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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不知是何居心，乖张谬戾，实为朕所不料”。他着重指出，策楞、舒赫德将“远方归顺之人”，离散其父母妻室儿女，分居于数千里以外，降人必“生疑惧”，“不知将伊眷属作何发落”，“倘或心生怨望，激发事端”，就难以处置了。他愤怒宣布，将二人革职，“着以闲散在参赞上效力赎罪”，所有家产全部籍没，策楞之子特通额、舒赫德之子舒常革职，发往黑龙江披甲当兵，二人在京诸子，俱拿交刑部，“以为大员负恩者戒”。［4］
乾隆帝对策楞、舒赫德二人如此不讲道理的训斥和严厉处罚，给予群臣一个十分清楚的信号，明白无误地告诉文武官员，他一定要重用和依靠阿睦尔撒纳，来征讨达瓦齐平定准部，不许臣子对此怀疑，谁若胆敢反对或阻挠，就要受到严惩。
乾隆帝这样作，是又一严重失误。他对阿睦尔撒纳本来就所知甚少，此时这位败下阵来的准部大台吉还未入觐，未睹龙颜，大皇帝怎能对这未曾相见的台吉如此轻信无疑？怎能全盘否定身在军营亲理军务的将军、尚书的意见？而且退一步说，就算二人考虑不周，安排欠妥，也不应大发雷霆，滥施帝威，搞得群臣人人自危，不敢涉及此事。这样一来，阻塞了言路，封锁了军情，使乾隆帝不能全面了解阿睦尔撒纳的为人，妨碍了他及时识透这位台吉的真面目，而一味予以偏袒、赞扬和重用，阿睦尔撒纳却不失时机地紧紧抓住了乾隆帝的弱点，对其失误作了最大限度的利用。
阿睦尔撒纳的一大成功，是利用大皇帝错误的用兵部署，掌握了北路军权。乾隆帝因阿睦尔撒纳等人提供的情况和建议，而对用兵方案作了重大修改，从以满、蒙兵士为主，改为“以准攻准”，委任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带领北路“前队”六千人（主要系其部众）进攻，命令号称为主帅的定北将军班第带领少量士卒相距前队十日路程尾行，以树立副将军的威信。班第最初带察哈尔兵一千五百名出发，后只领六百名前行。阿睦尔撒纳利用乾隆帝的这一差错，“建其旧纛前进”，沿途发号施令，招纳降人，实际上掌握了北路用兵大权。
阿睦尔撒纳凭仗乾隆帝的宠信、厚待与手中的权力，急剧扩大个人势力。他抢掠各部人口，收纳降人，属员迅速增加。十九年七月入边卡时，他和班珠尔、讷默库统领的辉特、和硕特、杜尔伯特三部人员，一共才四千户，而进军以后，短短几个月的时何，他自己的属人就增到五千余户。他大量劫夺财畜，仅从达瓦齐的游牧，就掠取马、驼各一千余匹（头）、羊二万余只。他诬蔑和硕特部大台吉沙克都尔曼济叛逆，实即欲图排斥异己，兼并邻部，彻底扫除完全统治和硕特部的障碍。
阿睦尔撒纳尽力提高自己的威信，扩大个人势力，贬低大皇帝和清军的作用。他宣场自己军功卓著，下伊犁，檄令回部霍集斯擒送达瓦齐，皆其之力，并一再“妄自夸张，谓来归之众，俱系向伊投诚”。他不穿清朝官服，不佩御赐黄带翎顶，不用清朝副将军印，而私用达瓦齐所用的“浑台吉”菊形小红印章，“移檄各部落”，隐瞒降清之事，“不将已经内附受恩之处，告诉厄鲁特人众”，而“以总汗自处”，“言统领满、汉、蒙古兵来平此地。”他“擅诛杀掳掠”，残酷虐待不听命于己的“宰桑等大员，抄没家产”，“凡有仇隙者，任意杀害”。他排斥主帅定北将军班第，不让其知道，便藉口防御哈萨克、布鲁特，“私用图记，调兵九千”。他竭力拉拢喇嘛，“送银与喇嘛熬茶”，声称“将来统据准噶尔之后，当即善为照看”。在与邻部的交往中，他也讳言投降清政府蒙受厚恩为帝臣僚的事实，而以厄鲁特四部总汗自居。他行文哈萨克首领时，“隐讳投降受恩之事”，仅说是“借兵报仇”，“总统准部”。［5］经过几个月紧张活动，阿睦尔撒纳的军事力量大为增强，网罗了一批党羽，又得到伊犁喇嘛的大力支持，因此他就向清政府正式提出要当厄鲁特四部的总汗。
（二）求当总汗未遂 阿睦尔撒纳作乱
