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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忠福并没有提心吊胆，因为他所经营的是一个基本安全的乡镇集体企业，不过在“姓资姓社沙尘暴”笼罩的改革天空下，楼忠福也难免疑惑了起来。恰在这疑云满天的风口上，一个完全意外的浪头扑了过来——他的家遭洗劫，妻子王益芳被打断七根肋骨，生命垂危。小小的东阳县，立即满城风雨，有意无意的谣言化作有意无意的箭镞，射向楼忠福这棵“秀木”。厚重的黑云一下子布满了天空，他感觉到空气的凝重，他嗅到了一丝似曾相识的味道。他内心彷徨起来，而往事却如烟般飘出，儿时的记忆再现了父亲被五花大绑的身影。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则在不断劝他急流勇退。
“算了吧，忠福！赶紧上岸了吧，现在形势这个样子，继续做下去不知道是福是祸呢。你看哪里的谁谁不是曾经很红吗，现在不是栽下来了吗？中国的事情很难说呀，政策说变就变。昨天可能还说你好好的，但明天你就可能成为批判和打击的对象了。这样的事情，这么多年来还少吗？”
这样的劝告声音，在1989年到1992年初邓小平开口说话之前，多次在楼忠福的耳边响起，当然也在很多改革前沿的实践者们的耳边响起。大家都在左右顾盼，大家都竖起耳朵，大家都显得缩手缩脚，像草原上一群察觉了危险的斑马。听力早已经不大好的邓小平，虽然每天都跟儿孙呆在家里，但这些声音他显然也“听见”了。
他也许不是亲耳听见的，而是从疲软的经济增长脚步声中“听”出来的。1989年中国GDP只增长了4。1％，1990年更低，只有3。8％，1991年有所好转，达到9。2％，但这主要是得益于国有部门的投资增长。不仅整体增长速度前所未有的慢，而且非国有经济的增长速度更慢。从1988年到1991年，国有经济的增长速度连续4年高于非国有经济的增长速度，这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这是滑坡，这样下去老百姓是不会答应的，中国要出大问题的。”本来还想继续在家里静静地逗孙子玩乐的邓小平，再也无法安静下来了，沉默了两年多的他决定开口说话了。他南下广东，一直走到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然后一路走，一路说开去。他显然有点儿愤怒、有点儿着急，但神态还是那么举重若轻，语言还是圣经般简洁浅显。
“不改革，不发展，只有死路一条……中国已经耽搁不起了……”他的声音有点儿颤抖，甚至有点儿含糊，但谁都感觉到这是历史悬崖上的狮子怒吼、大海潮音。
这个“春天的故事”随着《东方风来满眼春》的长篇通讯从深圳传遍了全国、传遍了世界之后，“姓资姓社”的沙尘暴戛然落定，彷徨疑惑的黑云悄然消散，中国的天空再次晴朗。
“娜拉的天花”至此彻底痊愈，而中国历史再次出现了“先出天花后立太子”的典故——“计划体制”的“太子地位”被废，“市场经济”的大旗第一次被中国共产党人高高举起。没有礼炮，也没有大典，但这是中华民族货真价实的开天辟地，是古老文明脱胎换骨的范式变更。“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古老中华的国运在谷底里徘徊了一个半世纪后终于迎来了决定性的转折，市场经济正伸出“看不见的巨手”，为一个古老而多灾多难的民族指示了通往天堂的方向★。
这幕“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历史剧演完后，88岁的邓小平再次回家静静地享受天伦之乐去了。而整个中国则像突然发现了无数金矿，大家都忙开去了，而各种闻所未闻的新鲜事情，也日渐多了起来。
对于一个领导人来说，这才是真正的“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第二部分 向天堂的方向快跑第2节 广厦——春天就是“准生证”
“天花时期”的楼忠福，确实在第一个五年承包期结束的时候提出过辞职，但镇政府并没有批准他离开。在那段压力重重的日子里，郭懋阳、童德成和吕朝昀等各级政府官员，仍然一如既往地在政治上支持他、保护他。所以尽管他内心犹豫，但东阳三建的发展步伐并不犹豫。
