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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在谕告内扎萨克、喀尔喀众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的敕旨中，也专门讲了乘机用兵的问题。他着重指出：杜尔伯特车凌等大台吉率都数千户来归，“此际达瓦齐力穷失据，且内乱相寻，众心不服，失此不图，数年后伊事务稍定，仍来与我为难，必致愈费周章，且于尔扎萨克蒙古等，亦多未便。”［10］
乾隆帝的这两次敕谕，不是一时心血来潮随意胡说，而是有着充分的历史依据。九十年前，身为喇嘛在西藏念经的噶尔丹，听到兄长浑台吉僧格为人杀害汗位被夺时，日夜兼程赶回准部，几经曲折，终于当上了博硕克图汗，消灭政敌，雄踞西北，兵锋直抵距京七百里的乌兰布通，迫使清朝都城为之戒严。僧格之子、策妄阿拉布坦，年幼势弱，未婚妻阿海被叔父噶尔丹霸占，弟弟索诺木阿拉布坦又为噶尔丹所杀，本人亦险遭毒手，被迫逃亡于外。后来策妄阿拉布坦趁噶尔舟灭亡之机，收集旧部，四处征战，很快成为漠西厄鲁特蒙古四部之长，直接威胁到青海、西藏的安全。如果这次清军不发，达瓦齐很有可能统一厄鲁特四部，便将严重影响到西北的安宁。因此，不仅要征准部，而且要立即出兵。
第三，能获全胜。雍正九年清军之败于和通泊，就准部本身条件而言，便因为它的内部是团结的，“（噶尔丹策零）亲贤使能，诸酋长感其先人之德，力为扞御”。［11］这次的形势可就迥然不同了，准部大乱，来归清朝者络绎不绝，连“令行三部（杜尔伯特、解特、和硕部）”的阿睦尔撒纳也因与达瓦齐相争而欲降清，这的确是几书年难遇的大好时机，为清军平准提供了异常有利的条件。
虽然乾隆帝将用兵准部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能性讲得很清楚，又明白无误地表述了自己决意遣军的坚定态度，但不少满洲王公大臣仍然心怀疑虑，持不同意见，使乾隆帝异常生气。为了扫清障碍，更好地完成出征的准备工作和促进用兵的顺利进行，他于同年十月十三日御太和殿，专门召见满洲王公大臣，再次晓谕进攻准部的必要性及其必然会取胜的原因，狠狠地申饬了持反对意见的庸人。谕旨一开始就讲道：“今日召见尔等，特为晓谕办理平定准噶尔及满洲臣仆昔年勇敢迩来怯懦之故。”他重重地斥责王公大臣“畏怯退缩”，不思“效法前人，报国立功，而惟守妻孥以求安逸，闻战阵而甘退缩”。他明确表态说，“朕于此，不无深憾焉”。最后他又严肃宣布：“此用兵要务，朕筹之已审，岂以众人怯懦即失机宜半途而废！但满洲臣仆习气至于此极，朕若姑息因循，不速为整顿，振兴旧俗，数年后，不知何所底止也。故召尔等降旨开导，将此宣示八旗大臣官员，以及兵丁等知之。”［12］
经过乾隆帝的再三谕告和坚持远征，才使大多数满洲王公大臣从内心里接受了出征准部的主张，从而积极调兵遣将备办粮草马匹器械。这样一来，便为顺利进军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二、变方略“以准攻准”
乾隆帝在十九年五月初四日第一次正式向有关大臣，宣布征准的谕旨中，对怎样用兵，也作了原则性的指示。他讲道：明年兴兵所需的粮饷士卒马驼，均应预先筹画。西路需兵二万，欲拨甘涼绿旗兵八千及西宁、涼州、庄浪、西安、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新降厄鲁特兵前往。二十一日军机大臣奏准；北路派兵三万，西路三万。佥派京城满洲兵四千、黑龙江兵二千、索伦巴尔虎兵八千、绥远城右卫兵二千五百、西安满洲兵二千五百、涼州、庄浪满洲兵一千、宁夏兵一千、察哈尔兵四千、新降厄鲁特兵二千、归化城土默特兵一千、阿拉善蒙古兵五百、哲里木兵二千、昭乌达兵二千、喀尔喀兵六千、和托辉特兵五百、宣化大同绿旗炮手兵一千、甘肃各营与安西绿旗兵一万，共兵五万。每兵需马三匹，共马十五万匹，另需驼一万六千头、口食羊三十万只，于喀尔喀四部、内扎萨克六盟、三车凌及“甘肃所管番子”处采买，不足者，从官方牛羊牧厂提取。
