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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们为楼忠福艰难曲折的早期人生经历、筚路蓝缕的创业经历，以及他身上所蕴涵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的伟大精神而激动不已的时候，素来对内地民企极端不友善的个别香港学者再次向内地民营企业“发炮”。其后，其剑锋直指中国主流经济学者，以及整个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一场始料未及的争论，就此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爆发并迅速蔓延。
如果见诸媒体的报道属实，那么最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是，号称给外国学生讲中共党史的个别香港学者不仅全盘否定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而且否定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甚至连整个中国改革的大方向都否定了。
与此同时，历来对改革开放政策持全盘否定态度、主张关起门来自力更生的个别北京学者也在振臂高呼——“我们不仅需要中国的普京”，而且还要“展开系统的‘秋后算账’”——言辞之激烈，大有“金猴奋起千钧棒”的气势。
如此情景，真让我们有“今夕是何年”的感慨！如果说这场争论刚开始的时候还有点探讨问题的味道的话，那么到后来，就完全是意气之争和主义之争了。
个别学者愿意过什么样的生活、喜欢什么样的明星感觉，是他们的自由和权利。但中国改革的大方向、国企改革的大方向、民营企业家的巨大作用——这些事关重大的问题，是不能含糊，也是含糊不起的。这些问题的是非对错，不是谁拍胸脯就可以给出答案的，这些答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很长时间的实践中付出了巨大试错成本之后的慎重抉择。
对这些大是大非问题的不同看法，正是某些鼓吹“需要中国普京”的学者与最早提出“转轨公平问题”的秦晖先生的最本质的区别。洞察历史的袁伟时先生曾经指出，中国的危险一方面来自于自己的历史，另一方面来自于国外的极端思潮。那些来自国外、貌似时髦的极端思潮一旦与中国历史中最腐朽的东西结合，其祸害将千百倍地甚于传统。他警告说，对于这些“少不更事”而又“喜欢利用这两类题目播弄是非”的时髦学者，“人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所以说，中国的改革既不需要“休克疗法”，也不需要“中国戈尔巴乔夫”，更不需要“中国普京”。一个当年的苏联老大哥已经够中国人消受的了，难道今天还要任某些人耍弄，再往一个进口的火坑里跳吗？
基于这些考虑，基于我们对个别学者貌似崇高而实质荒谬的言论的担忧，我们在动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抛去了人物传记的传统写法。我们不是为了写一个人物而写一个人物，我们试图通过这本书来对这场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争论作一个实证性的解答。
所以说，这本书不仅仅是写楼忠福的个人成功史。我们是怀着求证的目的，以一种大历史的眼光，去考察一个国家的起伏、一段历史的功过和一个时代的变迁。我们表层上是在写一个人，但实质上我们在写一群人、一个国家、一段关键的历史和一个伟大的时代。
简而言之，我们写这本书的最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告诉那些高呼“不要对民企抱有幻想”、“不仅需要中国普京”和还要“展开系统的‘秋后算账’”的学者们，以及那些把他们视为“英雄”的附庸者：没有民营企业家力量，中国的变革和进步就完全不可能——过去不可能，未来也同样不可能。
这是血与泪换来的历史教训。
起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注定是一场前无古人的革命。这场前无古人的革命，如果要取得成功，注定只能是一场改革。在这场注定只能是改革的革命中，民营企业家就注定是其中最伟大的战士。而对于战士，不管是站着的还是已经倒下的，我们都应该报以敬意。
正如鲁迅先生在纪念国民革命先烈时所说的：“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
对于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今天的民营企业家，和革命战士是同样的伟大和值得尊敬的。
尊敬他们，就是尊敬他们身上的伟大精神——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征服了西方并重塑了西方，进而征服了世界并重塑了整个世界。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公认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民族之一，可惜我们的祖先一直在蔑视它、践踏它，所以它也蔑视我们、践踏我们。因此自1840年以来，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就只能是被践踏、被重塑——这与其说是被外族和外来文明打败，不如说是我们自身的文明不曾善待过的企业家精神对我们文明的报复。
历史的教训是沉痛的，但更为可悲的是我们往往只承受历史的沉痛而不接受历史的教训。所以说，今天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如果能够被我们的社会更好地容纳、理解和尊重，这与其说是他们这个群体的幸运，不如说是我们的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社会是文化的镜子，文化是未来的镜子。宗教是文化之父，文化是制度之母。宗教与文化都是无所不在而又看不见的元规则。释迦牟尼所说的“天下事壮莫过心”和孙中山所说的“知难行易”，所指的其实都是一个东西——文化心理——深深化入了潜意识的元规则。正因为这“壮”和“难”，文化的转型比显性的经济转型和制度转型来得更艰难、更缓慢。没有文化成功而到位的转型，建基于其上的经济转型、制度转型即使勉强推行，也不具协调性、稳定性，甚至可能是被扭曲的、畸形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20余年，既是民营企业家群体成长的20余年、经济腾飞的20余年，也是文化重新启蒙的20余年、社会破立再造的20余年。
中国改革的未来如何，仍将取决于文化和社会能否与经济改革和制度变革比翼齐飞、与时俱进。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绝不是伟大的文化。
没有伟大的文化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没有伟大的社会就不可能有伟大的企业家，更不可能有生机勃勃的经济和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路漫漫其修远兮，让我们以自强不息的姿态继续先辈们未完成的求索吧！
情之所至，百感交集，语无伦次！
谨以这些语无伦次的话语，纪念那些为中国改革开放大业摸索过河之石的勇者，纪念那些仍然站着或者已经倒下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们，同时也算是本书之序吧！
龙镇洋
甲申年冬于香港
声明：本书采用了几篇不同作者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作为参考附件，由于时间仓促，未能与这些作者取得联系。在此本人既表示深深感谢，也谨表深深歉意，同时希望这些尊敬的作者尽快与本人取得联系！
