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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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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五月初二日,总理行营事务的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上出巡时扈从官员兵丁安营制度。允禄等奏称:凡遇銮舆行幸,扈从大臣官员兵丁,安营各有一定处所,宗室王公之营,应在管声音堆拨之外就近之地,大臣们应按照领侍卫内大臣所指之地住宿,未入班的满汉官员及侍卫、拜唐阿等,各随其班次,章京、护军各随本旗之纛。镶黄、正红、镶白三旗在御营之后,正黄、镶红、镶蓝三旗在御营之西,正白、正蓝二旗在御营之东。近年以来,渐不遵照旧例办理。现酌定章程,分为左右翼,宗室王公、大臣、满汉官员,以及侍卫、拜唐阿、章京、护军、八旗等,仍遵以往之例安置。栓马支杆,平时设于正门左銮仪卫巡更处,皇上起行时,则设于管声音堆拨内,皇太后起行时,应设于正门左穿堂帐房次层帐房之间。再各部院总管衙门所属官员、内务府护军及太监等,亦令分别安置。其他人员,恐无约束,应特派章京四员及护军校、护军,分别指示。蒙古各部人员,仍交理藩院,令其于大营十数里外安设蒙古包。前后牧马人,随时起行,不准在夜深时刻出入哨内。乾隆帝批示:“好。依议”。[2]
  盛京礼部侍郎那尔泰等官接到皇上欲去谒陵的谕令后上奏:“銮驾关系甚重”,盛京仅大清门内楼上可以安放,但是此处系官弁出入之路,“殊失慎重”,请揀用大清牌楼外义学官房十三间存贮。乾隆帝批示:将銮驾放在大清门内楼上,待到盛京时再降谕旨。
  六月初二日,乾隆帝就行营所用蒙古包等物的装运及随从人员出发之事,下谕说:此次前往盛京,未到热河之前,俱在行宫驻跸,所有行营需用的蒙古包、帐房、布城等项,及应该预备的物品,俱著于七月初三初四等日,先行起程,运至应该等候地方,预备等候。侍卫、章京、护军,酌量留用一些人外,其余人员著分别次序,预先起程,过青石梁等候。这样分别先后,依次起程,则住宿处所俱有空闲,行走之时,亦不致因人马太多拥挤不堪而损伤田苗。至于安排哪些人员先行,怎样分别次序,以及酌派大臣二三员带领他们出发等事,著总理行营事务王大臣立即定议具奏。王大臣遵旨随即上奏:各处随往盛京人员,应预先遣往的,有侍卫一百五十余名,亲军、护军六百余名,以及各项官兵、拜唐阿,共二千余名,车七百九十余辆。应分三拨,于七月初二至初四等日,派出大臣,按拨带往,分驻博罗河屯、喀喇河屯、热河等处,并于侍卫、章京、护军内酌留二百余名,于青石梁、黄土坎、苇子峪等狭隘地方,如遇行李壅滞难行,即协力护送。至于扈从人员,除安设堆拨等项差使以外,其余无差之人,若俱在行宫周围住歇,恐人多地窄,踏坏田禾,应允许他们随便借寓。另外,牧厂派出马六千余匹,护送先往之人,如待驾到后更换,未免耽延,请先派出放马的章京,赴博罗河屯,会同领拨大臣监视更换,其余马匹及已更换之马,仍交与马厂副都统牧放,以备御营官兵到时换用。乾隆帝降旨:“所议甚妥,依议”。[3]
  同一天,六月初二日,乾隆帝又就随行马匹牧放巡哨之事下谕说:以往圣祖前往盛京时,众人所乘之马,曾照出兵例,派兵巡哨马厂。此次随行官兵,久未外出,未能谙练,“行营马匹,最关紧要”,倘不能寻觅水草牧放,必致疲乏。若按官兵驼马,派兵巡哨,则随往之马甚多,而此次官兵又不甚赢余,或令各自牧放,酌量派遣深悉水草官兵引导约束,倘有遗失,令哨兵寻觅。其应于何处巡哨,何处不必巡哨,著总理行营事务王大臣分别详悉议奏。
  王大臣遵谕议奏:御营前后,设有卡座,地面宽阔,水草丰美,卡内尽可牧放马匹,惟左右两翼无卡,应于曾经参加围猎、出征之人内,派出护军校、兵丁共八十名,侍卫、章京四员,每翼派四十名巡哨,以侍卫、章京各二员统辖,如果遗失马匹,即令守卡人寻觅。至于从盛京回銮时,系由大路经过,便不必巡哨。乾隆帝批示:依议。著传示所有随营官兵。