军机大臣奏准调派的五万名兵士中，有清帝认为可以信赖的满兵一万三千名，索伦、巴尔虎兵八午名，还有久随征战的察哈尔兵四千名，土默特兵一千，共二万六千名，超过了全军总数一半以上。另外还有阿拉善、哲里木、昭乌达、喀尔喀、和托辉特等蒙古兵一万一千名。满兵、索伦兵、巴尔虎兵和蒙古兵共三万七千名，绿旗兵才一万一千名，满蒙士卒占了出征军队总数的四分之三，与雍正九年主要依靠绿旗兵（西路军皆绿旗）相比，有很大的差异。这一事实表明了乾隆帝确实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平定准部。
军机大臣所说的新降的厄鲁特兵二千名，是三车凌的士卒，亲王车凌领一千，隶北路，车凌孟克和色布腾协助办理，另一千由郡王车凌乌巴什率领，隶西路。这两千名杜尔伯特土兵只占全军总数的二十五分之一，影响有限，主要起向导作用，引导大军前进。
关于平准之后的根本安排，乾祖帝于五月初四的谕旨中只原则性地说了要“众建以分其势”。过了二十二天他命军机大臣传谕定边左副将军策楞时，便进一步指出，要对厄鲁特蒙古，按原来“四卫拉特（即四部）之制，议编四部，封汗别居”。
至于出征的时间，乾隆帝根据降人提供的情况和群臣的建议，最后决定于二十年秋季用兵，由军机大臣传谕各地奉调士卒，俱于二十年四月内分别到达西路、北路军营。
对出征官兵和蒙古王公台吉，乾隆帝从重奖赏。十九年五月规定，给“出师人等”“治装银两”，大臣官员各赏俸银二年，京师前锋、护军各赏银四十两，驻防满兵三十两，绿营兵二十两。哲里木、昭乌达、阿拉善蒙古台吉各银一百五十两，管旗章京一百两，参领八十两，佐领五十两，兵二十两。厄鲁特（即三车凌部）管旗章京各赏银二百两，参领一百两，佐领八十两，兵三十两。各蒙古王公扎萨克，按爵级分别赏赐。明年正式进兵时，出征官兵、王公，“俱照旧例赏给”。［13］
正当清政府积极调遣兵马赶运粮草加紧进行用兵的准备工作时，突然北路军营送来消息，定边左副将军策楞奏报，七月初八日，阿睦尔撒纳带兵五千余名人口二万，已进边卡，投奔大皇帝。阿睦尔撒纳的来归，对进攻准部发生了强烈影响，乾隆帝为此对用兵安排作了重大的改变。
阿睦尔撒纳是和硕特部拉藏汗之孙，系策旺阿拉布坦的外孙，因其母博托洛克改嫁辉特部台吉卫征和硕齐，故成为辉特部首领，游牧于雅尔，其同母之兄班珠尔为和硕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娶杜尔伯特台吉达什之女后，袭杀达什，胁迫其子讷默库归附于己，权势激增，“令行三部”，野心也就越来越大，欲图统辖整个厄鲁特四部，因而与达瓦齐征战不已。乾隆十九年五月，达瓦齐亲领精兵三万，又遣骁将玛木特率乌梁海兵八千，东西夹攻，阿睦尔撒纳不能抵挡，遂与讷默库、班珠尔领辉特、和硕特、杜尔伯特三部二万余人投降清朝。乾隆帝久知其骁勇多谋，“为部众所畏服”，“乃最要之人”，从优款待，厚加赏赐，封其为亲王，封讷默库与班珠尔为郡王，并拟于平定达瓦齐后编设四部时，封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班珠尔为和硕特汗。乾隆帝命策楞尽速送其往热河朝觐，以便询问准部情形及其关于用兵的建议。为了能够早日见到阿睦尔撒纳，能多谈几次，乾隆帝甚至不惜打破惯例，加速行走，本来从北京至热河避暑山庄“须行六站”，现在他谕告军机大臣，下令来去都“并作三站行走”，并着重指出，“联所以计日并站而行者，无非急欲见阿睦尔撒纳之意，将此寄知玉保（北路军营参赞大臣），令其晓谕阿睦尔撒纳知之”。［14］
阿睦尔撒纳遵旨于十九年十一月初赶到热河，详细呈述了准部大乱、达瓦齐失德寡助的情形，并提出了进军的最好时间。
先前阿睦尔撒纳于七月初进入边卡时，也许由于战败之后十分气愤，急欲报仇和返回故部，因而向定边左副将军策楞建议：“现在准噶尔内乱，人心离散，黄教颓废，若乘此机会，领兵前进，先将包沁扎哈沁人等收服，兵威远扬”，准部人员来降，即行收纳，又可接应与己同来而落后于途中之人。到了避暑山庄后，他提出最好于明年春天出征。原达瓦齐的勇将玛木特降清后，亦提出同样建议。［15］
