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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忠福的团队坐下后，拍卖的第一次叫价立即开始了。楼忠福让王明和坐在前一排举牌应拍，他自己则坐在紧挨着的后一排督战。他在王明和耳边叮嘱说：“大胆举牌，1。8亿前是你的事，1。8亿后是我的事。”
拍价从1．08亿元叫起，很快就到1．5亿元。此后，参拍的四家企业中有两家企业相继退出，拍卖场上只剩下浙联房地产公司和广厦。
拍卖师把价格叫到1。94亿元的时候，整个拍卖场的气氛都紧张起来了。王明和的心跳在加速，也在犹豫。楼忠福的两个儿子和另一位助手马强，此时也都反对继续举牌了。但楼忠福斩钉截铁地说：“你们懂什么，拿下算数。”
“2。08亿一次！2。08亿两次！2。08亿三次！”拍卖师的叫喊没有回应。
“啪！”拍卖师手起槌落，一锤定音。广厦把牌举到最后，以2。08亿拿下了华侨饭店。这个价格比拍卖的底价高出了整整1亿元。
这次拍卖是2000年之前中国国内最大标的的国有资产拍卖案。拍卖结束后，消息立刻轰动浙江。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楼忠福是傻瓜，是花钱买名气的作秀。然而楼忠福拿下华侨饭店后不久，杭州市政府就在2000年底宣布了为期5年、耗资数百亿元的“还湖于民”的西湖综合整治工程。华侨饭店的潜在价值立即浮出了水面，此时人们才开始感叹楼忠福的远见和胆魄。
第二部分 向天堂的方向快跑第12节 “坐吃”杭州建工
2001年，广厦的资本运作能力和兼并国企的经验都到了驾轻就熟的地步。而此时，除了那些垄断性的国有企业之外，中国绝大部分的国有企业都成了“煮熟了的鸭子”——靠自己飞是飞不起来的。如果等不来民营资本的“兼并筷子”，最后的命运就只能像“阳光下的冰棍”一样慢慢地融化了。
只要是国有企业，不管是在前苏联还是匈牙利，也不管是在中国的东北、西北，还是在最具改革勇气和商业精神的浙江，它都逃不过普世的“国企病”——包袱沉重，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作为杭州市最大的国有建筑企业集团，杭州建工集团也不例外。
杭州建工集团公司成立于1950年，名称也几经变更。按辈分算，这家杭州市属的老国企如果算不上“共和国的长子”，也至少可以说是一个“共和国的长女”了。杭州建工集团跟重庆一建一样，都有不少光荣历史，曾经建造了杭州西子国宾馆、上海锦江饭店等计划经济年代的标志性建筑，而且还曾经得过两个鲁班奖。
不过这个“共和国的长女”虽然有浙江人的改革风气浸润，但“健康状况”并不见得良好。2001年之前，它的产值长期都在5亿到6亿元之间徘徊，过去“企业办社会”所留下的历史包袱让它不堪重负。相比之下，2000年前后很多迅猛后起的浙江民营建筑企业的产值都超过10亿元了，广厦的建筑业产值在2000年时也达到了33。8亿元。在浙江这样一个到处都是“鲶鱼”的水域，这条老迈的“沙丁鱼”如果不及时改革，恐怕就很难再有好的前途了。
形格势禁，引入民营资本的改革是大势所趋。杭州市政府、杭州建工集团内部对此也很明白，所以当广厦在2000年中把“绣球”抛出后，三方很快就拿出诚意商讨具体的改革方案。由于大家都在杭州，对各自的情况也都比较熟悉，所以整个操作过程并不急。经过近一年的谈判和筹措，剥离包袱、清产核资、资产重组的工作终于完成。
2001年10月16日，新组建的“杭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挂牌成立，注册资金1。6亿元。广厦出资8809万元控制新公司55。1％的股份，杭州市投资控股公司占27。5％股份，集团公司职工持股会占17。4％。
在这次兼并活动过程中，广厦方面主要还是投资部经理王明和在负责，完成兼并之后，楼忠福顺理成章地派他出任杭州建工集团的董事长。不过，楼忠福这个决定还是让部分广厦内部的人感觉意外——在那些还没有打破地域观念的广厦人看来，王明和虽然在广厦有建树，但他至少不是东阳人，也不是浙江人，而且进入广厦的时间前后也才8年。但楼忠福早已经超越了这种传统观念，尽管他感觉到这种看法的存在，但丝毫没有影响他对王明和的重用。
