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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如此，孙黄辛亥一代如此，陈独秀、鲁迅五四一代也依旧如此。而绝对孤独中的陈寅恪和顾准同样绕不过“娜拉走后怎样”的天忧。
“结束灾难，复兴中国”成了中国这一百多年来最基本、最核心、也最紧迫的问题★。改革开放后活跃起来的知识分子，如袁伟时、吴敬琏、茅于轼、朱学勤等，在谈起自己的学术生涯的心路历程时，也大多把对于“结束灾难，复兴中国”的追问和求解，视为自己学问研究的第一、同时也是终生的推动力。
1945年之后，亡国灭种的危机总算缓解，但是神州大地上的灾难却仍未见减少。其后，一个旧世界被砸烂了。一切“牛鬼蛇神”、“害人虫”和“资本主义尾巴”也被横扫净尽了。但是这个灾难原本就深重的民族和国家，也被推到了奄奄一息的边缘。浩歌狂热之后，面有菜色的中国人终于看见天上的深渊——与天、地、人“其乐无穷”地斗了几十年的国人突然发现，自己的口袋和脑袋也被斗得“一无所有”。
此时，一个并不算高大、也没有多少“帝王相格”和“帝王习气”的身影正从中国政治舞台的边沿向中心回归，这次真是“事情正在起变化”了——中国的国运正到了否极泰来的转折点。在后世的史家眼中，这一幕必然悲壮如摩西带领犹太人走出埃及。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一次真正是“时间开始了”，但是太多的灾难、太多的屈辱、太多的险恶、太多的绝望、太多的自相残杀和太多的“无端狂笑无端哭”，已经让这个民族清醒地体味到“结束灾难，复兴中国”的艰巨、复杂和欲速不达了。
走过1989年，走过1992年，走进新的千年，也走进了中国共产党的第四代。中国人用自己的设备遨游了太空，中国经济的起落正在左右世界的物价，中华民族的信心曲线，正攀向1840年以来的最高点。
自信从来不在举国狂呼“战天斗地”、“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出现，真正的自信总是与清醒和谦虚为伍。
所以；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我所知道的只是自己的无知”★，才会成为数千年来人类最有力的棒喝。
第四代中国领导人，是最自信也是最清醒、谦虚的一代，所以他们对人的极限是清醒的，对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的苦难、屈辱和绝望是深有感受的，对复兴中国的困难是有充分估计的。2003年温家宝总理访问美国时，对着哈佛大学的学生说：“中国要达到美国这样的水平，至少还要两百年的时间，几代十几代人的奋斗。”
时间只是一个必要条件。
参天的问号，仍然高悬天空！
容不下商人的柜台，也容不下书生的书桌
从旧中国的“士农工商”到新中国的“工农兵学商”，在中国的社会生态群落中，商人群体，除非不存在（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尾巴”都被割掉之后，知识分子就成了垫底的臭老九，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孤例。看来连商人都不能容忍的年代，瞧不起商人的“士”也是不会好过的！），只要存在则始终都是排到末尾。晚清和民国尽管专门制定了鼓励工商业的政策，但是这毕竟不是我们文明和社会自发演变的结果，而是因应危机的被动选择，所以在主流意识当中，商人的地位并没有改变，一旦时机成熟必成众矢之的。
晚清和民国都鼓励工商业，但是传统文明中蔑视商人和随意干扰经商活动的惯性，仍然让中国商人无法真正地生存，光是地方官吏的压榨就难以承受，为此很多中国商人选择了与洋人挂靠的办法，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戴“洋帽子”★。通过戴“洋帽子”确实为他们的生意免除了很多不必要的干扰和欺压，但是他们因此而获得的“洋买办”和“假洋鬼子”称号，至今还是中国话语中分量很重的蔑称。
在一个以做官为本位而且对商人歧视和不信任的社会里，“官办企业”、“国有企业”的出现自然是必然的结果了。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到民国，再到“一大二公”的苏式计划经济，其实“官有”、“官办”、“国有”思想可以说一脉相承的。中国人对“官有”、“官办”、“国有”始终有最大的热情，只是名称、推行手段和实现程度的不同而已。