在这段黑云压城的日子，楼忠福最让东阳人难忘的举措就是加大了“软力量”的投入。他把那些本可以属于自己的利润拿来奉献给当地社会，而不是放进自己的腰包。可能是为了在那并不晴朗的日子中制造一点明媚的色彩吧，从1990年的新春开始，东阳三建一连三年都在新春期间大搞文化活动。冯巩、陈佩斯、倪萍、达式常等一批当时全国最红的演艺明星，以及浙江小百花艺术团，都曾是东阳三建大厦的座上常客★。他们为楼忠福的父老乡亲献艺助兴，与东阳三建的工人们同台联欢。此外，东阳三建还举办“东阳三建杯”全国女篮精英赛和全国散文大奖赛，让东阳三建的大名在轻松快乐的气氛中走入寻常百姓的心窝。
另一方面，东阳三建又慷慨捐助当地的社会事业，并以半卖半送的方式，为当地建造了一批学校、桥梁、道路和政府办公楼。
待到记录邓小平南方讲话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在1992年三四月间传遍了中国和世界后，楼忠福和所有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河中畅游的“鸭子”，立即感觉到春潮涌动。他仿佛回到了1984年，他似乎听到战鼓的雷动，他似乎看见了千军万马，他那个硕大的脑袋又开始高速运转起来★。
连续半个月，他天天兴奋，但却夜夜难眠，也不怎么跟别人说话，周围的人都觉得有点奇怪。半个月后，他终于开口。他已经不满足于只做单一的建筑了，不满足于在这波大潮中再驾驶一艘小轮船了。他要组建集团公司，要搞多元化经营。他把自己的想法先跟两位副经理楼正文和吴小伟商量，然后再征求吴宁镇、东阳市和金华市相关官员的意见。
他们没有觉得他的想法不好，在态度上也都表示支持，可是这事情怎么操作呢？浙江省当时有大大小小将近3500家建筑企业，比东阳三建规模大、资质高、产值多、实力雄厚的建筑企业不知道有多少，而且这些企业大多是国有的。而东阳三建不过是千余万固定资产、年产值5000多万、资质只有三级的乡镇建筑企业，这个层次的建筑企业在当时的浙江，至少是数以百计。这样一种局面，怎么可能让东阳三建来先拔头筹，成为浙江第一个建筑企业集团呢？浙江省建设厅和那么多相关管理部门能够批准吗？
楼忠福身边的智囊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具体的困难，可是他却信心十足地告诉大家：“没问题，一定可以，而时间必须快，6月份集团公司的牌就必须挂起来。”他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是4月下旬，而且整个工作都还八字没有一撇，只是他个人拍脑袋的想法。
公司的骨干们还将信将疑的时候，他却安排大家立即分头行动，并决定就在4月26日先召开一次施工队长扩大会议。他以吴宁镇建筑业管理委员会主任和东阳三建总经理两个头衔，把所有能够管得着的60多个施工队长都请来开会。他从邓小平的南方讲话讲起，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大势和机遇，然后把组建集团公司、实行多元经营的构想和好处告诉大家。
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炼，这时候的楼忠福讲话早已不用什么草稿了，而且极具感召力和煽动力★。施工队长们个个都听得面红耳热，两眼放光。尽管他们在心里多少都有点疑问——楼忠福今次所画的饼是不是太大了一点，但是这么多年来的经历，还是让大家习惯性地相信他的本事，因为这批施工队长们几乎都是跟着他发达起来的。
“我们东阳人很聪明，也特别能吃苦耐劳。我们东阳的建筑业从唐朝起，就形成一支很专业的泥水工和木工队伍，就有了自己的风格。算起来，我们从祖宗那里继承过来的职业，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这一千多年来，建筑行当在东阳风吹不散，水泼不灭。这很不容易，这也是我们东阳人的光荣和骄傲。但是，这也是我们的惭愧，因为我们的祖宗干了一千多年的事情，传到我们手上，我们仍然干得很苦很累，而且也还很不成样子。
