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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思想”“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思想关系只是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物质关系的上层建筑，而物质关系是人们维持生存的活动的形式（结果）”。这里讲的物质关系就是经济关系。鲁迅既已把自己关于“人”的思想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上，鲁迅也就把“阶级性”的科学概念引进自己原先对于国民性即民族性的思想之中，从此鲁迅对于中国人的分析，就不再停留在国民性的水平上，而是更深入地分析各个阶级的阶级性，以及阶级性对于民族性的关系。鲁迅的《说“面子”》一文，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这是鲁迅关于“人”的思想的一个最有意义的发展，与此同时，鲁迅关于如何“立人”的思想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和发展。
1932年，鲁迅评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强调指出：“苏联，是平平常常的地方，那人民，是平平常常的人物，所设施的正是合于人情，生活也不过像了人样，并没有什么稀奇古怪。”“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南腔北调集·林克多〈苏联见闻录〉序》。这是多么鲜明地从人以及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观点出发所作的评论。
同年，对于怀疑无产阶级专政，以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人，鲁迅曾这样回答：“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只要你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阶级的消灭也就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南腔北调集·我们不再受骗了》。阶级的消灭是“立人”的最有利的社会条件。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当鲁迅把关于人的思想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时候，他早期关于“立人”、关于建立“人国”的空想，于是发展为科学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取得了一致。
《鲁迅其人》第一部分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社会的伟大思想家（3）
鲁迅“立人”的思想又遍及他所论述的各个方面，成为他观察和评论文学、艺术、历史、军事、经济、政治以及各种社会问题的焦点。从“立人”的角度阐述鲁迅上述各个领域的思想及其发展，需要专门的研究论文，这里只是为了说明鲁迅思想的这一独特性，或者说是以“立人”为中心的体系性，作一个举例式的提纲。
文学。鲁迅自己既有文学创作，又有文学翻译，对于文学有大量论述，几乎涉及文学所有带根本性的问题。他的大量译文序跋，以及为文学创作写的序言，是精彩的文学批评。鲁迅虽然没有写一部文学概论的专著，集中阐述自己的文学理论，但是汇集他关于文学的论述，可看出一个中心。和鲁迅整个思想是以“立人”为中心相适应，鲁迅谈论文学的独到处，也是在“立人”。毋庸赘述，鲁迅是很注意文学的特点的，在同只强调文学的其他性质的观点论争时，鲁迅还特别提醒人们文学有它本身的特性。在这一个前提下，鲁迅以“立人”为中心阐述了他的文学思想。文学是什么？“不过是一种社会现象，是时代的人生记录”《三闲集·文艺与革命》。。“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坟·论睁了眼看》。。这就包含了对文学的社会功利性的观点了。鲁迅了解或一时代也有消闲的文学，也有人主张文学只应是消闲品，或者文学根本没有什么社会功利性，它本身就是目的。但是鲁迅反对这种文学观，也憎恶这样的文学。鲁迅毕生把文学当作改造人的精神的工具。他不仅不讳言，而且强调他之所以写小说，“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因此，创作的目的是“为了大众”，所以谈到艺术形式也就是“为了大众，力求易懂，也正是前进的艺术家正确的努力”《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鲁迅认为，作品是作者人格的体现。文学是人创作的。怎样才有革命文学呢？鲁迅简截明快地指出：“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而已集·革命文学》。请看，关于文学的这许多基本问题，鲁迅都是从“人”这个角度去论述的。可以说这都是常识，因为是普通的事实。但也正因为是事实，才又是真理。
艺术。上述各点完全适用于艺术，许多时候文学和艺术是同时并称的。自然，鲁迅谈艺术的意见，其精神也适用于文学。可以补充的是，鲁迅多次为一般人们看不起眼的连环图画辩护，他的理由很简单：“对于这，大众是要看的，大众是感激的！”《南腔北调集·“连环图画”辩护》。由于鲁迅的大力提倡与扶植，中国的木刻得以发展起来了。当木刻最初兴起的时候，有人来问它的最后的目的和价值，鲁迅答道：“现在只要有人做一点事，总就另有人拿了大道理来非难的，例如问‘木刻的最后的目的与价值’就是。这问题之不能答复，和不能答复‘人的最后目的和价值’一样。但我想：人是进化的长索子上的一个环，木刻和其他的艺术也一样，它在这长路上尽着环子的任务，助成奋斗，向上，美化的诸种行动。至于木刻，人生，宇宙的最后究竟怎样呢，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答复。也许永久，也许灭亡。但我们不能因为‘也许灭亡’就不做，正如我们知道人的本身一定要死，却还要吃饭也。”《鲁迅书信集下·995致唐英伟》。
