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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一年闰七月十九日，根据阿桂等钦差大臣的奏折和军机大臣、三法司的复议，乾隆帝下谕，宣布了对富勒浑一案的处理。他说：“富勒浑受朕深恩”，简任封疆，擢用总督，历练亦久，资格较深，故由闽浙调用两广，委其以海疆繁剧之任。“乃伊竟志得意满，纵容家人长随，关通婪索，营私舞弊，漫无觉察，形同木偶，已属知情故纵”。又于兼署粤海关印务时，听从家人长随等怂恿，勒令书吏豫缴银一万九千余两，存贮私宅，“希图侵蚀，及见家人赃私败露，始奏请归公，勒结存案，为掩饰推诿之计，其先侵后吐，罪无可宽。著依拟应斩监候，秋后处决”。
闽浙总督雅德于富勒浑的家人招摇婪索枉法营私情弊，毫无见闻，“经朕降旨密访，并不据实直陈，且反饰词保奏，其昧良徇隐，甘心面欺，情节甚为可恶”，著将浙省亏空案内富嵩、富勒浑、雅德三人名下应该分赔的十三万九千余两内富勒浑应赔之银，令雅德代赔，因富勒浑之家产已经查抄，仍俟雅德到京后，再将其派差赎罪。阿桂等将殷士俊、李世荣拟以绞候，“实属宽纵”，将阿桂、曹文埴、舒常、伊龄阿俱交部察议，殷士俊、李士荣著即处绞。［110］不久，富勒浑被释，出邢部狱，闲居，雅德往新疆任职。
乾隆帝数十年如一日地亲自审断贪案，重惩纳贿敛银荼毒小民的部院大臣和督、抚、藩、臬等高级官员，包括自己的内侄和亲信大臣，又大力破除徇情容隐官官相护的恶习，对整顿吏治起了一定的作用，有利于其创造“盛世”和延续“盛世”，这是应予肯定的。但是，由于封建制度的约束及阶级的局限性，他不可能根除贪污，特别是乾隆四十年以后，尤其是和坤专权期间，贪风更为盛行，诛不胜诛，罚不胜罚，他又逐渐滋长自满情绪，对惩贪之事有所松懈，终于出现“政以贿成”的局面，这是乾隆帝本人未曾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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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957，页9，10。
［2］《清史稿》卷339，《王亶望传》；《清高宗实录》卷1167，页1。
［3］《清高宗实录》卷971，页14，15。
［4］《清高宗实录》卷1148，页7；《清史稿》卷339，《王亶望传》。
［5］《清高宗实录》卷1134，页15、16。
［6］《清高宗实录》卷1134，页19，20。
［7］《清高宗实录》卷1135，页2、3、4。
［8］《清高宗实录》卷1136，页8、9，卷1137，页45。
［9］《清高宗实录》卷1138，页18。
［10］《清高宗实录》卷1140，页27。
［11］《清高宗实录》卷1166，页24。
［12］《清高宗实录》卷1137，页22，23。
［13］《清高宗实录》卷1137，页30。
［14］《清高宗实录》卷1138，页18，19。
［15］《清高宗实录》卷1147，页12、13。
［16］《清高宗实录》卷1148，页7。
［17］《清高宗实录》卷1147，页13，卷1148，页6…9。
［18］《清高宗实录》卷1137，页46、47、48，卷1110，页21。
［19］《清高宗实录》卷1139，页10。
［20］《清高宗实录》1140，页31…35。
［21］《清高宗实录》卷1140，页24、25。
［22］《清高宗实录》卷1146，页10、19。宫中档乾隆朝奏折48辑683页雅德题。
［23］《清高宗实录》卷1147，页13。
［24］《清高宗实录》卷1148，页9。
［25］《清高宗实录》卷1167，页18、19、20、21、22。
［26］《清高宗实录》卷1148，页5、6。
［27］《清高宗实录》卷1148，页15、16。
［28］［29］《清高宗实录》卷1155，页28、29。
［30］《清高宗实录》卷1156，页26，27。
［31］《清高宗实录》卷1160，页7、8、9、10。
［32］《清高宗实录》卷1163，页12、13。
［33］《清高宗实录》卷1162，页17，18。
［34］《清高宗实录》卷1165，页18。
［35］《清高宗实录》卷1164，页19，卷1165，页18。
［36］《清高宗实录》卷1164，页20。
