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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青年鲁迅，不可能科学地解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等问题。例如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认为是“古性伏中”，兽性的显露，而不是从帝国主义经济制度上进行分析，显然不当。他的“立人”思想，不可能科学地解释人性、民族性、阶级性的相互关系。他是以唯心史观为基础，对“人”对“个性”缺乏阶级分析，片面地强调个性解放，发扬个人内在的精神力量进行自我改造。他没有认识到人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改造主观世界，而改造客观世界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阶级的力量。因此，“先改造个人、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这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
鲁迅的“立人”思想和实践，是发展变化的。“五四”之后，鲁迅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人”与人的个性都带有阶级性，不能抽象地脱离社会实践来谈“立人”。到了后期，他更是把“人”的改造和解放同社会的改造和解放密切地联系起来，明确地认识到，只有解放了社会，才能解放了自己，使人性臻于美善，使人类彻底解放，实现从人性的异化到人性的复归，在莽莽尘寰上，实现真正的“人国”。鲁迅的“立人”思想终于有了坚实的科学的基础。这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立人”思想的发展。
（选自《鲁迅论稿》）
《鲁迅其人》第三部分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问题的考察（1）
改造国民性，是鲁迅前期思想和创作中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一些研究论著虽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它，但都缺乏认真的分析和研究。本文想就这一思想的产生及其在鲁迅思想和创作中的影响，作一点粗略的分析和考察。
一
所谓“国民性”，即“民族性”，原为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中的概念，最初运用于民族问题的研究，以后又扩展到各民族文学艺术的鉴赏和批评的领域。19世纪，文学与国民性的关系，才成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潮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法国19世纪批评家泰纳（H A Taine 1828～1893）的《艺术哲学》一书，就系统论述了“种族、环境、时代”是构成各民族文学艺术的三个要素。此后，文学与民族性的关系便成为许多文艺批评家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国民性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概念。它指的是每个民族都具有自己共同的思想和精神状态。一些研究者认为，国民性“即一国民之思想”光升：《中国国民性及其弱点》，《新青年》第2卷第6号。，是“以人种为基本而在种种的外底影响之下所形成的国民魂”本间久雄：《新文学概论》，章锡琛译；第54页，商务印书馆；1925。；它为一国民族所共有，具有“因袭的，保守的，固定的性质”邹敬芳：《东西国民性及其社会思想》，《东方杂志》第23卷第11号。；改造国民性，就是要社会的“先知先觉”，“用个人的努力，渐渐减少人性黑暗的方面，渐渐发展人性光明的方面”陈独秀：《我们应该怎样？》，《新青年》第6卷第4号。。所以，国民性的思想实际上是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为基础的。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每个民族存在某些“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4页。。这种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在很长历史时期里形成的社会经济、历史发展和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文化上的反映。它通过民族的语言、艺术、宗教、风俗、习惯等方面表现出来；它以社会划分为对立的阶级为前提；它只“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精神形态不同”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4页。，而不承认各民族有超阶级的共同的思想和精神状态。资产阶级用“国民性”、“民族性”的概念，掩盖民族内部阶级对立的实质，抹煞劳动人民和统治阶级之间思想意识和精神面貌上的本质区别。超阶级的人性是不存在的。超阶级的国民性也是不存在的。毛主席在揭露资产阶级“国体”的欺骗性时指出：“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这种隐瞒，对于革命的人民，毫无利益，应该为之清楚地指明。”《新民主主义论》。对资产阶级的国民性，也应这样看。有的人企图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心理素质的理论，论证超阶级的国民性的存在，是十分错误的平心：《人民文豪鲁迅》；第58页，新文艺出版社；1957。。
对中国国民性的研究，最早是从外国人开始的。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主义者，如旅行家、传教士，随着这些国家进行的经济和文化侵略来到中国。他们依据达尔文主义“优胜劣败”的理论，污蔑中国民族性的“陋劣”，颂扬中国的封建文明，为其侵略中国的目的服务。如鲁迅曾多次提到的美国传教士斯密士（AHSmith），曾留居中国50年，写了《中国人的气质》一书，极力污蔑中国的“民族性”，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见《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且介亭杂文末编·“立此存照”（三）》等文章。。到了20世纪初，改造国民性的思潮才在中国出现。鲁迅就是最早开始研究改造国民性者之一。
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加剧了民族危机，使中国日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正如毛主席深刻指出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国近代这种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到了1900年以后，有了新的高涨。“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8篇。。这时，“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5页。。在内忧外患、丧权辱国的刺激下，这些爱国的“有志之士”，开始思索中国屡屡失败的原因，努力寻求救国图强的道路。国民性问题的研究，就是适应这种爱国图强要求出现的一种资产阶级社会思潮。
