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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民营企业家进入人大和政协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民营企业家从政之路的开始，但在十六大之后，中国上下越来越多地把中国民营力量与中国的国家力量联系在一起，并对此寄予了无限的希望——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可喜、可贵的认识。
其实，无论对于中国民营企业家，还是对于整个中国，“力量”才是一个具有真正意义的关键词★，至于企业家从政不从政，只是一个比较次要的问题。事实上，他们也不是真正的从政，至多只能说是参政。
具有久远的“学而优则仕”传统的中国社会，从来就不缺少从政的人才。中国社会所缺少的，是不戴“红顶子”而仍然能够坦然从商的社会环境和不鄙视商人（企业家）的文化。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商人群体起起伏伏的宿命，其实也是中国“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社会宿命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做官）高”的文化宿命。
中国内地年轻学者秋风在一篇《企业家之仁》的文章中，非常清晰地论证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企业家）和政治权力的关系。
他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往往本能地依靠依附权力，以金钱来购买保护。然而，依附权贵，固可“强”于一时，但时移势易，最容易被牺牲的，也正是商人。事实上，让他们丧失财产的，经常就是权力。因而，商人（企业家）不可轻易地与权力做交易——否则迟早会被权力吞噬；但企业家也不应对自己的财产权漠然置之。所幸今天，人类已经有了丰富的宪政知识，而企业家欲保护自己的财产，自当诉诸于财产权制度及与其相应的一整套宪政制度。
秋风还语重心长地提醒说：“如何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利益，到哪里寻找正当地保护自己利益的制度框架，对于企业家来说，是一个现实的挑战。”
第二部分 向天堂的方向快跑第19节 力可济国的国力（1）
2001年5月，楼忠福打破一个传统，把广厦集团的年中工作会议第一次放在浙江之外的重庆召开。
依照广厦的传统，广厦重要的工作会议都有东阳和金华的政府官员参加，而这次更是格外隆重，不仅东阳市委书记和金华市委书记出席了，重庆市委副秘书长也出席了。
这次会议更让人耳目一新的是，广厦集团260多名中层干部包了一架专机从杭州直飞重庆。包专机飞到总部之外的另一个城市开会，这在国外倒是常见的企业行为；但在中国企业界，就算是垄断性的大国有企业，也不曾有过。
不过，这只是广厦一个新传统的开始而已。其后，广厦几乎每年都把重要的工作会议放在杭州总部之外的城市召开了。2002年广厦的年中工作会议放在北京，2003年放在西安。2004年楼忠福本来想再搞一个突破，把会议放在澳洲，因为广厦国际集团在澳洲也有业务。但是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后，楼忠福最后放弃了这个决定。不过广厦还是包了专机，让整个集团的优秀职工到澳洲旅游了一趟。
在2001年的重庆工作会议上，楼忠福吹响了广厦第三次创业的号角，并开始对家大业大的广厦集团的治理问题进行一系列战略性调整，同时还聘请北大经济学院副院长刘伟和清华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魏杰为广厦集团专家董事。
在2002年5月的北京会议上，广厦战略调整的具体措施出台。楼忠福的大儿子楼明从这次会议开始，挑起了广厦总裁的担子。更多的年轻才俊跃上前台，他们在以楼明为总裁的经营班子内共同承担着广厦的“今天”，而楼忠福和创业元老则把目光盯着广厦的“明天”。
到2002年7月底，广厦的战略性大调整基本结束。这个变化，从发行近两万份的《广厦报》刊头都可以看得出来。从2002年7月22日第126期开始，《广厦报》的主办单位也由过去的“中国广厦集团”变更为“广厦控股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了。
由“集团”换成了“有限责任公司”，广厦的集体名称似乎“变小”了。但是这个“小”却有点像“小鹰”号航母的“小”，虽然带着一个小字，却没有人不知道它是世界顶级的常规动力航母。
作为名满中国的民企“航母”，新的广厦控股也一样有“小鹰”号般的硬实力。自从2001年开始进行战略调整以来，广厦便开始朝着现代企业航母的方向、朝着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全方位地进行了“升级换代”。
2002年5月之后，广厦的产权进一步明晰和集中，管理的制度化、专业化和风险的可控性大大加强，治理架构也由过去的两级变为三级：控股公司，行业集团和成员企业。广厦的决策层与经营层分离，董事局只管重大战略决策，控股公司的总裁班子成了经营决策中心，行业集团成了管理中心，成员企业成了利润中心。
广厦控股下面是七大块，即一个上市公司浙江广厦加上六大集团。六大集团包括实力最强劲的广厦建设集团和广厦房产集团，另外还有广厦投资集团、广厦旅游集团、广厦文化传媒集团、广厦国际集团。
整个广厦控股一共拥有成员企业80余家、员工5万多人。2002年公司产值突破100亿元，实现利税总额超过8亿元。在2003年的浙江百强企业中广厦控股位居第三，在浙江民企50强中则位居第一，是浙江省政府重点培育的26家大企业之一。2004年由中国工商联评估出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排行榜中，广厦控股以156。4亿元的营业额高居第六位。
一个成功的企业，对社会的贡献是巨大的、多方面的。别的不用说，单单是一个就业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就业压力举世无双的国情下，便不能不让人对那些能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企业家肃然起敬。
在这个问题上，素来如处子般憨厚、率真的重庆力帆董事长尹明善，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的时候，就有过一段让人感动的话语。
尹明善说：“我最大的安慰就是，当我每天累得不得了，我就站在办公室窗口向外看，看见下面每天有数以百计的车拉进拉出，看见我的工人辛勤工作。我给一个人提供了工作，一个家庭就可以脱贫。我给一个工人一个月1000元左右的工资，他给家里哪怕是只汇款300元，他农村的家就不是很贫困了。现在在力帆直接就业的有5000多工人，间接拉动在配套厂就业的大概有4万人。如果我哪一天能够安排10万人就业，人活一辈子也就值了。”