  出发之前一天,七月初七日,大理寺卿定柱奏:皇上恭谒祖陵,为期甚长,请于八旗都统、副都统内派出数员,自起驾之日起,至回銮之日止,协同步军统领等官,每晚在皇城内外及大城各处,分地稽查。再谕令都察院、步军统领,转饬五城巡察御史,暨三营将弁,亦不时勤加稽查,务期周密。乾隆帝同意其奏,降旨说:左翼著派松阿里、广禄、王进泰、允禧、韩光基、德敏,右翼著派胡林、弘炯、卓巴、李元亮、阿克敦、西忒库,逐日每翼著一人轮班稽查。
  作了这些安排后,乾隆帝便于七月初八日奉太后启銮,并下谕蠲免经过州县钱粮,留下履亲王允祹、平郡王福彭、大学士鄂尔泰与张廷玉在京总理一切事务,开始了他即位以来的第一次前往盛京恭谒祖陵之行。

二、巩固龙兴之地
  乾隆帝弘历四次恭谒盛京祖陵,除了巡视沿途地区情形外,主要作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为巩固龙兴之地。盛京是清帝的发祥地。奉天(今辽宁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就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来说,辽、吉、黑三省之东、北,与正在积极扩大疆域的俄国接界,是大清国防止北方、东方外来侵略的前沿阵地。就国内各族之间的关系而论,乾隆八年第一次盛京谒陵时,曾大败清军于和通泊的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势力仍然相当强大,随时都可能南下,袭掠已为清帝外藩扎萨克的漠北喀尔喀四部,并进掠漠南科尔沁等部,构成对直隶、京师的严重威胁。清政府要防御准军的入掠,或对准部进行攻击,奉天是十分重要的军事要地,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军分三路,东路就是奉天将军萨布素率领的东三省劲旅。
  奉天、吉林、黑龙江满洲八旗官兵和索伦等部落的人员,还是巩固清王朝统治的重要支柱。此时,北京和关内各省驻防满洲八旗人员,已因升平日久,沾染柔靡恶习,而日趋享乐苟安,士气低落,弓马生疏,临阵溃逃之事,层出不穷。因此,遇逢重大战争,清政府已不能完全指望京旗和中原驻防旗兵,而更多地动用东三省满兵和索伦、达呼尔等部落人员,由后者编入八旗的“新满洲”,出现了不少勇猛善战的骁将。象著名的猛将海兰察,便是世居黑龙江的索伦部的成员。他从乾隆二十年以马甲从征准噶尔起,身经百战,军功累累,任至都统、参赞大臣、御前侍卫、领侍卫内大臣,封一等超勇公,三次图形于紫光阁。
  正是由于东三省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康熙帝曾三至盛京恭谒祖陵。自命为皇祖之贤孙的乾隆皇帝弘历,当然也知道此举之重要性、必要性,故在乾隆六年初举秋称之后的第二年,就第一次到盛京谒陵,抓紧进行安顿龙兴之地的各种工作。乾隆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他正在鹿群最多的巴彦行围之时,便亲题盛京各衙门的匾额,奉天将军衙门之匾额为“屏翰邠丰”,盛京户部为“宗邦会要”,礼部是“典要明禋”,兵部系“陪京枢要”,刑部是“弼教留都”,工部为“饬材山海”。[4]
  八年九月初六日,乾隆帝行围于舍里时,又下谕嘉奖和优恤盛京兵丁说:“朕此次至盛京,视其兵丁,身材壮健,弓马娴熟,犹未失满洲旧制,大臣官员等,各相奋勉,训练整齐。自朕来时,伊等欢欣鼓舞,诸务备办,甚属诚敬,尤为可嘉。朕虽加恩赏赉,念伊等生计,恐属不敷”,所请领取生息银二十万两,著交奉天将军俱借与官员兵丁,官员限四年扣完,兵丁于两年以后再定限扣交,“俾伊等生计,日臻充裕”。[5]
  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他下谕宣布:二十五日设大宴,筵宴盛京将军、大臣、宗室章京、文武官员及三陵(永陵、福陵、昭陵)官员,自京城随驾前来的王、大臣、官员,蒙古王、额驸、台吉,俱著入宴。盛京官员、佐领与员外郎以上,及年老休致的官员,亦著入宴。闲散宗室、觉罗、主事与防御以下官员,拜唐阿等,俱著加恩、晚膳赐宴。