总之，在中国的社会生态中，商人的地位和作用始终没有获得应有的承认。就算他们获得巨大的成功后，也要用“官与士”的油彩来涂抹自己，以便在这个蔑视商人的社会之中获得体面和安全。晋商如此，徽商如此，红顶商人胡雪岩★更是典型。
与这么一个社会生态和文明意识相对应，英雄的名分便不可能与商人有任何联系。一个因为贞洁而饿死或者自杀的妇女可以成为英雄，一个为表孝道而自残甚至是虐待和残害儿童（自己的儿女）的愚夫都可能成为官方表彰的英雄，成为见经见传的楷模。但是一个商人绝不可以，哪怕他是清白的，哪怕他做了很多慈善事业。
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传承的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实际上是做官高，因为“学而优则仕”才能兑现书中的黄金屋和颜如玉），而商人最合适的帽子还是“重利轻别离”的“奸商”和“小人”——我们的文明认定了“无奸不商”的逻辑。
这么一种文明意识和社会生态结构，加上缺少“灵魂的认真”（周国平语），就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可能有任何官方以外的社会力量存在，不可能有官本位的价值体系之外的价值体系。
所以，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社会，以官为本位的一元权力结构始终无法打破，以官为本位的一元社会体系、一元文化价值体系、一元话语体系始终难以消解。我们的国度几千年来就像一锅粥一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始终无法像欧洲一样做到“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
而这么一种文明和社会，其最大特点就是静态的封闭循环，为了追求这种稳定的封闭循环，必须不断地对自己的子民和社会肌体进行削足适履的“阉割”——“才行反时者杀无赦”★。任何有别于主流的独立思考，任何掌握财富和资源的商贾，往往就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而一个社会，如果缺乏理论和知识创新的学术力量，缺乏能够调动较大笔资本和资源的商业力量，这个社会就只能像闻一多所说的是“一沟绝望的死水”★。在这样的社会，不仅老百姓只有“做稳了奴才”和“求做奴才而不得”两种状态，只有这样，现代文明的璀璨明珠才可能在我们的家园上盛放光芒，我们的社会才能既可以与手执权柄的高位重权相处，又可跟富可敌国的巨商大贾相安，还可以跟特立独行、惊世骇俗的大哲狂儒相对，如此，我们才可以真正缔造和进入一个完善的和谐社会。要知道，容不下商人的柜台，也容不下书生的书桌。
小岗村、中国香港、浙江——邓小平的“过河石头”
为了走出埃及，摩西带领犹太人履海而行。为了走出灾难和落后，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
邓小平不喜欢在人间造神，自己也不伪装成神。他深知人造之神的险恶与阴毒，他深知中国必须走出“旧约”，必须走出人造之神的阴影。
邓小平不是神，但他的语言风格像极了圣经——简洁明了、平白如水，却有高山大海般的力量。
有人留恋高呼万岁、凭票买粮的日子，但是邓小平说：“不改革不发展，只有死路一条！”有人看不惯以前上衣的兜兜比自己少两个的人比自己过得还好，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习惯了按指示和文件办事的人不习惯新有的自由，邓小平说：“不要争论，要敢闯敢试！”每一句话都和他的身材一样短小精悍，但每一句话都像一颗子弹一样，有力地射向潜藏在那些恐惧的灵魂深处的撒旦。
过河，摸着石头过河！
回望历史，我们仿佛听得见急流的水声，看得见踏入急流的一个矮小身影。
然而，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一群被折磨得两股战战的灵魂，一群未曾真正温饱过的生灵，一切又谈何容易？
