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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楼忠福到武汉检查在江北铸造厂的工地。听完施工队长的情况汇报后，楼忠福感觉很不错，工程进度、质量和收支情况都让人满意。他好好地表扬了一番那个施工队长，然后跟他到工地各处转转。
走着走着，突然楼忠福收住脚步，目光停在两个工人身上。那两个工人正从宿舍里抬着一块床板走出来。楼忠福觉得奇怪，就问队长是怎么回事，队长也说不知道。
这时候工人走到了他们跟前。当时是初夏，武汉的天气已经比较热了。工人的衬衫没有扣上，一阵风过来，把衬衫吹开了，楼忠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走过去接过床板，然后用力将床板往地上一顿。队长此时才发现了满地的木虱，个个都吃得饱饱的。
楼忠福撩开工人的衣服，指着满身的红斑对施工队长说：“队长，工程质量你够重视了，可是这些兄弟们的睡眠质量可一点都不关心啊！你看看，咬成这样，还能睡好觉吗？你可别忘记，工程质量出自他们手上，他们的睡眠质量有保证了，工程质量才有保证呀！”楼忠福批评了队长后，下令放假一天，让工人清理宿舍卫生。同时告诫施工队长，从今以后不但要管好工程质量，还要管好工人的生活条件，两者都是责任，都不能失职。楼忠福回到东阳后，很快就在公司管理条例中加入了一条：凡施工队长不关心职工生活条件、漠视职工困难的，职工可以直接向经理楼忠福反映★。
这件事很小，但情却很重。楼忠福收服人心、凝聚士气的工作，就是从这些润物无声的“情节”开始的。但感情的付出，不仅需要细微处的关心，更需要有大肚能容的气量。
施工队长楼为民是个年轻的老建筑，业务水平很不错，脾气也好。楼忠福上任后很信任他，让他率领队伍承建江西的一项工程。可是工程竣工后，一结算才发现亏损了20万元。楼为民自知责任重大，请求楼忠福处罚。
但楼忠福并没有气急败坏地处罚他，甚至连批评都没有。他拍拍楼为民的肩膀说：“人总有跌倒的时候，总结教训，继续前进吧。”接着他又把江西的另一项工程交给楼为民。
楼为民本想戴罪立功，回报楼忠福上次的宽大处理。可这次还是出问题，工程本来不亏，可工程有一处地方存在质量问题。对方虽然还没有提出返工的要求，但楼忠福知道后，立即下令返工，宁可损失经济利益也不能损失公司信誉。
这回楼为民受到了降职和罚款的处罚，心里难受，情绪也很低落。但楼忠福并没有对他失去希望，又给了他一个机会，并鼓励他重新爬起来。可是当楼忠福到他的工地检查时，发现他竟穿着拖鞋、抱着儿子在晃荡，一副在村头巷尾休闲的村夫模样。楼忠福很恼火。他想，虽然大家都是农民出身，有些村头巷尾的习性自然难免，可是施工队长毕竟是一个工地的头儿，如此闲散形象和随意的做派，如何管理得好一个工程？！
果然，这又是一个亏损项目。楼为民难过得掉下眼泪，楼忠福也很伤心。但楼忠福还是没有骂他，当然也没有再给他任何机会了。
体现楼忠福待人接物重感情、有气量的例子还很多，不过现实难题的复杂程度，有时候并不是感情和气量这副“滋阴降火的中药”能够奏效的。就像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一样，改革开放既然也是一场革命，很多事情就不可能是简单的是非对错了。此种局面，不仅考量一个人的情商，还得考量一个人的智商。
1985年中，城关建筑公司更名为东阳三建后，镇政府决定将另外一个乡镇企业——卢宅工程队并入东阳三建。这是那个年代一宗典型的“拉郎配”，镇政府此举的目的是要让东阳的建筑业迅速做大做强。红头文件已经发下来了，可是两支队伍并成一家，并不像两碗水倒在一起那么简单。尽管两家企业都是“政府婆婆”管得着的“媳妇”，但毕竟大家素来是两个团队，各有各的五脏六腑。