［37］《清高宗实录》卷1164，页23。
［38］《清高宗实录》卷1164，页30，31，32。
［39］《清高宗实录》卷1165，页4、5。
［40］《清高宗实录》卷1165，页6。
［41］《清高宗实录》卷1165，页14。
［42］《清高宗实录》卷1165，页14、15、16。
［43］《清高宗实录》卷1165，页14、15。
［44］《清高宗实录》卷1166，页10、11、12。
［45］《清高宗实录》卷1166，页24。
［46］《清高宗实录》卷1166，页24、25。
［47］《清高宗实录》卷1166，页25、26。
［48］《清高宗实录》卷1167，页26。
［49］《清高宗实录》卷1168，页11、12。
［50］《清高宗实录》卷1168，页2、3。
［51］《清高宗实录》卷1170，页2、3、4。
［52］《清高宗实录》卷1174，页6。
［53］《清高宗实录》卷1170，页17，18。
［54］《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12。
［55］《清高宗实录》卷1122，页17、18；卷1156，页11、12。
［56］《清高宗实录》卷1124，页4。
［57］《清高宗实录》卷1147，页12；《清史稿》卷322，《钱沣传》。
［58］《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6。
［59］《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10、11。
［60］《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12。
［61］《清高宗实宗》卷1154，页8、9。
［62］《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20；《清史稿》319，《和肪�322，《钱沣传》。
［63］《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15、16。
［64］《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17、19。
［65］《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15、16、17、18、19、20、21、22、23。
［66］《清高宗实录》卷1155，页10、11、12。
［67］《清高宗卖录》卷1156，页18、19、卷1160，页20。
［68］《清高宗实录》卷1158，页10、11。
［69］《清高宗实录》卷1252，页17、18、19、20。
［70］《清高宗实录》卷1249，页5、6。
［71］《清高宗实录》卷1249，页6、7。
［72］《清高宗实录》卷1249，页6、7，卷1251，页9。
［73］《清高宗实录》卷1251，页22，23，《清史稿》卷321，《曹文埴传》，卷352，《姜晟传》。
［74］《清高宗实录》卷1254，页3。
［75］《清高宗实录》卷1254，页3、5。
［76］《清高宗实录》卷1254，页3、4、5、6。
［77］《清高宗实录》卷1255，页6、7。
［78］《清高宗实录》卷1255，页6、7、8。
［79］《清高宗实录》卷1260，页3。
［80］《清高宗实录》卷1255，页7。
［81］《清高宗实录》1251，页8，卷1252，页18，51254，页4、14。
［82］《清高宗实录》卷1256，页14、15。
［83］《清高宗实录》卷1258，页3。
［84］《清高宗实录》卷1258，页3、4。
［85］《清高宗实录》卷1260，页2、3、4。
［86］《清高宗实录》卷1260，页2、3、4、5。
［87］《清代碑传全集》卷36，秦瀛：《都察院左都御史窦光鼐墓志铭》。
［88］《清高宗实录》卷1261，页3、4、5。
［89］《清高宗实录》卷1261，页26、27、20，卷1262，页3。
［90］《清高宗实录》卷1261，页36、37、38。
［91］《清高宗实录》卷1261，页39、40、41、42。
［92］《清高宗实录》卷1261，页50、51、52。
［93］《清高宗实录》卷1262，页2、3。