  九月二十三日,乾隆帝谕赐奉天将军额尔图银五千两、副都统哲库讷等二千五百两,以供办差之用。第二日,他又下谕免征庄头仓粮。谕旨说:盛京户部庄头,每年交纳租粮,除预备陵寝祭祀各项供应外,送纳入仓,发给各处匠役口粮。“今朕恭谒祖陵,亲诣盛京,轸念各庄头终岁勤苦,输将无误”,著将乾隆八年应交仓粮一万余石,加恩宽免。各庄欠交七年份的米豆草束,亦一并豁免,“以示朕优恤旗庄之意”。[6]
  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乾隆帝以恭褐祖陵礼成,颁诏天下,优恤奉天人员。诏书说:
  “溯源报本,弥深追远之情,陈瑞荐馨,式重谒陵之典。我朝定鼎中原,统一方夏,重熙累洽,海宇升平,声教覃敷,民物康阜,百年于兹矣。缅维圣圣相承,肇基东土,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诞膺景命,式扩鸿图,辽海沈阳实为龙兴之地。朕缵承大统,夙夜孜孜,念祖宗缔构之艰难,思列圣燕贻之绵永,盛京旧地,瞻望桥山,敬考典章,肃申思慕,于乾隆八年秋,恭奉皇太后祇谒永陵、福陵、昭陵。大礼既成,留都是莅,瞻神丘之葱郁,仰祖德之灵长,爱沛德音,用颁湛惠,所有事宜,开列于后。”[7]
  恩诏共有九条:一、随从之王,纪录一次,随来之大臣、官员及.奉天文武大臣、官员俱加一级。二、随从兵丁及内务府执事人等,俱赏一月钱粮。三、奉天、山海关文武大臣、官员、兵丁、三陵守陇官兵,俱著加恩赏赉,总理行营王大臣速议请旨。四、奉夭居住之宗室、觉罗及国戚子孙,俱著加恩,总理行营王大臣速议请旨。五、奉夭府属应征乾隆九年份地丁银两,著予宽免。六、奉天旗民男妇,年七十以上者给与布一匹、米五斗、八十以上者给与绢一匹、米一石,九十以上者加倍。七、试职官员,俱准实授。八、奉夭府、宁古塔、黑龙江等处,除十恶死罪不赦外,凡已结正未结正,死罪俱著减等,军流徒杖等罪,俱著宽释。九、奉天内务府庄头之所有积欠,在乾隆七年以前者,俱著宽免。
  同一日,他又下谕说:盛京所属各城旗员和州县官员,因钱粮未完、缉盗不力、公事失察等过而罚俸、住俸、停升、降级留任者,念其在巡幸时勤勉效力,俱予宽免,给还俸禄,悉行开复。
  第二天,九月二十六日,总理行营事务庄亲王允禄等遵照恩诏集议后上奏:奉天、山海关及守护三陵官员,自奉天将军以下,有文武官员一千一百余员,分别赏赐马鞍、撒袋、腰刀、缎子等物。兵役共二万八千余名,分别赏给银布,详见进呈的清单。乾隆帝看过清单后降旨:奉天将军额尔图加赏蟒缎、千里眼、小刀、火药葫芦、烘药葫芦、火镰各一及大荷包一对。副都统哲库讷等加赏大缎各一匹。随围协领六员,加赏大缎各一匹。佐领、骑都尉二十八员,加赏官缎各一匹。防御、云骑尉二十一员,加赏彭缎各一匹。骁骑校三十九员,各加赏银四两。随围兵一千名、虎枪手五百名、随往山海关兵三百名、牵驼兵一百四十名、随营当差兵五百名、火班兵一百二十名、修理桥道兵二千三百名、台兵一百名,预备柴炭兵一千名、随营“番子”二十名,俱加赏一月钱粮。护枪防御、蓝翎侍卫,每员加赏彭缎一匹、大荷包一对。兵四百名,加赏一月钱粮。其余,皆照王大臣等所议。
  庄亲王允禄等又遵依恩诏议奏:盛京之宗室内,有章京六员、休致章京二员、六品廕生一员、八品宗学副管二员、闲散宗室八十二名、觉罗长八名、闲散觉罗九十六名、紫带子觉罗四名,外戚子孙内,有防御二员,只有顶带无俸之人一百零一员、兵丁一百零八名,以上人员均分别拟赏马鞍、缎子和银两。皇太后恭谒陵寝,执事命妇、总管之妻以下至香灯上人之妻,共三十余人,遵旨分别赏给银、缎。此次阅看盛京官兵,“练备整齐”,请将协领十二员赏给金牌各二面,佐领、骑都尉四十员,各赏金牌一面;云骑尉、防御十八员,各赐银牌三面;骁骑校五十五员,各赏银牌二面;记名领催十名、兵五千名,各赏银牌一面。共需金牌六十四面、银牌五千一百七十四面。乾隆帝均批示照办。
  乾隆帝还特下专谕,褒奖盛京八旗兵丁勤练骑射,不忘旧俗,令其奋勉。他说:“盛京乃我朝肇基之地,人心朴实,风俗淳厚。朕此次恭谒祖陵,巡幸至此,见其兵丁,汉仗俱好,行围演武,均属熟练整齐,至其淳朴旧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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