由于广厦在广厦重庆一建的改制过程中积累了经验，所以王明和进入杭州建工集团后，自然也显得轻车熟路。他几乎也是单枪匹马进入杭州建工集团的，除了带来一个财务总监外，其余的人都是公司原来的人马。他也相信浙江国企职工的意识观念跟得上时代，相信在杭州建工集团不会出现重庆一建那种交锋。不过，事情并不完全像他预料的那么畅顺。
从总体上看，浙江人的改革开放意识和观念是领先全国的，但是习惯了捧铁饭碗吃饭后，一旦换了个瓷饭碗始终还是有些不适应的。
王明和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科班管理人员，他与从基层干部出身的郭向东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他话语不多，不轻易表露激情，更不习惯高调的政治性说教和口号，完全是一副在商言商的职业经理人作风。不知是因为戴着眼镜的王明和长着一副并无“杀气”的书生模样，还是因为杭州建工集团的职工看不上他这个东北人，部分不安分的人以为有机可乘了。
集团下属的一家设备公司在改制之后，职工们仍然保持着一副懒洋洋的老样子，以为得过且过的日子可以继续混，公司亏了反正主要是亏了广厦的。个别不安分的职工则想浑水摸鱼，把公司的设备拿出去卖了，或者拿去出租，坏了之后则拿回公司维修。
但是真实的王明和并不像他的外表那样文弱。当他知道设备公司在2001年的年终结算中出现了100万的亏损后，便让集团的党委、工会和人力资源部门出面宣布公司关门，并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资产进行核查。过去捧惯铁饭碗、吃惯大锅饭的职工们自然闹了起来，集团管理班子也不愿意接这个“烫手的山芋”，因为大家毕竟是一起从老集团过来的。
王明和也理解这层关系，所以亲自出马处理。面对一群激动的面孔，他并不多讲大道理，只讲了三条：一是愿意留下来的都可以留下来，但岗位必须调整，思想必须转变，而且有三次机会调整岗位；二是不愿意留下的可以选择离开，集团按照改制时定下的最优惠政策给予补偿；三是对以上两种处理办法都不接受的话，可以公事公办，到劳动局仲裁。
对于把公司设备拿去变卖和私自出租的情况，在调查清楚之后，王明和则坚持当事人必须走人，案件可以不报公安局，也不记入档案。
这样的处理是无懈可击的，即使要闹也找不到理由。经过这番最初的磨合，广厦的管理理念也就逐步在杭州建工集团扎根，集团的经营也很快走上轨道。两年之后的2003年，杭州建工集团的产值也由过去的5亿到6亿元，一下子跃升到20亿元，利润由2000年的600万元增加到3600万元。
第二部分 向天堂的方向快跑第13节 二进京：大棋局摆进皇城根儿
作为城市，北京不过是中国众多城市中的一个，但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这个曾经是皇帝宫廷所在地的城市又绝不仅仅是众多城市中的一个。而事实也是如此，它和中国其他城市的关系，不是华盛顿和美国其他城市的关系，也不是东京与日本其他城市的关系。
楼忠福在1998年决定把广厦的建筑主业做大，在全国构建大地基的时候，就考虑在北京兼并大型国有建筑企业，以拓展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建筑市场。不过这个悠久的帝都虽然从来都是中国风云际会的中心，但是在中国的现代化大潮中，它从来都不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地方。在“国退民进”的改革浪潮中，北京也依然像改革开放中过往的每一波改革一样，步履蹒跚地跟在全国的最后。国企主管部门对国企产权改革的事情也迟迟放不下架子，也放不开手脚。
在这种大背景下，广厦“以资本换身份，以身份拓市场”的战略构想在北京也迟迟难有真正的进展。
不过，楼忠福在无法改变世界的时候，总是能改变自己以适应世界。在一时敲不开北京建筑市场厚厚的大红门的情况下，楼忠福找了一个小小的“偏门”——1999年10月广厦以350万元购入了北京中地建设公司49％的股权，然后再向该公司投入2000万元，控制该公司83％的股权。
