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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民志、民智等的讨论，对于民族的缺点、劣根性等已进行不少的探讨。不少论者提倡民族主义，以物竞天择为公例，比较研究一些民族的优劣，以及他们致强和致衰的根由，想借此激励国人奋起。这些讨论都是和政体改革，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有关。改良派认为群众愚昧不能依靠，群众文明程度太低，无自治能力，不能享自由，而只应受专制。所谓君主立宪，只是要张大士绅之权，民众是没有资格参政的。革命派有着强烈的光复旧物的愿望，更为强调民族主义，为民族招魂。他们认为，革命需要民众参加，但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愚昧的群众，而是少数的英雄豪杰、革命志士。尽管革命派和改良派的立场不同，但是他们都认识不到民众在创造历史上的决定性作用。
鲁迅和许寿裳的讨论，涉及到人性问题、民族性的缺点及产生的根源问题。对于他们讨论的三个相联的问题，确实应该联系起来理解。鲁迅追求理想的人性是目的，而不断改变人性、民族性的缺陷，铲除阻碍人性健全的发展和产生民族性缺点的病根，是逐渐形成理想的人性的途径。这也就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疗救的目的，还是为了使人性得到健全的发展。
鲁迅追求理想的人性，与他经受的时代刺激有关。他从所经过的人生中，感到人性有着缺陷。1903年，他翻译了雨果小说《哀尘》。他同情书中那个贫贱女子芳娣的遭遇，在《附记》里发出“嗟社会之陷阱兮，莽莽尘球，亚欧同慨”的喟叹。他在《破恶声论》里，批判崇侵略的兽性爱国者时说：“人类顾由，乃在微生，自虫蛆虎豹猿以至今日，古性伏中，时复显露，于是有嗜杀戮侵略之事，夺土地子女玉帛以厌野心；而间恤人言，则造作诸美名以自盖，历时既久，入人者深，众遂渐不知所由来，性偕习而俱变，虽哲人硕士，染秽恶焉。”青年鲁迅认为，无论古今东西，智愚之别，人性都不完美。他还说道：“夫人历进化之道途，其度则大有差等，或留蛆虫性，或猿狙性，纵越万祀，不能大同。”他以为人类在进化发展中，存在着差异，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人性的缺陷，距离理想的人性还相当遥远。
《鲁迅其人》第三部分鲁迅早期的“立人”思想及其意义（2）
民族性是人性的“同中之异”。鲁迅在早期著述里，研究了我国民族性的缺点，与其他国家的民族性做了比较。他认为，在帝国主义的蹂躏和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下，我国国民的缺点是不敢正视现实，缺乏远见，沿守古训，不思进取，落后而又自大，自欺而又欺人，无理想，无特操等等。人们像压在磐石之下的小草，默默地生死；又像一盘散沙，没有聚合之力，鲁迅对于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重压之下，人们这种麻木和不觉悟的状态，是忧愤深广的。他说：“？？华土，凄如荒原，黄神啸吟，种性放失，心声内曜，两不可期已。”《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无声的中国，使他产生了寂寞感。他对于人类文明史的探讨，认为中华民族从“煌煌居历史之首，而终匿形于卷末者”，正是由于民族精神不振，这使他有着从春温进入秋肃的萧条感。那么，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鲁迅认为，只有打破现状，解放个性，才能振奋民族精神，国家才能有进步和希望。这就要通过“立人”去实现“立国”。
怎样去“立人”呢？鲁迅提出必须用“尊个性”“张精神”的方法，也就是使个性获得解放。他说：“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而君之大觉近矣。”《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他以为“君之大觉”只能建立在“人各有己”的基础之上，鲁迅提出的“人各有己”，就是要人有自我意识，认识个性的价值，明白人生的意义。个性才是造物主，进步是始于个人的足下。人要独立思考，言必己出，勇于坚持真理，不应该逐波浮沉，随声附和，盲信盲从。他说：“诚于中而有言；反其心者，虽天下皆唱而不与之和”，“披心而，其声昭明，精神发扬，渐不为强暴之力谲诈之术所克制”《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他主张尊重个性，使自我得到不断的充实和发展，由此提高群众的水平。他反对有些维新人士，假口要做“国民”、“世界人”，“灭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敢自别异，泯于大群，如掩诸色以晦黑，假不随驸，乃即以大君为鞭？，攻击迫拶，俾之靡骋”《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这种灭个性，抑制自我的发展，只能扼杀天才，使个性沉沦于混浊水平，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鲁迅提出的“张精神”，是要人们不要沉溺于物欲，而不顾内面精神之发扬，他认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正是人具有精神活动和无穷的创造力。因而只有张扬精神，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推动社会生活前进。他说：“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非发挥其辉光，于人生为无当；而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也。”《坟·文化偏至论》。人的精神能否发扬则和人格有关。如果人的格调低下，没有高尚的理想和情操，很难使精神昂扬，发挥创造的力量。鲁迅在评价西方哲学家关于理想人格的探讨时，表示了他的看法。他以为在社会的发展斗争中，一个人能有坚强的意志和高尚的感情，勇猛奋斗，不畏挫折地去实现理想，就称得上是理想的人格了。
在长夜未央，阒然无声的中国，要尊个性，张精神，进行启蒙的个性解放运动，鲁迅以为只有依靠少数精神界战士，“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由他们“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坟·摩罗诗力说》。。
鲁迅所期望的精神界战士，在品德和行为上有着独异群俗的特点。他说：“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洞瞩幽隐，评骘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在清朝封建专制下，鲁迅期望的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争天拒俗，”“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的摩罗。这鲜明地表现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