［94］《清高宗实录》卷1263，页20、21、22。
［95］《清高宗实录》卷1264，页14、15。
［96］《清高宗实录》卷1265，页2、3、4。
［97］《清高宗实录》卷1265，页9、10、11。
［98］《清高宗实录》卷1265，页16、17。
［99］《清高宗实录》卷1251，页4、5、6。
［100］《清高宗实录》卷1255，页18；《清史稿》卷332，《富勒浑传》。
［101］《清高宗实录》卷1254，页5、6。
［102］《清高宗实录》卷1254，页15、16、17。
［103］《清高宗实录》卷1254，页21。
［104］《清高宗实录》卷1255，页12、13。
［105］《清高宗实录》卷1255，页14、15。
［106］《清高宗实录》卷1257，页26，27。
［107］《清高宗实录》卷1203，页5、6。
［108］《清高宗实录》卷1258，页36、37。
［109］《清高宗实录》卷1486，页32。
［110］《清高宗实录》卷1261，页11、12、13。
岁岁秋狝
第四章 南巡秋狝谒祖陵
第一节 岁岁秋狝
一、秋狝之由
乾隆皇帝弘历喜爱巡幸行围，在执政六十三年里，他东谒盛京祖陵，考古吉林，承德避暑，木兰秋狝，南下江浙，西幸五台，光临豫省，阅视天津，孔府朝圣，泰山登高，先后多达一百余次，时人及后世对此颇有非议，现对秋狝、谒陵、南巡作些评述。
乾隆六年二月初八日，监察御史丛洞听说皇上要到热河木兰巡幸行围，上疏谏阻说：恐怕侍从人员以狩猎为乐，留京大臣怠惰，目前纪纲急需整顿，营务不能松弛，请帝“暂息行围，以颐养天和”。乾隆帝弘历拒其所请，下达专谕，详述行围之必要性说：
“古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因田猎以讲武事。我朝武备，超越前代。当皇祖时，屡次出师，所向无敌，皆因平日训肄娴熟，是以有勇知方，人思敌忾，若平时将狩猎之事，废而不讲，则满洲兵弁，习于晏安，骑射渐至生疏矣。皇祖每年出口行围，于军伍最为有益，而纪纲整饬，政事悉举，原与在京无异。至巡行口外，按历蒙古诸藩，加之恩意，因以寓怀远之略，所关甚钜。皇考因两路出兵，现有征发，是以暂停围猎，若在撤兵之后，亦必举行。况今昇平日久，弓马渐不如前，人情狃于安逸，亦不可不加振厉。朕之降旨行围，所以遵循祖制，整饬戎兵，怀柔属国，非驰骋畋游之谓。至启行时，朕尚欲另降谕旨，加恩赏赉，令其从容行走，亦不至苦累兵弁。朕性耽经史，至今手不释卷，游逸二字，时加警省，若使逸乐是娱，则在禁中，纵所欲为，罔恤国事，何所不可，岂必行围远出耶？朕广开言路，丛洞胸有所见，即行陈奏，意亦可嘉，但识见未广，将此晓谕知之。”［1］
这道上谕，否定了御史丛洞谏阻秋狝的理由。丛洞认为，狩猎就是为了娱乐，尽管他不敢直言帝爱游逸，而以“恐侍从以狩猎为乐”为辞，但其含意已十分明显，并紧接着又讲留京臣僚将“生怠安”，更使此意愈加突出。乾隆帝对丛洞之意当然能够理解，故下达上谕，从四个方面加以反驳。其一，以猎讲武。自古以来，有志之君，“皆因田猎以讲武事”，何况清朝武功超越前代。皇祖玄烨屡故屡胜，所向无敌，皆系由于平时训练娴熟，特别是到口外行围，“于军伍最为有益”。其二，怀柔蒙古。出围之时，途经蒙古地区，“按历蒙古诸藩，加之恩意”，对清朝之安危盛衰，关系甚大。其三，未误政务。皇上虽未在京，但未耽误政务，一切军政要事，以及人事调动，照旧进行。其四，宫中更可享乐。行围是为了整饬军旅，怀柔属部，并非乐于驰骋。若系仅为娱乐，则深宫之中，何事不可为！
这道谕旨讲的四条理由，应当说是有根有据的，将行围的必要性、正当性已阐述得十分清楚了，本来不需另加论证，但若联系清朝兴起的历史与乾隆帝之志向、性格及其在此前后的行动，便可发现，此谕还包含有更深刻的意图和更宏伟的设想。最能反映弘历的想法是谕中的两句话，一为“我朝武备，超越前代”，二为“当皇祖时，屡次出师，所向无敌”。从第一章第一节清朝前期几位帝君情况的简介，便可知晓，爱新觉罗家族的首领之所以能从管辖几十名诸申的小小部落头人，一跃而为君临夭下的“大皇帝”，主要是靠“武功”，是“马上得天下”，而且凭藉“无敌军威”，再加上“文治”，以治天下，安天下。离开“武备”，大清王朝就会动荡不稳，甚至可能土崩瓦解衰败灭亡，而有了“武备”，有了无攻不克之雄威，就可以进据辽东，入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