但第一块石头被摸到了。摸出这块石头的是一群农民，安徽凤阳小岗村的一批农民。那些喉舌媒体可以把这件事情说得很伟大崇高、意义重大，但是，这些农民兄弟可是提着脑袋冒死一试的。马克思把农民比喻成散乱的土豆，毛泽东也把中国农民说成是一盘散沙，必须装进结结实实的麻袋。他们看不见散沙中藏着金子和钻石，看不到单纯、粗犷的头颅中潜藏的能量和智慧。小岗村的农民是幸运的，因为在他们之前，多少中国农民因为作同样的尝试和思考，而惨遭批判，被投进监狱，甚至是断送了性命★。
小岗村的故事成了中国所有报纸的头条后，被饿死了上千万的中国农民，也开始吃饱了饭，穿暖了衣服。按级别、凭票证、排长队购买粮食的风景线和无数瘟疫般的历史滑稽剧，一起退出了中国人的日子。
几乎同时，第二块石头也摸到了。香港，这个启动了一种没落文明形态土崩瓦解的进程、标志着一个古老民族开始在烈焰里焚烧的地方，此时成了打开古老中国的现代化之门的钥匙，成为撬动了一个大国命运的支点。
后置的前言第2节 梳理历史的长发（2）
“杜鹃啼血悲天泪，精卫填海夜夜心”——中国人对于香港的情感是痛楚而复杂的。然而如果用一种放大的历史视野和胸襟来观察，这个被中国新闻业鼻祖王韬描写为“蕞尔绝岛”的弹丸之地，实际上是历史巨人的神来之笔。近代中国多少至关重要的风云变幻，实质上都发端于这个小岛，然后风卷残云、雷霆万钧地激荡于中华大地。没有香港★，满清帝国不可能遭受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的重创，不可能有康有为的戊戌变法，不可能有孙中山“驱除鞑虏”、结束数千年帝制的辛亥革命。把香港看作是陈腐、黑暗的帝制文明的终结者，一点都不为过。然而，历史赋予香港的使命不仅仅是终结，还有开创。
“1979年，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春天的故事》把一段本需用“大江东去”的气势来歌唱的历史，演绎得如此温婉动人、风情万种，着实显示了一个民族的成熟。就是这个魔戒般神奇的“圈”，点燃了一个国家拥抱世界的激情，启动了一场改变中国并正在改变世界的社会变革。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在改革开放遭遇停顿与挫折的时候，邓小平再次想到了这个“圈”，并再次使用了这个“圈”的神奇魔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改革的洪流如大江东去，中国人终于在市场经济的大道上坚决前行。
笔者常常对朋友推荐一个观点：在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大棋局中，有两个地方似乎是不能没有的，第一个是香港，第二个是浙江。
浙江——中国“过河”的第三块石头，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民营企业家群落最密集、最有后劲的地方。笔者在这里预言，随着时间推移，浙江将成为中国经济大棋盘中能量最大、后劲最足的地方，中国的世界级企业、世界级企业家将首先出现在浙江。
在浙江，我们所能看到的并不仅仅是改革开放中的经济发展成就，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古老民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巨大的生存和发展能力，看到了一个古老民族在市场大海的风浪中搏击、冲杀的勇气、胆量、谋略和烈焰般的精神品格。这里没有香港的地缘优势可以凭借，这里没有上海的国家支持可以依赖，更缺少国家部署的重点投资项目来带动。这里只有钟灵毓秀的山水和敢想、敢干、敢打、敢拼、敢闯天下市场的男儿。他们不是高干子弟、不是教授高工，他们全是中国最底层的农民——像孟子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所描述的一样，他们或“发于畎亩之中，举于版筑之间，举于鱼盐之中，举于海，举于市”。从楼忠福、徐文荣、鲁冠球，到南存辉、李书福、王振涛，他们全都是曾经为了三餐而苦苦挣扎的农民、铁匠、泥水工、补鞋工★。与他们同年代的中国人一样，他们吃过的苦头可能是现在大多数青年无法想象的。
但是在短短二十余年的时间内，他们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创造了一个个庞大的企业、繁荣了一方经济，还证伪了那个著名的观点——中国农民不仅仅是散乱的土豆和沙子，他们当中还有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