乾隆二十年五月，阿睦尔撒纳秘密会见清定北将军班第，进行了一次十分重要的谈判。他首先提出，若以噶勒藏多尔济为绰罗斯汗（即准噶尔汗），“众心不服”，不如待事定以后，召集各宰桑得木齐等，广为咨询，于噶尔丹策零的亲戚中，“不论何姓”，“择众心悦服能御哈萨克、布鲁特者，公同保奏，俾领其众，则舆情既协，亦可永远宁怗”。［6］阿睦尔撒纳对噶勒藏多尔济被封为准噶尔汗之否定，以及其对新汗所举三个必具的条件，理由是很不充分的。第一，既然是要册封准噶尔部的新汗，那么，这个候封的台吉必须首先是准部之人，而且还应是被清政府承认的浑台吉的家族，怎能说是“不论何姓”皆可充当！早在进军之前，乾隆帝即已宣布要在噶尔丹策零家族中选择合适之人封为准噶尔部的新汗，而噶勒藏多尔济既与噶尔丹策零皆系巴图尔浑合吉的曾孙，又拥有大量人畜，是准部之中一位人多势强的大台吉，完全符合清帝所言的条件，为什么不能受封？
第二，阿睦尔撒纳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说他要当新的准部之汗，可是按其所提三个条件来挑选，其他人都难入选，只有他最合适，因为，只有他才为“众心悦服”，只有他才有力量防御哈萨克与布鲁特，而且，他还是噶尔丹策零的亲戚，他的母亲是噶尔丹策零的妹妹。由此可见，所谓噶勒藏多尔济不为众人信服，所谓不论外姓等三个条件，皆是藉口之词，其真实含意是要封阿睦尔撤纳为准部新汗。
对这种含意，三朝为官，历任理藩院侍郎、兵部尚书、都统、巡抚的定北将军班第，不会不明白，但他却坚决反对这一要求，告诉阿睦尔撒纳说：遵奉圣旨，四卫拉特各封一汗，“令自管辖”，如果另举外姓之人，不仅违背了圣意，“即准噶尔众心，亦岂允服”。［7］班第的话不多，却很有分量。他把当时最有权威、最有力量、最厉害的法宝——圣旨，搬了出来。按照国法，任何人，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文武大员，甚至贵如王爷，都是大皇帝的臣仆和子民，都得听从帝命服从圣旨，不得有半点违抗。四部各封一汗，准噶尔汗封授与噶勒藏多尔济，这是圣旨所定，必须照办，如要“另选别姓”（包括阿睦尔撒纳本人），就是抗旨，就违背了圣意。这个罪名可担当不起。班第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拿出“准噶尔众心”不服，来回敬阿睦尔撒纳，暗示说，你这位辉特部台吉如果要当准噶尔汗和总汗，四部人员是不会“允服”的。
阿睦尔撒纳虽然碰了一个大钉子，但话已出口，势难收回，何况清政府很快就要向厄鲁特四部公开宣布分封四汗之事，那时就难以扭转了。因此他又对班第讲了下述一段话：
“我蒙皇上重恩，已极尊荣，复有何求。但我等四卫拉特，与喀尔喀不同，若无总统之人，恐人心不一，不能外御诸敌，又生变乱，俟与额附共同商酌，再为陈请。”［8］
阿睦尔撒纳的第一句话，有真有假。他所说蒙帝重恩，“已极尊荣”，这是事实。十个月以前，他遭达瓦齐东西夹攻，接连失败，无处安身，逃出准部进入边卡，乞求大皇帝保护。正是由于他适应了乾隆帝欲图平准和以准攻准的需要，博得了天子的欢心，他才由一个濒临灭亡的台吉，一跃而为辉特汗、双亲王，当上了“天朝”定边左副将军，威行厄鲁特四部，确是极为“尊荣”，四部大小台吉上百，哪一个能和他比，哪一个有他这样为帝宠信地位显赫？但是，他向班第说他无有所求，却是一大谎言。他不是无所求，而是大有所求，求的是要当四部的总汗。他的后边那几句话，实际上是直接针对着乾隆皇帝说的。皇上多次讲过，要象对待喀尔喀四部那样对待厄鲁特四部，实行扎萨克制，四部各封一汗，而阿睦尔撒纳却说，厄鲁特与喀尔喀不同，不能分为四汗各辖其属，必须要有一“总统之人”，没有这个总汗来统管四部，人心就会纷乱，就没有力量抵御外敌，内部还会发生变乱。这简直成了公开的威胁了，不封阿睦尔撒纳为总汗，厄鲁特四部就要大乱，就要“生变”。他所说与额附商议，这个额附就是乾隆帝的女婿科尔沁亲王、固伦额驸、参赞大臣色布腾巴尔珠尔。阿睦尔撒纳极力拉拢这位额驸，愚弄此人，让其为己说话，牵制班第，并想让额驸向其岳父大皇帝求情，允许他当四部总汗。
