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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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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帝在谕告内扎萨克、喀尔喀众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的敕旨中,也专门讲了乘机用兵的问题。他着重指出:杜尔伯特车凌等大台吉率都数千户来归,“此际达瓦齐力穷失据,且内乱相寻,众心不服,失此不图,数年后伊事务稍定,仍来与我为难,必致愈费周章,且于尔扎萨克蒙古等,亦多未便。”[10]
  乾隆帝的这两次敕谕,不是一时心血来潮随意胡说,而是有着充分的历史依据。九十年前,身为喇嘛在西藏念经的噶尔丹,听到兄长浑台吉僧格为人杀害汗位被夺时,日夜兼程赶回准部,几经曲折,终于当上了博硕克图汗,消灭政敌,雄踞西北,兵锋直抵距京七百里的乌兰布通,迫使清朝都城为之戒严。僧格之子、策妄阿拉布坦,年幼势弱,未婚妻阿海被叔父噶尔丹霸占,弟弟索诺木阿拉布坦又为噶尔丹所杀,本人亦险遭毒手,被迫逃亡于外。后来策妄阿拉布坦趁噶尔舟灭亡之机,收集旧部,四处征战,很快成为漠西厄鲁特蒙古四部之长,直接威胁到青海、西藏的安全。如果这次清军不发,达瓦齐很有可能统一厄鲁特四部,便将严重影响到西北的安宁。因此,不仅要征准部,而且要立即出兵。
  第三,能获全胜。雍正九年清军之败于和通泊,就准部本身条件而言,便因为它的内部是团结的,“(噶尔丹策零)亲贤使能,诸酋长感其先人之德,力为扞御”。[11]这次的形势可就迥然不同了,准部大乱,来归清朝者络绎不绝,连“令行三部(杜尔伯特、解特、和硕部)”的阿睦尔撒纳也因与达瓦齐相争而欲降清,这的确是几书年难遇的大好时机,为清军平准提供了异常有利的条件。
  虽然乾隆帝将用兵准部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能性讲得很清楚,又明白无误地表述了自己决意遣军的坚定态度,但不少满洲王公大臣仍然心怀疑虑,持不同意见,使乾隆帝异常生气。为了扫清障碍,更好地完成出征的准备工作和促进用兵的顺利进行,他于同年十月十三日御太和殿,专门召见满洲王公大臣,再次晓谕进攻准部的必要性及其必然会取胜的原因,狠狠地申饬了持反对意见的庸人。谕旨一开始就讲道:“今日召见尔等,特为晓谕办理平定准噶尔及满洲臣仆昔年勇敢迩来怯懦之故。”他重重地斥责王公大臣“畏怯退缩”,不思“效法前人,报国立功,而惟守妻孥以求安逸,闻战阵而甘退缩”。他明确表态说,“朕于此,不无深憾焉”。最后他又严肃宣布:“此用兵要务,朕筹之已审,岂以众人怯懦即失机宜半途而废!但满洲臣仆习气至于此极,朕若姑息因循,不速为整顿,振兴旧俗,数年后,不知何所底止也。故召尔等降旨开导,将此宣示八旗大臣官员,以及兵丁等知之。”[12]
  经过乾隆帝的再三谕告和坚持远征,才使大多数满洲王公大臣从内心里接受了出征准部的主张,从而积极调兵遣将备办粮草马匹器械。这样一来,便为顺利进军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二、变方略“以准攻准”
  乾隆帝在十九年五月初四日第一次正式向有关大臣,宣布征准的谕旨中,对怎样用兵,也作了原则性的指示。他讲道:明年兴兵所需的粮饷士卒马驼,均应预先筹画。西路需兵二万,欲拨甘涼绿旗兵八千及西宁、涼州、庄浪、西安、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新降厄鲁特兵前往。二十一日军机大臣奏准;北路派兵三万,西路三万。佥派京城满洲兵四千、黑龙江兵二千、索伦巴尔虎兵八千、绥远城右卫兵二千五百、西安满洲兵二千五百、涼州、庄浪满洲兵一千、宁夏兵一千、察哈尔兵四千、新降厄鲁特兵二千、归化城土默特兵一千、阿拉善蒙古兵五百、哲里木兵二千、昭乌达兵二千、喀尔喀兵六千、和托辉特兵五百、宣化大同绿旗炮手兵一千、甘肃各营与安西绿旗兵一万,共兵五万。每兵需马三匹,共马十五万匹,另需驼一万六千头、口食羊三十万只,于喀尔喀四部、内扎萨克六盟、三车凌及“甘肃所管番子”处采买,不足者,从官方牛羊牧厂提取。