电子邮箱：sxlzy11@yahoo。
前言第2节 革故鼎新 与时俱进
中国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这种变革虽然以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为旗帜和先导，但实质上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里，中国的变革是全面的。
正如本书作者所说的，改革开放的20多年，既是中国经济腾飞和国力崛起的20多年、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茁壮成长的20多年，也是中国文化、社会和制度转型的20多年。
对于中国内地来说，市场经济是一种新事物。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过程，既是新的经济运行模式、新的社会组织形态逐渐出现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文化逐渐形成的过程。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离不开生机勃勃的企业家群体，按照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的看法，企业家不但是市场经济的主体，而且他们的创新是经济得以发展和社会得以进步的核心力量。香港经济的繁荣和富裕，很好地说明了一个地区的企业家群体与一个地区繁荣、富裕的关系。
中华文化不仅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经得起考验的文化之一，而且中华民族也是世界上公认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民族之一。后一点不但可以从港澳台地区和海外的杰出华商群体身上得到印证，也非常鲜明地体现在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身上。
从全球的角度看，本书的主人翁——浙江广厦控股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局主席楼忠福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具有鲜明个性和健旺企业家精神的杰出华商代表之一。作为内地第一代企业家，楼忠福的人生经历、创业的艰难程度和传奇色彩，可以跟香港第一代企业家中的任何一位媲美，其故事的感人程度与香港第一代企业家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本书以大历史的视角、以宏大叙事的手法，将出生于1954年的楼忠福先生的人生命运经历和创业经历放在国家和社会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下来叙述和解读。从他充满传奇的人生经历和创业经历中，读者不仅可以看到他以及很多和他一样优秀的内地企业家身上杰出的精神品质和企业家精神，还可以见证新中国每一个阶段的发展和变化。正如本书作者所说的：“这不是一个人的传记，这是一个时代的传奇。记录楼忠福，不是记录他个人的成功史，而是为了记录一个时代、一段至关重要的历史、一个社会必须容纳的群体和一个国家必须具备的一种力量。”
2004年是邓小平先生诞辰100周年、中国改革开放的25周年，同时也是内地一批著名企业家创业的20周年——楼忠福、柳传志和张瑞敏等内地著名企业家都是在1984年开始创业。回顾中国改革的过程，内地企业家群体的成长和壮大，离不开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反过来看，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创造令世界惊诧的经济奇迹、中国综合国力自1978年以来之所以能够迅猛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之所以能够稳步提升，也都离不开中国民营经济力量的蓬勃生长和壮大。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国与国之间经济实力的竞争。企业，或者说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和核心力量，因此国与国之间经济实力的竞争，最终表现为企业力量，或者说企业家力量的竞争。环顾全球，哪个国家的综合力量最强，哪个国家就必然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同时也拥有世界上最优秀和最庞大的企业家队伍。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作者把中国企业家力量看作支撑中国国力崛起、代表中国未来希望的“中国力量”，是一个富有创见的深刻看法。
不过，对于有悠久的蔑视商人（企业家）和仇视财富传统、信奉“不患寡而患不均”理念的中国文化来说，要把企业家力量看作国家力量可能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种观念对于实行了30多年计划经济、具有浓厚平均主义思想传统的中国内地，可以说远没有深入人心。在长期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香港，由于近年来经济整体不景气，所以仇富情绪和平均主义观念也有乘机抬头的趋势。个别本港学者还跑到内地鼓吹歧视和打压民营经济力量的偏激观念，甚至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和改革开放的大方向。
人类社会的历史已经有大量事实雄辩地证明，平均主义和仇富心态的极端思想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十分有害的，这些思想一旦付诸实施，带来的必将是灾难和社会的倒退。
所以说，对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大中华地区，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地区，认识和尊重企业家的巨大贡献和作用、营造适合企业家成长和创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仍然是一件任重道远的、意义重大的事情。
21世纪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展机遇，如果我们不想错过这个机遇，我们的社会就必须与时俱进，而我们的社会如果要与时俱进，我们的文化就必须进行必要的革故鼎新。
作为在世界华商中拥有广泛影响力的香港主流财经报纸，宣扬企业家精神的伟大贡献、营造适合企业家成长和创业的社会舆论环境和文化氛围，是我们“在商言商”的《香港商报》责无旁贷的使命。所以我们香港商报社两位记者——首席记者龙镇洋和总编助理周建顺，能够不辞劳苦地写出《中国力量》一书，也算本报为这个重大的时代使命奉献的自己的绵薄之力吧！
《香港商报》社长吴松营
甲申年冬于香港
第一部分 时间开始了第1节 时间开始了（1）
“时间开始了！”
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之后，胡风用圣经般的文字，最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当时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想表达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