这一步棋让楼忠福和广厦实现了“换取北京身份”的目的。但是北京中地建设公司在北京建筑业界，是一家知名度很低、规模很小的公司。这么一家民营资本背景的公司，在市场化程度比全国其他地方都低的北京是难以在短时间内大有起色的。所以广厦虽然换到了北京的身份，但却没有真正实现拓展北京市场的目的。
2001年7月14日，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奥运概念立即给北京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利好消息，对于北京的建筑和地产市场，这更是可以产生无限想象空间的千载机遇。在这样巨大的历史机遇面前，楼忠福历来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当全世界的各路商业英雄都在为数千亿的奥运经济大蛋糕而摩拳擦掌的时候，楼忠福和广厦也在2001年下半年展开了兼并战略的“二进京”行动。
广厦“二进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找北京市建工集团商量，希望与其下属的一家大型建筑公司合作。这个谈判过程非常艰难，因为北京建工集团下属的几家建筑企业还没有过让民营企业参与重组改制的先例。
楼忠福把广厦购并重庆一建、杭州建工集团的成功案例拿出来游说北京市政府官员和北京建工集团的领导，并把他们请到重庆参观考察改制后的重庆一建。最后北京市政府和北京建工集团同意让日子比较艰难的北京二建与广厦合作。
北京二建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呢？
按辈分，这当然又是一个曾经“万千宠爱集于一身”的“共和国的长女”。北京二建成立于1953年，获得过三个鲁班奖，曾经承建过中国第一座火箭实验厂、第一座原子能反应堆等国防科研工程以及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等计划经济年代的标志性建筑。
北京二建的家底不薄，拥有国家一级施工承包资质，有900多职工，旗下有30家专业分公司，另外还有8家合资和参股、控股公司。当然，作为皇城根儿下的“共和国的长女”，它在北京还拥有良好的政府资源、行业口碑以及大批高学历的专业人才。这些也正是楼忠福特别看重的国企资源。
不过北京二建改制前的经营状况并不好，正如楼忠福曾经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国有企业不困难是不会改革的”。
2001年，北京二建的产值是3。6亿，新签合同4。1亿元，但每天以8万元的速度亏损。在这之前的几年里，因为日子困难，北京二建不断出现拖欠职工医药费、供暖费的事情，而且拖欠民工工资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为了取得控股权，广厦作出了很大的让步，把北京二建不少包袱都接了过来，包括过往拖欠职工的500多万元的医药费。
经过艰苦的谈判，到2002年3月底4月初，改制涉及的“柴米油盐”基本谈妥。新北京二建注册资本金为6000万元，其中广厦集团以现金形式出资3360万元，占56％；北京建工集团以实物形式出资2040万元，占34％；其余为经营者群体入资600万元，占总股本的10％。
但这个时候，双方又因为新公司名称是否加入“广厦”二字的问题，陷入了“名分之争”。
楼忠福本来很希望在北京亮出广厦的牌子，这对广厦来说很有象征意义。而且广厦在新公司中占绝对控股地位，新公司牌子加入“广厦”二字也属顺理成章的事，要求一点都不过分。
然而，成长于钟灵毓秀山水间的灵活的浙江人却不了解，北京这个四平八稳的龙脉宝地，从大清帝国的康熙爷那时候起，就喜欢在面子、名分、体统等虚文上表现出惊人的不妥协性。
这种不妥协性，当年曾让气数已尽的晚清王朝就算是在割地赔款的屈辱条约上，也一定坚持用皇恩浩荡的口吻说话。而必须用蒸汽机车牵引的火车，到了北京的皇城根儿，当年也硬是因为这种不妥协，也只好改用马匹牵引。至于改革开放年代的“左右”之争、“姓资姓社”之争、“公有私有”之争，也莫不以老迈的皇城根儿为最牢固的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