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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创新和思想解放的口号叫得最响的从来都在中国主流体制内，因为政治口号言说的对象首先就是作为主体存在的他们。但是那时候真正解放了思想并在制度和机制上进行创新实践的，却是处于体制外的边沿组织和人员，这些人不仅具有最高的创新动力、最低的机会成本，而且也载负了最小的旧思想包袱★。在旧体制下，他们本来就一无所有，所以放开手脚的尝试即使有风险也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从1978年开始，这部分人终于意识到，个人的努力最重要的方面并不在勤劳、节俭、勇敢等美德上。这些东西并不能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繁荣和生活的改善，真正能够造就繁荣、改善生活的努力，主要在于人在制度、机制创新方面的努力。这些人和楼忠福一样，开始在不同方向上进行创新和尝试，并承担自己行为的一切责任。
也正因为这样，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各方面的突破和变革都离不开民间和主流体制外的力量。这些被称为“匿名的少数”的体制外人士，在不同方向上的探索和他们的经验，替整个社会找到了“过河的石头”，找到了使改革能够突破的缺口和经验依据。
虽然这个时候的中国仍然有很多的“不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口号仍然叫得很响，但是如果用哈耶克的观点来看，此时的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显然已经比较“自由”。因为自由社会的本质不在于抽象的“自由”了，而在于每个人都被允许在不同的方向上进行创新的自由，至少在经济活动上，当时的中国已经“默许”了这种创新的自由。
第一部分 时间开始了第4节 第一只变成青蛙的蝌蚪
过人的体力、精力和脑力，天生就决定了楼忠福属于极度活跃的“表演型”性格★。
由于家庭背景和特殊时代的影响，楼忠福强烈的“表演欲望”从儿童时期起就未能在正规渠道上充分舒展过。在学校的教室里不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卫兵运动中不能，在生产队里也不能。能够弥补他“表演欲望”的场合都属于非正式的场合，如在孩子们平日玩耍的时候，在生产队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在追求爱情的波折中。这些非正规渠道上的“表演”，非但未能够平息他性格中强烈的“表演”欲望，反而愈加激发了他出人头地的决心和意志。从父亲被当做“反革命”抓走的儿童时期起，楼忠福内心一直有一个声音在时时呼唤：“我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要做一点像样的事业。”这个在内心里呼喊了多年的声音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局的启动，而越发变得响亮清晰。
任材料科长的几年时间，不但让楼忠福看到了市场中潜藏着的巨大“闲置”价值和效率空间，还让他找到了如鱼得水的自信，毕竟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一个可以施展才干的位置上展示了自己的能量。这一时期楼忠福的内心感受，可能就像跟一棵长期被压在石头下的小树苗突然迎来了将石头拱翻后的蓬勃生长季节一样痛快。
但是楼忠福并不满足于此，面对不断变得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自由的经济环境，他预感到机会应该不会太远了。如同一只在空中盘旋的雄鹰，他在注视着每一个动静背后的机会；如同一峰迎风呼吸的骆驼，他在鉴别每一团空气所包含的信息。他开始每天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一有空就坐下来看报纸。他激动着，但他也静候着，而他身边的多数人则沉醉在上世纪80年代最初的温饱喜悦之中了。
对于刚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中解脱出来的中国人来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确实是一个一日千里的年代。让人觉得新奇甚至有点不知所措的新事物每时每刻都在涌现，而大快人心又有点不可思议的政策每隔一段时间又有变化。很多事情就这样在“不提倡，不宣传，不取缔，不争论”的政策下，不断被“匿名的少数”尝试着、探索着。对于那些还留恋旧日子的人来说，整个世界似乎要颠倒过来了。
从1979年到1983年，几个具有标志性的人物逐渐从“匿名的少数”变为家喻户晓的时代英雄。第一个就是安徽的“傻子”年广久★。他在计划经济执行得最严酷的时候就从事一些小买卖，并多次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遭到打击，改革开放后，他凭买卖瓜子而迅速成为中国第一批百万富翁。第二个是浙江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如果说年广久是那时候中国个体商贩的“教父”，那么步鑫生可以成为那时候中国企业改革和企业管理的“导师”了。可以说，中国僵化的国企体制的传统命脉，是被这个身材瘦小的浙江裁缝首先剪断的。市场条件下企业家的“样板”，也是这个瘦小裁缝首先裁剪出来的。这两个人的事迹都曾经惊动中南海，并成为中南海改革决策的“过河石头”。他们不但影响了一代人，也影响了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的走向。
改革开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好形势，终于催生了1984年的改革开放高潮。1984年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上，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一年。这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中国改革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转变，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单项走向整体的体制改革。
这一年，在中国GDP构成中，非国有经济（含准国有的集体经济）达到3617。4亿元，在总量上第一次超过国有经济的3553。6亿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在当时还相当敏感的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中，基层的“社队企业”也更名为“乡镇企业”。
这一年中国实行了居民身份证制度，意味着中国公民可以更自由地移动，农民外出打工也不需要谁来批准了。当时的中国领导层横下心来决定以极度危险但社会震动相对温和的“双轨制”方式，来分步“撤换”物价计划体制的“毒瘤”，此举催生大批“官倒”和有官方背景的“倒爷”，当然也催生了第一波经商热。
这一年柳传志创办了联想公司，张瑞敏挑起青岛冰箱厂的担子，李东生则还在外资工厂TTK的车间里加班加点地工作，而顾雏军这时才刚刚从天津大学毕业。
这一年中国民间流行一句“十亿人民九亿商”★的顺口溜。