因为这是一起拉郎配的“婚姻，所以在程序上是先“结婚”然后才“谈恋爱和柴米油盐”。楼忠福充分估计到这个局面的复杂和困难，所以“结婚”之始，就把三建公司第一副经理的交椅安排给原卢宅工程队的蒋经理。原卢宅工程队其他骨干人员也都得到相应的重用，原来负责设计和技术的孔科长也被安排到三建管理委员会理事的位置上。
可是到边“谈恋爱”边“谈柴米油盐”的时候，蒋经理和原来卢宅的骨干们多少都有些不大适应，毕竟现在是“嫁入”东阳三建，很多事情都不再由自己做主了。两家公司清算家底和资产重组的计划公布后，蒋经理和原来的部下的不悦情绪更明显了。楼忠福看在眼里，但不放在心里，他依旧和颜悦色。
他平心静气地跟蒋经理说：“你现在是公司的第一副经理，公司的总体情况也应该尽快熟悉。公司正在开拓上海的市场，我想明天我们就一起去上海看看那里的工地进展情况，顺便考察考察上海的市场。你看怎样？”
蒋经理是个爽快人，楼忠福这么客气地安排差事，他也就满口答应了。两人出发去了上海后，公司的资产账目清理工作也随即开始了。但负责设计和技术的孔科长觉得不妥——为什么公司两个头儿都不在家的时候过来清理账目呢？所以等到三建公司的人员要过来接管账本的时候，孔科长自作主张地将卢宅建筑队的大门锁上了。
一边要清账，一边却大门紧锁，气氛立即紧张起来。楼忠福在上海接到电话后没有和蒋经理商量，就命令先贴一个公告出去，宣布撤了孔科长的职位。
大斧头劈柴，势如破竹，这下没有人再阻拦。大门打开了，账本也顺利移交了。
楼、蒋二人从上海回来后，这些“柴米油盐”的清理工作也结束了。蒋经理没有说什么，只为孔科长求情，楼忠福也顺水推舟，恢复了孔科长的职务。
“新婚”的磨合期总算过去，但楼忠福也跟蒋经理把话说明了：“你现在是第一副经理，有职有权，公司的事情说话也算数，但是公司的财务和工程合同还只能是我一支笔，当然我会跟大家商量的。”
就这样过了一年多，后来问题又出来了。毕竟蒋经理原来身边那批“骨干旧部”都在三建内部了，大家朝夕相处难免会把眼下的“婚姻生活”跟过去的“独身日子”相比。人都是脆弱的，牢骚的话多了，不良情绪便要“开花结果”了。
“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李煜的抑郁情绪，终于在蒋经理原本爽直单纯的内心发芽生根，然后又开花结果了。
楼忠福早觉察到了这一切，但他什么也不说。他很了解蒋经理的个性，知道他是一个专业型的人，不是一个善于在人际间周旋的人。他打算过了春节就让蒋经理去宁波，直接抓宁波工程处的工作。因为他对技术、施工等业务都很在行，波折颇多的宁波阵地当时也确实需要他这样能担大任的将才临危受命。楼忠福这样安排，也是想让他离开总部这块容易怀旧的旧地，远离那些爱唱“后庭花”的旧部。
当楼忠福正要跟他商量此事的时候，蒋经理却先找过来了。“忠福，我决定不干了。”楼忠福并没有接受他的请辞，也不拒绝。“兄弟，就要过年了，有什么打算过了年再说。”
过了大年，趁着正月新春的喜庆气氛，楼忠福从公司要了一辆车，并请了镇里的书记、镇长、副书记、副镇长四人一起，去给蒋经理拜年。这天正好下了大雪，蒋经理打开门一看，都是领导和上级，很受感动。
如此盛情厚礼，又值新春喜庆，爽直的蒋有多少不开心，也都一下烟消云散了。所以当楼忠福挽留他，并跟他商量要让他去宁波独当一面的时候，他也不好一口回绝了；加上几位领导也在一旁开解和劝说，蒋经理也就不好再“拧”了。
楼忠福看火候到了就举起酒杯说：“我相信兄弟你是个人才，三建公司需要你这样的将才。今天镇里领导都在这里，你既然给领导面子，也给我楼忠福面子，那大家就继续一起好好干。来，我们干了这杯！”
“叮”，楼、蒋二人的酒杯碰到了一起。
春节的假期过完后，蒋经理再次回到公司。相关的工作都安排好了，动身的日子也定下来了。可是快到出发的时候，他再次变卦，跟楼忠福说不去。楼忠福再次挽留，但他还是决定离开。