“这当然不能完全怪我们，这里面有很多历史的原因。但现在机会来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国大建设的高潮已经来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已经讲得很明白——中国不能再耽搁了。我们东阳人也不能再耽搁了，我们必须搞规模化经营，搞多业并举的集团式经营。我们必须把祖宗传给我们的产业发扬光大、做大做强，不仅要在国内做，还要在全世界做。这既是我们的责任，当然也是我们的希望所在，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你们都有机会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我们要有这个理想，也要有这个志气和信心！‘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看我们的集团就叫广厦建筑集团好了。这事必须快，我看我们必须在一个月内把集团公司的牌挂起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下个月这一天一定得把牌子挂起来。★”
“干吧，楼总！我们听你的！”楼忠福的话音刚落，会场上的施工队长就激动得按捺不住了，大家士气很高。可是，这不光是士气就能解决的问题，涉及政府审批环节都不是他们自己能够控制的。
按照当时东阳三建的规模，成立集团肯定是不够的，楼忠福管得着的另外十家公司加在一起也都还很小。楼忠福说，这个集团下面必须有20家成员公司，要搞就搞出个样子，一方面要说服其他的建筑公司加盟进来，另一方面还得新成立一部分公司。
新成立公司倒是没有问题，但说服其他公司进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时间这么短，大家谈判、算账的时间都不够。楼忠福则提出了“核心层、紧密层和松散层”的解决办法。属于他承包经营范围内的企业就是核心层，他管得着但不属于他承包经营范围内的就属于紧密层，那些他管不着的、一时难以解决清产核资问题的企业就属于松散层。反正大家先在名义上“结婚”，成为一家人，柴米油盐的细账日后再说。这样，集团的规模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实质的问题解决后，形式上还得有个章法。可是集团公司是当时中国的新事物，对于它的“五脏六腑”怎么安排、各个部件的功能如何，楼忠福和全公司的人都不懂。很多审批环节也不是东阳市的管理部门能够说了算的，而是需要地级和省级部门才有权审批的。要知道，自己都糊里糊涂的事情，到时候拿到政府管理部门那里审批，不但过不了关，而且还要耗费大量时间。大家都感到为难的时候，楼忠福又当机立断：“这好办！干脆把所有相关的管理部门都请到公司来，按照他们的要求，一次性集中起来完成，这不就省时省力了吗？”
这是典型的楼忠福思路和风格，再复杂的问题，他都能找到最简单的解决方法★。不过，要把这么多“婆婆”请动，可不是谁都能办得到的。但楼忠福能办到，至少在金华市这一级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此时的他已经是体制内外都十分知名的改革红人，他在社会上所兼任的头衔也多了起来，他和东阳三建获得的各种荣誉也比80年代更多了。1990年底他又一次被评选为第二届“浙江十佳青年经理”，这是他第二次从浙江省委书记的手上接过这个荣誉证书了。金华市和东阳（县）市这两级的荣誉，就更是十个手指都算不完的了。
楼忠福和东阳三建头上的这些改革光环，加上楼忠福在体制内外广泛的朋友圈子和良好的人际关系，至少在金华市内是可以省很多麻烦的。但到了省一级，问题就没有那么容易了，特别是作为建筑行业主管部门的浙江省建设厅，可是最为关键的一关。
建设厅是着眼全省的，它不可能给一个乡镇企业什么特殊的照顾，要照顾也先是省一级的国有企业，凭什么让你乡镇企业第一个成为集团公司呢？再说，你东阳三建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有没有条件凑这个热闹、赶这个时髦。
楼忠福在浙江省建设厅果然碰了钉子。尽管东阳市委书记童德成和金华市建工局局长也出面陪同他去申请，但是建设厅的干部并没有给什么面子。你下面地方干部支持当地企业发展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省厅有省厅的全盘考虑。“条条”和“块块”这两个屁股在这个问题上，也坐不到一条长凳上，楼忠福惟有回到东阳另谋办法。
就这么折腾了一个月，到了5月26日，金华市这一关所需要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