不过私人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地位还没有真正确立，很多经济行为都是在一种“不说可以也不说反对”的模糊状态下进行。在这年的一次中顾委会议上，有人主张拿“傻子”年广久开刀，但邓小平说：“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呢，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这段话后来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视察时说了一遍，并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傻子”年广久也因此名满中国。
“小平你好！”★这句口号也诞生在1984年。这年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不仅搞了一次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阅兵式，而且到深圳和珠海特区给中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加油。曾经为“打倒走资派”、“割资本主义尾巴”和“阶级斗争”而狂热的中国，此时已经变成了为发展经济和“先富起来”、“先成为万元户”而狂热。
1984年11月，楼忠福所在的浙江东阳城关建筑公司也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时刻。这年下半年，公司经理陈福根正好到了要交班的退休年龄。这是一个属于东阳县吴宁镇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企业的家当虽然不多，也不值几个钱。但是这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诞生的乡镇集体企业，对于改革开放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显然不是这些企业当时的发展状况所能够显示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之所以跟前苏联和东欧呈现两种不同的态势，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中国有港澳台，二是因为中国在计划年代就存在为数众多的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在计划经济年代的名称是“社队企业”，是由农村的生产队或者人民公社创办的，这种性质的企业，无论是马列的经典还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都是找不到先例的，这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独创。说得好听点，这是“国有计划经济体制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当然这并不是当时中国高层领导人主动选择的产物，因为这种“变种”的准公有制企业也曾被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遭到扫荡和消灭。后来之所以能够再次出现并被允许存在，完全是为了在崩溃边沿进行自救。因为“一大二公”的公有体制，实在无法让中国基层农村过上温饱日子，而国家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和物力来救助他们。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准许基层农村根据自身的传统优势开办自己的社队企业和耕种自留地。
这种社队企业虽然仍然属于公有性质，也跟国有企业一样效率低下。但这些数量繁多、遍布中国各地农村的企业，毕竟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留下了众多宝贵的“壳”资源。这种“壳”资源内，不仅有相对熟练的工人、行业和市场信息，比较完善的分工，而且还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保存了企业家精神的火种、储备了可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企业家人才。从所有制性质上看，这种集体所有的企业虽然算得上准国有，但是它们毕竟规模很小、组织层次很低、技术水平很低，也不享受什么政府补贴之类，所以一旦条件成熟，这种企业便十分自然地转变为私营性质的企业。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蓬勃发展，主要得益于体制外的非公有经济的发展，这其中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又占了相对重要的比例。所以说，这种“歪打正着”的社队企业，实际上是中国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群落的伟大母亲★。
作为吴宁镇的镇属集体企业，东阳城关建筑公司的经理职位交接班本来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按照计划经济的传统做法，镇政府的领导说该交给谁就交给谁。最常见的做法就是从公司内部论资排辈地提拔一个人出任经理，反正这个企业也不是什么有油水的地方。虽然说是企业，但除了几间平房和一些简单的工具，就只有一批跟着企业找饭吃的能干粗重活的泥水工。
1984年的中国显然不是一个容易延续传统的时候，而1984年的浙江更不是一个什么传统都能够延续的地方。当一群带着尾巴游泳的蝌蚪中有一只率先蜕掉尾巴之后，这群蝌蚪中的传统就面临新的突破。1984年底，所有与东阳城关建筑公司有关的人中，楼忠福显然是“一只率先变成了青蛙的蝌蚪”——他看中了东阳城关建筑公司的平台，就像他当年看中了自己的妻子一样，所以他下决心要得到这个公司的经理职位，就像当年下决心把妻子娶回家★。
当然，那时候的楼忠福也并不清楚自己将来能靠这个公司做成多大的事业。不过他内心强烈的感觉，让他无法放弃这次“接班”的机会。他想了不少办法，也花了很大工夫来争取镇领导和公司内部员工的支持。他非常明白，有了上级领导的支持，事情未必能够办好，但是没有上级领导的支持，任何事情都是无法开展的。他找了所有有权决定这个职位的人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想法，但是他得到的回答仍然不足以让他名正言顺地成为公司的新任经理。因为他不仅年轻，而且在公司内论资排辈的话，很多人都在他之上，毕竟他只是一个材料科的科长。
不过，当时金华地委副书记郭懋阳、东阳县县长童德成等领导对楼忠福的印象不错，吴宁镇个别领导也偏向支持楼忠福。虽然他们都知道他读书不多，但是为人处世、做事情的拼搏精神和出色才干却都显示了他过人的天分。有了这几位政府领导的赏识和支持，楼忠福也就有信心了。
后来，虽然并不是所有相关的人都支持楼忠福这个材料科长出任经理，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真正强烈反对，而其他可能有意而且有资格出任这个经理职位的人选，却没有一个表现出和楼忠福一样强烈的愿望。在这种犹豫不决的情况下，志在必得的楼忠福决定快刀斩乱麻。
在部分领导的支持下，他于1984年11月12日夜晚拿到了东阳城关建筑公司经理的任命书。这个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