班第将这次谈话内容，紧急写成奏折送到北京。此时乾隆帝尚不知晓前述阿睦尔撒纳种种不法行为，只能就此折所报情形进行判断，作出结论。尽管他一向相信阿睦尔撒纳忠于朝廷，对其格外优遇，言听计从，但这次一涉及是分封四汗还是设总汗的原则问题，他便立刻警觉起来，寸步不让。他于五月二十七日谕告军机大臣，认为“阿睦尔撒纳不无希冀侥幸之心”，班第回答四部封四汗之事，“业已降旨，断不可改”，答得很好，“持论甚为得体”。他明确表示，不能让阿睦尔撒纳为总汗，“若止封阿睦尔撒纳为汗，则办理准噶尔一事，全为伊一人集事矣”。但是，他对这位台吉的为人还是了解太少，认识不深刻，认为其仅仅是有此想法，只要班第“正词相拒”，就能制止其异念，“料伊亦不敢速尔妄行”。因此，他对如何安排阿睦尔撒纳，拿不定主意，既说此人有了要当总汗的想法，则“久留彼处，于事无益”，又说若即催促其立即来京，又恐使其怀疑惧怕，“亦有不便”。他把这一难题交于班第解答。他说：如果过些时候，待擒获达瓦齐时，“将伊同众台吉遣回”，“固可安然无事”，但以前曾下谕旨，令其留在准部“驻扎办事”，现在设若将其急邃遣回，又恐其“顿起猜嫌”，不如仍照前旨实行，令班第酌量情形，“善为筹划，不必拘泥朕旨”。对于封准噶尔汗之事，他指出，阿睦尔撒纳和萨喇尔都认为不宜封噶勒藏多尔济，“看来众心果有不愿，亦未可定”。命班第密查，“如果不足服众”，则于噶尔丹策零近族内封一人为汗，与阿睦尔撒纳商议具奏。［9］
过了半个多月，六月十五日，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据班第密奏，阿睦尔撤纳不欲派遣青滚杂卜去招降乌梁海人，班第不允，仍遵前旨办理。可见，只要班第“能果断定夺”，阿睦尔撒纳亦＿“不敢有异词”。［10］此时，乾隆帝仍未想到阿睦尔撒纳会有谋叛之心。
又过了几天，六月二十二日定北将军班第、参赞大臣鄂容安的密折送到京师，对阿睦尔撒纳的不轨行为，作了如下详细的奏述：
“伊渐志足意满，惟知寻获被抢人口，攫取牲只。又妄自夸能，谓来归之众，俱系向伊投诚。及入伊犁，益无忌惮，纵属下人肆行劫夺，不行禁止。……又素性贪忍，凡有仇隙者，任意杀害。……至查办牧场及遣人收服四路之事，亦尚未办，一意迁延，惟与各宰桑头目私行往来，行踪诡秘。……凡有传行事件，并不用印信，仍仿达瓦齐私用小红钤记。臣等节次理论，终不遵行，动即扬言此处人众欲叛，视萨喇勒如仇，潜行猜忌，图据伊犁，恋恋不已。仰恳特降谕旨，令其速行入觐，早定四部封汗之事，以杜非分之想。”［11］
尽管班第、鄂容安把阿睦尔撒纳的谋逆言行讲得已经相当清楚，但乾隆帝仍不相信其会谋反，批示说：“初览伊奏，似事端已成，再四详阅，仍系阿睦尔撒纳希图侥幸，贪得牲只什物耳，并无图占准噶尔确据。”当然，乾隆帝并非庸君，何况此时他早已过了不惑之年，执掌朝政二十载，经验十分丰富，不会对亲理军务，“夷务”的将军、大臣之议完全置之不顾。他又批示说，令班第、鄂容安“再细心察看”，如其“占据僭越之形，果有密据，即行密奏，朕另行定夺。如并未至于此极，不过希图肥己，亦不必过于苛求。”同时，他立即于当日下谕给阿睦尔撒纳，嘉奖其“办理诸事，动合机宜”，命其速赴热河，将分封四汗，“赏功策勋”。［12］
过了六天，即六月二十八日，乾隆帝的态度完全变了，相信了班第等人的奏报，认为阿睦尔撒纳确实“欲图占据准噶尔”。他下谕给军机大臣说：
“班第、萨喇勒、鄂容安等密奏阿睦尔撒纳意欲占据准噶尔，种种僭越妄行，情迹显著一折。……班第等奏称：阿睦尔撒纳指称防守哈萨克、布鲁特，用钤记行文，调兵九千。……又擅杀达瓦齐众宰桑，抄没家产。私用噶尔丹策零小红钤记，结交奸佞之徒，各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