的缺点”，“我们又常常谈着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以许寿裳和鲁迅相交相知之深，并验证鲁迅的生平和著述，这段回忆是可信的，这一时期，鲁迅不仅是从思想上探讨“立人”的问题，而且已经着手实践了。1903年，他在翻译儒勒·凡尔纳科学幻想小说《月界旅行》的《弁言》中说明，他译书的目的是使人们“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充文明”。
如前所述，鲁迅对于“立人”问题的关注和探讨，以及着手实践，是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进行论战的背景有关。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先进的人们在谋求国家出路时，感到国家的盛衰与民众的状态有关。仅从1902到1904年的时论看，围绕着民质、民力、民气、民德、民志、民智等的讨论，对于民族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