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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眼光，无疑是卓越的。鲁迅关于只有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才能救中国的独特的思想，正是在这样一个广阔的视野中提出来的。
鲁迅第一次正式提出如何改造中国的理论，是在1907年，见于这一年他写的四篇文言论文；这是鲁迅思想产生的起点。
这时候，鲁迅已经弃医从文。在这前一年的3月离开仙台回到东京，恰赶上《民报》和《新民丛报》的大辩论，身处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保皇派的理论斗争的漩涡之中。鲁迅回忆当年的情况时说：太炎先生“一九○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民报》针锋相对地批驳保皇派，全力以赴阐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希望避免欧美“其民实困”的社会祸害，“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民报〉发刊词》。
鲁迅也反对保皇派，支持革命派，并且参与秘密的革命活动。但是，在怎样“救国”“兴国”的理论问题上，他独树一帜，批评“竞言武事”、“制造商估立宪国会”都不是根本，都不过是“抱枝拾叶”的主张，惟有“立人”才是首事，才是根柢。他说：
今敢问号称志士者曰，将以富有为文明欤，则犹太遗黎，性长居积，欧人之善贾者，莫与比伦，然其民之遭遇何如矣？将以路矿为文明欤，则五十年来非澳二洲，莫不兴铁路矿事，顾此二洲土著之文化何如矣？将以众治为文明欤，则西班牙波陀牙二国，立宪且久，顾其国之情状又何如矣？若曰惟物质为文化之基地，则列机括，陈粮食，遂足以雄长天下欤？曰惟多数得是非之正也，则以一人与众禺处，其亦将木居而茅食欤？此虽妇竖，必否之矣。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夫一世。《坟·文化偏至论》。
在鲁迅看来，世间最基本、最重要的是“人”。他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审查了各种救国的主张和思想。针对“竞言武事”，他指出“举国犹孱，授之巨兵，奚能胜任，仍有僵死而已矣”。对于“制造商估”，鲁迅全面抨击他们的利己主义。对于“立宪国会”，鲁迅认为一方面有“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陵寡”的摧残“人”的发展的弊害，另一方面他们中的多数“乃无过假是空名，遂其私欲”之徒。就是对于侵略，鲁迅也认为是出于兽性和奴子性，是和人性相敌对的。因此鲁迅提出了建立“人国”的命题。断言“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坟·文化偏至论》。
为了采取最有效的、他当时认为最主要的办法实践自己“立人”的主张，鲁迅决定从事文艺运动。这里表现出作为思想家的鲁迅的一个本质特点，即他的实践性。鲁迅不是属于书斋的，他是最富于血性和活力的人。因此鲁迅的思想总是同人生、同社会血肉相连，真实深切而又细致入微地反映出现代中国的民情与民心，同时向一切堕落的人性及其社会关系施行袭击。
《鲁迅其人》第一部分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社会的伟大思想家（2）
鲁迅的“立人”的思想贯彻于他一生的始终，但其间有重大的发展，有质的飞跃，即到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他的建立“人国”的思想为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达到无阶级社会的思想所具体化和充实、提高。值得注意的是，鲁迅讲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始终保持着更有利于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的自觉而清醒的认识，始终坚持着“立人”的基本原则。这是鲁迅思想中独特的异采。
鲁迅1907年、1908年发表五篇文言论文以后，于1909年回国，即埋头于教育工作和教育行政工作，到1918年才又重新写作。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愈战愈勇，直到逝世的前两天。
鲁迅接受朋友的劝告，打破沉默，重新写作的时候，讲过他的顾虑，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在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呐喊·自序》。此后的第一篇小说是控诉和反抗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吃人”，热切地呼吁“救救孩子！”考虑的焦点都在“人”，这决不是一时的偶然现象，实在是鲁迅深思熟虑的命题。这一时期，鲁迅的论文和随感录，谈家庭改革要求父亲是“‘人’之父”，孩子是“将来的‘人’的萌芽”；谈对于爱情的渴求，指出“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反对国粹，是因为国粹没有“保存我们”中国人的力量。赞成世界语，是因为“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言语”。
“五卅运动”对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前后，鲁迅认为，文化界的首要任务，仍然是“思想革命”《华盖集·通讯》。，也就是说仍然是做启蒙的工作，仍然是“立人”。这时候，鲁迅第一次明确提出：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华盖集·忽然想到》。
二十天之后，鲁迅对此作了一个重要的解释：
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华盖集·北京通信》。
这是鲁迅关于人及其社会生活条件的一个纲领性的意见；是“立人”思想的重大发展。
“五卅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觉悟。和过去比较，鲁迅提高了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的认识，但是，鲁迅依然保持着对于“人”的关键性作用的思想。他说：“现在的强弱之分固然在有无枪炮，但尤其是在拿枪炮的人。假使这国民是卑怯的，即纵有枪炮，也只能杀戮无枪炮者，倘敌手也有，胜败便在不可知之数了。这时候才见真强弱。”《华盖集·补白》。