鲁迅推崇摩罗型的精神界战士，也与他追求理想的人性有关。从鲁迅有关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摩罗型的精神界战士，都有着真诚的愿望，追求进步的理想，有着为理想而奋斗献身的精神；他们都蔑视偶像，反抗世俗陈习，不顾毁誉，行其所行，“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他们都“贵力尚强”，“无不刚健不挠”，有着“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顽强斗争精神。他们有意志，有毅力，是生活中的强者。他们才是社会栋梁，将来的柱石。鲁迅认为在人类社会的斗争发展中，摩罗精神最为雄杰伟美。因为“人得是力，乃以发生，乃以曼衍，乃以上征，乃至于人所能至之极点”《坟·摩罗诗力说》。。人若没有这种精神，就会怯于斗争，畏于进取，失去了向上发展的活力。可以说摩罗型的精神界战士，正是鲁迅早期心目中的理想的人性。
面对着清季凄如荒原的华土，鲁迅热切地呼唤精神界战士的出现：“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在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坟·摩罗诗力说》。他期望通过少数的精神界战士，进行启蒙的个性解放运动，使中华民族能够发扬蹈厉，振奋精神，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途中，迎着狂飙怒浪“恃意力以辟生路”；实现他的“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坟·文化偏至论》。的社会理想。
鲁迅期望中华民族强大起来，不是出于大国主义思想。他主张世上各个民族能协同前进，自由地生活，他反对国家强盛了就推行霸权：“执进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非混一寰宇，异种悉为其臣仆不慊也。”他认为中国强盛了也不应是“搏噬无辜之国”，而应“颠仆压制，去诸两间，凡有危邦，咸与扶掖，先起友国，次及其他，令人间世，自繇具足”《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从个性解放到人道主义，是鲁迅“立人”思想合乎历史逻辑的发展，也是他“立人”思想的内容。
鲁迅“立人”思想的意义
“立人”思想，是鲁迅早期思想中核心的部分，是他早期的哲学社会思想的集中反映。它不是主观臆造的产物，而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对祖国的命运严肃观察思考的产物，有着时代的内容。从时代的要求上看，当时中国需要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鲁迅对中国命运的思考不同于政治家，而是表现了启蒙的革命思想家的特色，具有十分深刻的意义。
首先，当时的政治家考虑的多是政体等问题，而萦回于鲁迅脑际的是“人”的问题，人的精神状态，人的成长和发展问题。他认为：国家的强盛，“根柢在人”，人是一切的根本，其他都是枝叶，是从属于人的。他始终把眼光放在“人”的身上，关心“人”的命运，尊重“人”的价值。从根本上说，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的。当然，鲁迅是赞成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革命的。虽然他在这方面论述较少，但从他对孙中山、章太炎、邹容的革命业绩所给予的崇高评价中可以得到明证，他只是从思想革命的角度来看问题罢了。他由此出发，通过自己切身的感受一再谈到旧中国是个“将人不当人”的地方，“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中国人向来没有争到过‘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如果“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人们便要心悦诚服”《坟·灯下漫笔》。。
在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压迫与愚民政策的控制之下，中国人的精神必然是禁锢萎靡，毫无生气，奴性十足，缺乏“人”的自觉意识，而国家、民族也必然日趋衰败。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鲁迅大声疾呼“立人”，这显然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战斗意义与启蒙意义。
其次，当时的洋务派有的提倡“制造商估”，有的“竞言武事”，他们都忽视“人”的工作，忽视人们的精神革命与思想启蒙。鲁迅认为他们是“抱枝拾叶”，丢掉了根本。因为没有人的觉醒，摆脱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其他种种办法都难以实现，甚至会阻碍“人”的发展。从启蒙主义的角度来看，可以说鲁迅“立人”思想确实是高瞻远瞩，抓住了根本。
再次，鲁迅的“立人”思想，虽然不免带有抽象的空想的性质，但是他所提出的问题，却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一方面，他洞察世界之大势，为了引导国民“不后于世界之思潮”，而提出“立人”的思想；另一方面，他深入探究中国之国情，“弗失固有之血脉”，摸索着改革中国现实的途径和方法。这就使他的“立人”思想，成为适合于中国国情、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思想，成为新世纪的中国文化的战略选择，颇具现代性、独创性和远见性。
鲁迅的“立人”思想，涉及人性、民族性、阶级性等问题。他在有关的论述中，提到了人性和民族性，就是没提阶级性。20世纪初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还不可能掌握唯物史观。鲁迅同当时其他的先进人物一样，也是向西方寻找真理，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鲁迅的“立人”思想，就是受到了西方的进化论、个性解放、人道主义，以及尼采学说的某些影响。对这些西方学说，他是抱着为我所用的态度，针对中国的国情，加以选择、吸收、融合，变为构成自己“立人”思想的材料。因此，他的“立人”思想也就不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只有唯物史观才能科学地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恩格斯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