当时社会上广泛传播的进化论思想，是国民性研究的思想基础。1898年出版的严复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在中国最早完整地介绍了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学说。在当时中国还存在着反帝反封建历史任务的条件下，这种进化论学说，在一定意义上适应了中国革命的需要，“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新民主主义论》。，成为新兴资产阶级进行社会改革的思想武器。维新派人物严复，就在一些文章里宣称，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中国民族若不发愤图强，必将“无以自存，无以遗种”，永沦外国侵略者的奴隶。他从此出发，一方面向清政府提出了“变法维新”的要求，另一方面对人民鼓吹“保种进化”的主张。这种“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到了20世纪初，已经成为一部分先进分子思考国家和民族命运，寻求民族解放道路的思想工具。他们所处的阶级地位和历史条件，使他们不可能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阶级的压迫，是阻碍中国向前发展的主要根源，革命的暴力是改变中国落后状态的惟一方法，便只能依据生物进化“优胜劣败”的理论，把中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民族性的“孱弱”，认为若要中国富强，首先要改造国民性。因此，所谓改造国民性问题的研究，是当时广泛流行的进化论思想用于思考国家和民族命运时产生的进步思潮。
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都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它们之间又有着重大的区别。资产阶级改良派极力鼓吹“新民”思想。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原强》，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卷；第53页。的自强主张，梁启超的“采补其本无而新之”的“新民”学说，都包含了改造国民性思想的萌芽。但是，他们企图在不积极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基础上，幻想依靠封建势力，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这种“新民”学说，就不仅没有与摆脱帝国主义侵略以及摧毁封建制度联系起来，也没有包含一点启发人民群众觉悟的思想。它随着维新运动的失败，终于堕入了保皇主义的泥坑。
随着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改造国民性问题，逐渐为更多的人所注意。当时研究国民性的文章著作，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揭示国民性的病根。一是提出改造国民性的办法。揭示病根，大多都围绕探讨中国落后的原因进行的。如有的人说，“我国之所以孱弱不振者，徒以人民有依赖之性质耳”《论中国人民依赖性之起源》，《东方杂志》第1卷第5期。。有的人认为，中国不能抵御外患，“一由于自尊，……一由于自弱”《论外患之由起》，《东方杂志》第1卷第7期。。有的人则认为主要是愚昧：“我社会之现象，至于如此者，虽原因复杂，而其致病之源，则在乎愚。惟愚故堕，惟堕故怯，而种种朽腐卑屈，弱不振，散漫无纪之败德恶行，相因而起。”《论中国社会之现象及其振兴之要旨》，《东方杂志》第1卷第12期。由于研究者所持的社会观点的不同，如果说他们在揭示病根的努力上还大体一致的话，那么在提出如何改造国民性的方法上，就表现了不同的政治倾向。从革命的道路角度来看，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提倡改良主义的办法。如有人主张，要去掉“自尊”、“自弱”之病根，必使“教育普及”、“宪法立定”《论外患之由起》，《东方杂志》第1卷第7期。；有的人说：“今欲革人民依赖之性，其惟倡西人社会学说，以进化之公理，志其迷信之心。复假祖国陆王之学术，以良知之论，破其凭藉之藩篱。庶国民之奴性可除，而思想不难进步矣。”《论中国人民依赖性之起源》，《东方杂志》第1卷第5期。（二）提倡复古与宗教的办法。如有人主张要发扬国民性固有之优点，“凭良土性，遇良气候，施良肥料”，庶几可见新国国民性的“开佳花结美果”《论中国之国民性》，《东方杂志》第5卷第6号。。当时的革命骁将章太炎，也提出“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演说录》，《民报》1906年第6号。。（三）提倡革命的办法。当时这种意见是少数的；只有在一些比较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文章里，或《民报》那样的刊物上，才能看到将所谓改造国民性问题同革命联系起来，提出医治中国之道，“而欲求免瓜分之祸，舍革命其未由”《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民报》1906年第2号。。
以上粗略的叙述可以看到，国民性问题的研究，是20世纪初伴随寻求民族独立富强的要求而产生的进步社会思潮。进化论是研究国民性问题的理论基础。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鲁迅作为一个“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主义的青年，在思想上接受了进化论影响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战士，当他还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时候，在广泛流行的关于国民性问题研究的思潮中，也注意了对这个问题的思索和探讨，是十分自然的事情。鲁迅的这一实践活动，反映了那些“先进的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艰苦努力的战斗足迹。
二
鲁迅是在1902年前后开始思索国民性问题的。在弘文学院读书的时候，便常和朋友讨论：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民族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许寿裳：《回忆鲁迅》，见《我所认识的鲁迅》，第18页。？为了实践改造国民性的愿望，鲁迅最初努力介绍西方进步的自然科学，以图“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科学小说〈月界旅行〉弁言》，《鲁迅译文集》第1卷；第5页。；同时，为了“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坟·科学史教篇》。，又十分注视文艺的作用。1903年，他译了小说《斯巴达之魂》，即想用文艺来鼓吹人民的爱国反抗精神。为了实现改良社会的愿望，他始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