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其意义远远超出文学的范围。这是一次马克思主义而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的大普及。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论争，其主要功绩，在我看来，是极大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界的威信，信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人愈来愈多，而且成为一时的风气，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批判，既有生气也有规模。但是，这次论争也有严重的错误和缺点，主要是教条主义和故作激烈的空谈。1931年8月，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总结了这次论争的一些基本经验，其中有一条，是批评一些同志“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鲁迅在这里讲的革命观的问题，就不仅仅是文学和艺术范围的问题，它包涵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因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人类发展的基本问题。“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的思想，正是从“立人”的角度来观察革命的一个深刻的命题。鲁迅这一与“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相对立的思想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解放自己的思想。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想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鲁迅生前和死后的历史表明，这两种对立的革命观的论争和斗争，一直没有停止，并且在实践中给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这不是某些人们的个人品质问题，而是中国的社会条件决定了这种以马克思主义为号召的“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的革命论必然产生并在某些历史时期得以实现。这种社会条件是：一、生产力落后，极其严重地缺乏大工业，近代无产阶级数目极少，年龄很轻，缺乏在大工业体系中从事生产和生活的锻炼，他们个人身在工厂，而他们的家族依然扎根在农村，他们个人的思想和习惯仍然带着浓厚的小生产者农民的性质。二、占人口极大多数的农民，囿于沿袭几千年的“两牛抬扛”式的生产方式，几乎与近代文化无缘，他们要反抗赵太爷、钱太爷们的剥削和压迫，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但他们幻想中得胜后的理想却是阿Q式的“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这是私有制产生的占有欲和社会心理。三、作为思想的先行者的是大批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新知识，新思想，但是多数只满足于得到几个新名词，新招牌，又好故作激烈，夸大其词。结果是中国处于先锋和桥梁地位的知识界，严重缺乏近代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启蒙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修养。进而对于“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347页。的马克思主义，也就难以得到正确的理解。鲁迅所说：“中国的书，乱骂唯物论之类的固然看不得，自己不懂而乱赞的也看不得，所以我以为最好先看一点基本书，庶不致为不负责任的论客所误。”《鲁迅书信集·542致徐懋庸》。就是指这类作者的作品而言的。鲁迅出身于封建主义家庭。但是极其幸运的是，他少年时期家道即破落。他切身经验到“谋生无奈日奔驰”的生存条件之艰苦难得以及社会势利的可恶可厌。他几乎读过十三经。但他又接受了近代自然科学如地质学和生物学的严格训练和教育。他批判地研究了近代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熟悉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尤其是对于人的历史的科学理解以及对于人生问题即人及其社会的改造问题的深刻思考，使他对教条主义和故作激烈的空谈深恶痛绝，并在事实的教训和启发下，才注意到马克思主义这一“明快的哲学”；也才对于人的本质有了新的科学的了解。
从1907年鲁迅提出“立人”的命题开始，他思想中的人，始终是实践着的人，活的人，这是没有疑义的。他不仅充分了解人的生物性，而且了解人的社会性，注意到人的社会地位不同，品性、思想、道德和感情也就不同。在《破恶声论》中，鲁迅已经明确论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上者”和“在下者”的性质上的对立。他把“在上者”之“有嗜杀戮侵略之事”归之于“兽性”；而把“在下者”的“恶喋血，恶杀人，不忍别离，安于劳作”称颂为“人之性”。虽然把人类中的“恶”归于“兽性”，把“善”归于“人性”，这实质上还是“人性善”的观点，理论上并不正确。但他指出这是人的社会地位不同决定的。1928年鲁迅第一次发表了“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死之恐怖”之类“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的著名观点，明确地而且准确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在阶级社会中人性带有阶级性的基本思想。此后鲁迅对梁实秋所宣扬的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作了既有事实又有理论的科学的批判。鲁迅批评“以为过去未来的文明，都以资产为基础”的同时，肯定“但倘以经济关系为基础，那自然是对的”《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思想”“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关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