  军机大臣奏准调派的五万名兵士中,有清帝认为可以信赖的满兵一万三千名,索伦、巴尔虎兵八午名,还有久随征战的察哈尔兵四千名,土默特兵一千,共二万六千名,超过了全军总数一半以上。另外还有阿拉善、哲里木、昭乌达、喀尔喀、和托辉特等蒙古兵一万一千名。满兵、索伦兵、巴尔虎兵和蒙古兵共三万七千名,绿旗兵才一万一千名,满蒙士卒占了出征军队总数的四分之三,与雍正九年主要依靠绿旗兵(西路军皆绿旗)相比,有很大的差异。这一事实表明了乾隆帝确实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平定准部。
  军机大臣所说的新降的厄鲁特兵二千名,是三车凌的士卒,亲王车凌领一千,隶北路,车凌孟克和色布腾协助办理,另一千由郡王车凌乌巴什率领,隶西路。这两千名杜尔伯特土兵只占全军总数的二十五分之一,影响有限,主要起向导作用,引导大军前进。
  关于平准之后的根本安排,乾祖帝于五月初四的谕旨中只原则性地说了要“众建以分其势”。过了二十二天他命军机大臣传谕定边左副将军策楞时,便进一步指出,要对厄鲁特蒙古,按原来“四卫拉特(即四部)之制,议编四部,封汗别居”。
  至于出征的时间,乾隆帝根据降人提供的情况和群臣的建议,最后决定于二十年秋季用兵,由军机大臣传谕各地奉调士卒,俱于二十年四月内分别到达西路、北路军营。
  对出征官兵和蒙古王公台吉,乾隆帝从重奖赏。十九年五月规定,给“出师人等”“治装银两”,大臣官员各赏俸银二年,京师前锋、护军各赏银四十两,驻防满兵三十两,绿营兵二十两。哲里木、昭乌达、阿拉善蒙古台吉各银一百五十两,管旗章京一百两,参领八十两,佐领五十两,兵二十两。厄鲁特(即三车凌部)管旗章京各赏银二百两,参领一百两,佐领八十两,兵三十两。各蒙古王公扎萨克,按爵级分别赏赐。明年正式进兵时,出征官兵、王公,“俱照旧例赏给”。[13]
  正当清政府积极调遣兵马赶运粮草加紧进行用兵的准备工作时,突然北路军营送来消息,定边左副将军策楞奏报,七月初八日,阿睦尔撒纳带兵五千余名人口二万,已进边卡,投奔大皇帝。阿睦尔撒纳的来归,对进攻准部发生了强烈影响,乾隆帝为此对用兵安排作了重大的改变。
  阿睦尔撒纳是和硕特部拉藏汗之孙,系策旺阿拉布坦的外孙,因其母博托洛克改嫁辉特部台吉卫征和硕齐,故成为辉特部首领,游牧于雅尔,其同母之兄班珠尔为和硕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娶杜尔伯特台吉达什之女后,袭杀达什,胁迫其子讷默库归附于己,权势激增,“令行三部”,野心也就越来越大,欲图统辖整个厄鲁特四部,因而与达瓦齐征战不已。乾隆十九年五月,达瓦齐亲领精兵三万,又遣骁将玛木特率乌梁海兵八千,东西夹攻,阿睦尔撒纳不能抵挡,遂与讷默库、班珠尔领辉特、和硕特、杜尔伯特三部二万余人投降清朝。乾隆帝久知其骁勇多谋,“为部众所畏服”,“乃最要之人”,从优款待,厚加赏赐,封其为亲王,封讷默库与班珠尔为郡王,并拟于平定达瓦齐后编设四部时,封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班珠尔为和硕特汗。乾隆帝命策楞尽速送其往热河朝觐,以便询问准部情形及其关于用兵的建议。为了能够早日见到阿睦尔撒纳,能多谈几次,乾隆帝甚至不惜打破惯例,加速行走,本来从北京至热河避暑山庄“须行六站”,现在他谕告军机大臣,下令来去都“并作三站行走”,并着重指出,“联所以计日并站而行者,无非急欲见阿睦尔撒纳之意,将此寄知玉保(北路军营参赞大臣),令其晓谕阿睦尔撒纳知之”。[14]
  阿睦尔撒纳遵旨于十九年十一月初赶到热河,详细呈述了准部大乱、达瓦齐失德寡助的情形,并提出了进军的最好时间。
  先前阿睦尔撒纳于七月初进入边卡时,也许由于战败之后十分气愤,急欲报仇和返回故部,因而向定边左副将军策楞建议:“现在准噶尔内乱,人心离散,黄教颓废,若乘此机会,领兵前进,先将包沁扎哈沁人等收服,兵威远扬”,准部人员来降,即行收纳,又可接应与己同来而落后于途中之人。到了避暑山庄后,他提出最好于明年春天出征。原达瓦齐的勇将玛木特降清后,亦提出同样建议。[15]