这是非常平白可爱的话语，从中我们不难洞见中国众多民营企业家率真、可爱的人生态度。
其实能够取得大成功的企业家，大都有一颗可爱的平常心，具有旁人所不及的个人魅力。这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个规律。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伟就曾对楼忠福感慨地说过：“我在国内国外接触了许多企业家，我发现你们这些成功的企业家普遍有一条，就是特别具有亲和力。这种亲和力到了哪种程度呢，你刚和他接触的时候看起来一个个都傻乎乎的，不是看起来一脸的精明样，实在看不出他是一个企业家。你说他是真傻吧，肯定不傻，为什么表现出傻，其实是一种真诚、坦诚。”
广厦的元老、楼忠福早期最重要的创业伙伴之一的吴小伟对楼忠福也有过一段很深刻的评价。
他说：“从广厦整个发展过程来说，离开楼忠福就没有今天的广厦，这肯定是对的。但他的能力只是一个方面，我觉得他的责任心才是更重要的。没有对企业、对社会的责任心，是绝不会成为优秀企业家的。所以我认为，与其说是楼忠福的企业家才能造就了广厦的成功，不如说是他的责任心造就了他的才能和广厦的成功。”
“优秀的企业家都很累。中国的改革历程也很艰难，广厦是讲政治讲出来的。中国民营企业必须讲政治，讲政治就是要回避政治风险。现在企业做大了，他说中国的企业家要成为慈善家、责任家。”
广厦另一位元老、楼忠福早期另一位最重要的创业伙伴之一楼正文也说：“楼忠福的性格很外向，什么场面都能够适应，喜欢拼搏。他性格中最让我佩服的是在困难的时候沉得住气，越大的问题越稳得住。有时候碰到问题他也会很焦躁，但暴躁过了能够马上冷静下来，外面的人根本看不出来他有困难。所以大家都说‘广厦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事业做大了，在外面的人看来很风光，实质上做企业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轻松，这么多年来他其实是很苦的。有一次我们两人聊天，我问他：‘辛苦拼搏了这么多年，现在做大了还要这么辛苦，你到底图什么呢？’他苦笑了一下说：‘上得了马，下不了马。’”
正是基于对中国国情和中国企业家群体艰难成长历程的了解，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总裁顾问、美籍华人汪康懋才在2004年的争论中，怒斥郎咸平“不厚道”，因为郎咸平以偏概全，“欲陷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于不义地位”。
对中国过去的生活有深刻体会的汪康懋，以一种大历史的眼光高屋建瓴地指出，“有了创业型企业家，可以从负到正、从小到大；没了企业家，一块死的资产很快因缺了灵魂人物而垮下去。企业家的贡献是决定性的。中国一共才有几百位一线优秀企业家，所以我们不能坐视郎咸平的达摩克利斯剑悬在企业家的头上，将中国一个个优秀企业家推上审判台。要不然，中国民族产业将没有了领军人物。这一点不容含糊。”
汪康懋的“怒斥”并非一时意气，而是有实实在在的数据和事实支撑的。民营经济力量对中国的巨大贡献，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人都不会否认的。
第二部分 向天堂的方向快跑第20节 力可济国的国力（2）
这种巨大贡献，可以从众多关于民营经济的报道中窥得一斑。2004年7月27日新华社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题目是《关注非公经济：我国非公经济成为就业主渠道》。
文章说，“全国工商联的调查显示，非公经济已成为当前就业主渠道。数据显示，到2003年底，我国城镇个体、私营企业的就业人员达到8000多万人，占城镇就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特别是从1992年以后，个体、私营经济平均每年向社会新提供600万就业岗位，占城镇年均新增就业岗位的80％。”
“另外，国有企业下岗人员中的65％是靠个体、私营经济实现再就业的。2003年私营企业安置国有企业下岗职工109。9万人，其中有10万人作为投资人创办了私营企业；个体工商业安置96。6万人，其中下岗职工作为投资人的有47。1万人。”
“到2003年底，非国有乡镇企业拥有就业岗位1。36亿个，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为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做出突出贡献。”
这篇文章的唯一遗憾，是“个体”、“私营”、“非国有乡镇企业”、“非公”等“三姑六婆”的细分概念让人感觉迷惑、混乱。不过，其中的凿凿数据却非常雄辩地告诉人们，中国民营经济已成为中国人就业的主要渠道。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认为，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仅能带动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增长，而且对缓解就业压力、保持社会稳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民营经济无论质的提高还是量的增加都会对就业形势产生积极的作用。
就业不仅是民生之本、国安之策，还是富民之源、强国之基。一个社会如果能够很好地解决就业问题，很多社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而就业难的本质是创业难。
在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异常沉重的四川省，省委书记张学忠就有这样一番坦率的话语：“源泉在民力，活力在民营，希望在民间。在农村，多一个专业户就少一个贫困户；在城市，多一个个体户就少一个下岗失业户。调动亿万人求富思变的创造力，培育千百万具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形成千家万户办企业、千军万马搞生产、千方百计找市场，民营经济铺天盖地发展的局面，必然为人们的充分就业和人民的富裕、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提供坚实的基础、广阔的空间和内在的动力。”
任何鼓吹“不要对民营企业抱有幻想”、欲再打压和“清算”民营企业的“历史螳螂”，最终只能是螳臂当车——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2003年2月，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和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联合发表了“中国第五次民营企业抽样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