他去了另外一家建筑公司，仍然做第一副经理。可是这个公司却接连两年都亏损，实在撑不下去了。蒋经理只好离开，再次另谋出路。楼忠福知道了他的处境，也知道他有回头的意思，只是不好开这个口罢了。
这时候，楼忠福又主动来了。他向蒋发出邀请，说三建需要他，也欢迎他。蒋也总算放下了心理包袱，回来了。
“楼总，真不好意思。”
楼忠福一拳打在对方肩膀上。
“兄弟这么说就见外了，你这样的人才，我们什么时候都需要。过去的就过去了，一切从头开始。”★
收服人心的事情确实不容易，通过这一系列“绣花”、“劈柴”的努力后，楼忠福在公司内部的威信一步步确立起来。但改革年代的“企业政治”毕竟不同于过去的“革命政治”，“越穷越革命”的规律不适用于企业经营。在企业的蓝天下，个人威信和魅力的光芒，是无法在空气中被“光合”成“马儿的能量”的。马儿要跑，就得让马儿吃草。
对外部体制力量格外重视的楼忠福，显然也没有忽视这个问题。他对企业内部利益激励问题有清醒认识。他很明白，没有形式上的东西，就没有在外面“行船的身份证”，也无法约束和管理本来就十分松散的工人队伍，更无法铸造“铁打的营盘”。但要凝聚人心士气，激发团队战斗力，归根到底还得靠合理的利益激励。所以一出任经理，他就对职工说：“集体企业没有靠山，也没有铁饭碗，我们是靠自己双手拼搏吃饭，不是靠着政府吃大锅饭，所以我们的待遇一定要比国有企业好。我们要让承担经营责任风险的施工队长们首先成为万元户。”
这不是空头许诺，而是说到做到的。1985年底，东阳三建派张伟钢等年轻职工去杭州参加培训，上课老师是浙江一建一位姓王的工程师。他当时每个月拿78元工资，加上年终奖金和平时上课的收入，一年总收入也就在1500—1600元收入。当年轻的张伟钢告诉他的老师，自己一年也能拿这么多的时候，这位王老师都觉得不可思议。他瞠目结舌地说：“你们乡镇企业真有钱！我这个国有企业的工程师连你们一个普通职工都不如。”★
其实这还不算什么，要说收入高，东阳三建的施工队长才是最高的，他们是拿利润分红的。当然他们也承担最大的经营风险，为公司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他们当中很快就成长出一批光荣的万元户了。
除了收入比国有企业高之外，公司每年年终都搞评选先进之类的活动，对先进者论功行赏。上世纪80年代物资短缺，热水瓶、手表、自行车等物品奖励，都能让职工高兴一阵子。
这些措施并不新鲜，但并不是每一个企业都能做到。没有两下“劈柴力”，一个体制外的乡镇企业，也不敢随便在待遇上跟国有企业比高低。
第一部分 时间开始了第11节 麻烦是最好的老师
中国人的确是很聪明的，虽然中国的圣贤说不出“我所知道的只是自己的无知”这样伟大的醒世恒言，但中国人对人的认知能力是足够清醒的，所以才有“于无字处读书”的智慧提醒。
人们获取知识和取得进步的途径，确实不只有书本和学校，而且书本和学校往往都不是效果最好的途径。“社会大学”中的“现实课程”，往往比教室内的书本来得更加深刻和有效。马克思也曾说过，社会需求比办十所大学更能够推动技术进步。
上世纪80年代的楼忠福，虽然时时为自己只有小学毕业的教育经历而感觉不安，并在出任经理后如饥似渴地看书、读报和进修。但是让他得益最大、进步最快的，可能并不是这些“有字的学习”。现实工作中的麻烦和困难，也许才是让他进步最快的老师★。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建筑文化和服饰文化都走出了过去的单调，颜色、面料和式样都在不断地丰富起来。“干部装”虽然还是比别人多个兜兜，但更为神气的西装革履显然成为更多人的选择，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