历史。鲁迅认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华盖集·忽然想到（四）》。“史书本来是过去的陈帐簿，和急进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说过，倘若还不能忘情于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糊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华盖集·这个与那个》。鲁迅杂文中所引述的历史故事，是非常多的。鲁迅读史，特别注意“人”的思想、言论、举动，一时代的风俗、习惯，社会心理，他谈张献忠之杀人，魏晋的服药与饮酒，谈隔膜，等等，例子不胜枚举。他在《开给许世瑛的书单》中，有几部书是这样做着说明的：“《世说新语》刘义庆（晋人清谈之状。）《唐摭言》五代王定保（唐文人取科名之状态。）《抱朴子外篇》葛洪（内论及晋末社会状态。有单行本。）《论衡》王充（内可见汉末之风俗迷信等。）《今世说》王（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这都是强调注意社会心理，也就是古之中国人的灵魂的。鲁迅说，他曾经“想到可以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着中国人性质之一种的人物，作一部中国的‘人史’，如英国嘉勒尔的《英雄及英雄崇拜》，美国亚懋生的《伟人论》那样。惟须好坏俱有，有啮雪苦节的苏武，舍身求法的玄奘，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孔明，但也有呆信古法，‘死而后已’的王莽，有半当真半取笑的变法的王安石，张献忠当然也在
内。”《准风月谈·晨凉漫记》。鲁迅看历史的借鉴作用，也着重在人的性质及其行事。1927年8月8日在致章廷谦的信中说：“其实‘今故’是发源于‘国故’的，我曾想提出古事若干条，要可以代表古今一切玩艺儿的，作为教本，给如川岛一流的小孩子们看，但这事太难，我读书又太少，恐怕不会成功了。例如，江浙是不能容人才的，三国时孙氏即如此，我们只要将吴魏人才一比，即可知（曹操也杀人，但那是因为和他开玩笑。孙氏却不这样的也杀，全由嫉妒）。我之不主张绍原在浙，即根据《三国志演义》也。广东还有点蛮气，较好。”对于读史的作用和意义，鲁迅作了这样的结论：“总之：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则，杂史杂说上所写的就是前车。一改革，就无须怕孙女儿总要像点祖母那些事，譬如祖母的脚是三角形，步履维艰的，小姑娘的却是天足，能飞跑；丈母老太太出过天花，脸上有些缺点的，令夫人却种的是牛痘，所以细皮白肉：这也就大差其远了。”《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军事。鲁迅很少谈军事，关于军事本身的各种问题，他没有论述。但是，大凡涉及军事的时候，鲁迅也是从人与军事的关系来议论的。1907年，鲁迅认为“竞言武事”，不是救中国的根本之图。因为“举国犹孱，授之巨兵，奚能胜任，仍有僵死而已矣。”《坟·文化偏至论》。1925“五卅”前后，鲁迅充分认识到武装斗争在改造旧中国的斗争中的决定作用。只有革命的武装斗争才能打倒军阀政府，扫除阻碍改革的大敌；只有武装斗争才能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祖国。所以对付帝国主义不能仅仅依靠“民气”，而必须依靠“实力”《华盖集·忽然想到（十）》。。鲁迅强调了人与武器的关系中人是决定的因素的观点。他说：“现在的强弱之分固然在有无枪炮，但尤其是在拿枪炮的人。”《华盖集·补白》。鲁迅有一次谈到军队，他认为军队的好坏根本问题也还是在人，在将士的勇敢无私，才与改革有益，否则还是不行。他说：“军队里也不好，排挤之风甚盛，勇敢无私的一定孤立，为敌所乘，同人不救，终至阵亡，而巧滑骑墙，专图地盘者反很得意。我有几个学生在军中，倘不同化，怕终不能占得势力，但若同化，则占得势力又于将来何益。”《两地书·八》。
经济。作为一门学科，鲁迅也没有研究过。他自己说他不懂“经济学”，“《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鲁迅书信集上·516致姚克》。。但是鲁迅对于经济对人的生存，对人的社会地位的严重作用，以及人性之受支配于经济，都极其注意，并有相当数量的、非常精彩的论述。少年鲁迅和他的二弟曾写过一篇《祭书神文》，嘲笑“钱神醉兮钱奴忙”的祭典，并为自己“绝交阿堵兮尚剩残书”而自豪。后来鲁迅对此作了中肯的分析和自我批评。他说：“契诃夫的想发财，是那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发展了，而这时候，我正在封建社会里做少爷。看不起钱，也是那时的所谓‘读书人家子弟’的通性。”《鲁迅书信集下，1032致肖军》。鲁迅后来重视钱，并不是为了发财，也不是鼓吹别人发财，而是因为经济即钱是人们生存的基础。鲁迅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中国传统思想看不起钱的虚伪性：“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叫他发议论。”《坟·娜拉走后怎样》。当北洋军阀政府财政匮乏，成年累月欠薪的时候，鲁迅坦然地参加索薪的斗争，并写了《记“发薪”》的文章，刻画了不同人们对于“发薪”也即对于钱的态度，鲁迅好几篇小说如《端午节》、《白光》也着重表现了现代中国或一种人对于钱的社会心理。在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鲁迅第一次明确提出为妇女的解放，“经济，是最要紧的了”。为什么呢，因为“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鲁迅并且指出，经济也决定人们思想观点的 性质：“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1926年4月，鲁迅写了一篇《大衍发微》，揭露段祺瑞政府在“三一八惨案”后拟定的“第二批通缉的名单”。1928年10月鲁迅又作了一个附记，说明他“用‘唯饭史观’的眼光，来探究所以要提这凑成‘大衍之数’的人们的原因，虽然并不出奇，但由今观之，还觉得‘不为无见’”。鲁迅从人类的生存、温饱和发展的角度，发现了简单的事实：钱——吃饭，是最要紧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钱即经济也决定着两性关系。鲁迅有一篇杂文叫《男人的进化》，全文一千多字，极精辟地评述了人类的私有财产和两性关系的发展史。1928年8月，鲁迅表明他接受了人性受支配于经济的学说。
政治。对于北洋军阀政府，尤其是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内政、外交等各方面的政治措施，鲁迅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