乾隆帝根据阿睦尔撒纳等人的奏述和建言，考虑到形势已与半年前有了较大的变化，便修改了作战方略，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作了重大的改变。一是将出师的时间提前，由原定二十年秋改为春季进兵，后并具体规定于二月出发。二是大量减少满、蒙、汉兵丁，由原来以满兵为主辅以索伦、巴尔虎和蒙古兵，酌用绿旗，将三车凌的杜尔伯特兵当向导，改为以厄鲁特兵为主，即以阿睦尔撒纳、讷默库、班珠尔、三车凌率领的厄鲁特的辉特部、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士兵为主。
阿睦尔撒纳、班珠尔、讷默库带兵五千余名于七月进入边卡时，即奏准于属下人内派兵二千三百余名从征，乾隆帝因而命减少三千五百名喀尔喀兵，留其看守游牧，只征调二千五百名。随后，由于“新降厄鲁特等（即阿睦尔撒纳等人属下），咸愿出力报效”，清廷陆续减兵，原来的一万绿旗兵减为六千，宣大两镇的炮手兵一千尽行裁去。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以福建藤牌兵“精悍灵便”，奏请派往西北征剿准部，乾隆帝批示说：“朕此次即满兵亦不多用，仍以新归顺之厄鲁特攻厄鲁特耳。”［16］
在“以新归顺之厄鲁特攻厄鲁特”（简称为“以准攻准”）的方针指导下，乾隆帝采取了新的战术，即主要依靠前锋（亦称“哨探兵”）来进行战争，征服准部。他于十九年十二月宣布，北路任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西路任永常为定西将军、萨喇尔为定边右副将军，郡王讷默库、班珠尔为北路参赞大臣，亲王车凌、郡王车凌乌巴什、贝勒车凌孟克为西路参赞大臣。西路派兵一万六千名，其中，选“先进精锐兵五千”，计有车凌、车凌乌巴什的杜尔伯特兵二千、察哈尔兵一千、涼庄满兵一千，再派阿拉善蒙古兵五百、宁夏满兵一千，共五千五百名，如战马不敷，则裁兵五百。乾隆帝令将这支军队交萨喇尔率领，迅速前进，命定西将军永常带领少数部队，在后缓慢尾行，不得急驰。北路前队（亦称“哨探兵”）六千，由阿睦尔撒纳统率，主要是其来归的部下，定北将军班第带少数兵丁，距前队十日路程逐渐前行。［17］由于定西将军永常于二十年三月初九日即带绿旗兵与“回兵”（维族士卒）出发，欲与前队会合，乾隆帝非常生气，连降多诏，严厉斥责永常办事“一味草率，其急欲进兵”，是欲与萨喇尔争功，实属谬误，勒令其立即返回肃州，办理陆续来到肃州的兵丁所需的粮饷马驼，待“全行妥协“后，才“尾行前进”。［18］
乾隆帝解释为什么要屡降谕旨令班第和永常缓行的原因时说：因为阿睦尔撤纳是“准噶尔人众知名之人，令伊带哨探兵前行，人多认识，于收服准夷人众较易”。如将军、副将军“合并一处”，“则众人惟知有将军，不复更知有副将军，转置阿睦尔撒纳于无用之地，不足以展其所长，殊于军行无益”。［19］
这固然是一种原因，但乾隆帝之所以这样安排，肯定还有更深刻的因素，那就是把整个征服达瓦齐、统一准部的重担全部加在阿睦尔撒纳以及其他大台吉、大宰桑（如萨喇尔）的身上，彻底实行“以准攻准”政策，让厄鲁特人自相厮杀，清军将帅却远离战场数百里，安然观战，不冒士卒伤亡或战败的危险，而一旦前锋得胜，直下伊犁，当然要归功于清军，归功于朝廷。这就是为什么乾隆帝指责永常“急欲进兵”的真实原因。可是，乾隆帝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种精心安排，竟犯了重大错误，严重危害了统一准部的伟大事业，为阿睦尔撒纳以后的叛乱提供了良好条件。
三、三月下伊犁 全准“归顺”
乾隆二十年正月初十日，乾隆帝根据西、北两路军营将军、副将军班第、永常、阿睦尔撤纳、萨喇尔连续寄来的奏疏，谕告军机天臣说：“看来准噶尔内乱，计穷力竭，我兵神速，即可成功”，令“即拣选精兵数千，于二月中旬奋勇深入”。［20］
遵照帝旨，西北两路军立即行动起来。北路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领前队兵六千名，于二月十二日出发，定北将军班第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