  乾隆帝根据阿睦尔撒纳等人的奏述和建言,考虑到形势已与半年前有了较大的变化,便修改了作战方略,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作了重大的改变。一是将出师的时间提前,由原定二十年秋改为春季进兵,后并具体规定于二月出发。二是大量减少满、蒙、汉兵丁,由原来以满兵为主辅以索伦、巴尔虎和蒙古兵,酌用绿旗,将三车凌的杜尔伯特兵当向导,改为以厄鲁特兵为主,即以阿睦尔撒纳、讷默库、班珠尔、三车凌率领的厄鲁特的辉特部、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士兵为主。
  阿睦尔撒纳、班珠尔、讷默库带兵五千余名于七月进入边卡时,即奏准于属下人内派兵二千三百余名从征,乾隆帝因而命减少三千五百名喀尔喀兵,留其看守游牧,只征调二千五百名。随后,由于“新降厄鲁特等(即阿睦尔撒纳等人属下),咸愿出力报效”,清廷陆续减兵,原来的一万绿旗兵减为六千,宣大两镇的炮手兵一千尽行裁去。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以福建藤牌兵“精悍灵便”,奏请派往西北征剿准部,乾隆帝批示说:“朕此次即满兵亦不多用,仍以新归顺之厄鲁特攻厄鲁特耳。”[16]
  在“以新归顺之厄鲁特攻厄鲁特”(简称为“以准攻准”)的方针指导下,乾隆帝采取了新的战术,即主要依靠前锋(亦称“哨探兵”)来进行战争,征服准部。他于十九年十二月宣布,北路任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西路任永常为定西将军、萨喇尔为定边右副将军,郡王讷默库、班珠尔为北路参赞大臣,亲王车凌、郡王车凌乌巴什、贝勒车凌孟克为西路参赞大臣。西路派兵一万六千名,其中,选“先进精锐兵五千”,计有车凌、车凌乌巴什的杜尔伯特兵二千、察哈尔兵一千、涼庄满兵一千,再派阿拉善蒙古兵五百、宁夏满兵一千,共五千五百名,如战马不敷,则裁兵五百。乾隆帝令将这支军队交萨喇尔率领,迅速前进,命定西将军永常带领少数部队,在后缓慢尾行,不得急驰。北路前队(亦称“哨探兵”)六千,由阿睦尔撒纳统率,主要是其来归的部下,定北将军班第带少数兵丁,距前队十日路程逐渐前行。[17]由于定西将军永常于二十年三月初九日即带绿旗兵与“回兵”(维族士卒)出发,欲与前队会合,乾隆帝非常生气,连降多诏,严厉斥责永常办事“一味草率,其急欲进兵”,是欲与萨喇尔争功,实属谬误,勒令其立即返回肃州,办理陆续来到肃州的兵丁所需的粮饷马驼,待“全行妥协“后,才“尾行前进”。[18]
  乾隆帝解释为什么要屡降谕旨令班第和永常缓行的原因时说:因为阿睦尔撤纳是“准噶尔人众知名之人,令伊带哨探兵前行,人多认识,于收服准夷人众较易”。如将军、副将军“合并一处”,“则众人惟知有将军,不复更知有副将军,转置阿睦尔撒纳于无用之地,不足以展其所长,殊于军行无益”。[19]
  这固然是一种原因,但乾隆帝之所以这样安排,肯定还有更深刻的因素,那就是把整个征服达瓦齐、统一准部的重担全部加在阿睦尔撒纳以及其他大台吉、大宰桑(如萨喇尔)的身上,彻底实行“以准攻准”政策,让厄鲁特人自相厮杀,清军将帅却远离战场数百里,安然观战,不冒士卒伤亡或战败的危险,而一旦前锋得胜,直下伊犁,当然要归功于清军,归功于朝廷。这就是为什么乾隆帝指责永常“急欲进兵”的真实原因。可是,乾隆帝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种精心安排,竟犯了重大错误,严重危害了统一准部的伟大事业,为阿睦尔撒纳以后的叛乱提供了良好条件。

三、三月下伊犁 全准“归顺”
  乾隆二十年正月初十日,乾隆帝根据西、北两路军营将军、副将军班第、永常、阿睦尔撤纳、萨喇尔连续寄来的奏疏,谕告军机天臣说:“看来准噶尔内乱,计穷力竭,我兵神速,即可成功”,令“即拣选精兵数千,于二月中旬奋勇深入”。[20]
  遵照帝旨,西北两路军立即行动起来。北路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领前队兵六千名,于二月十二日出发,定北将军班第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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