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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元年，摄政王多尔衮等人，因顾实汗奏称达赖“功德甚大”，宜延请至京念经，“以资福颐”，遣使往迎达赖，五年再派使臣往清。顺治九年五世达赖至京，世祖接见达赖于太和殿，厚加礼遇，并特于德胜门外建西黄寺让其居住。十年四月十八日，世祖遣礼部尚书觉罗郎球、理藩院侍郎席达礼，赍金册、金印、册封达赖，册文用满文、汉文、及图伯忒文（即藏文）撰写。册文说：
“朕闻兼善独善，开宗之义不同，世出世间，设教之途亦异，然而明心见性，淑世觉民，其归一也。兹尔罗布藏扎卜素达赖喇嘛，襟怀贞朗，德量渊弘，定慧偕修，色空俱泯，以能宣扬释教，诲导愚蒙，因而化被西方，名驰东土。我皇考太宗文皇帝闻而欣尚，特遣使迎聘，尔早识天心，许以辰年来见。朕荷皇天眷命，抚有天下，果如期应聘而至，仪范可亲，语默有度，臻般若圆通之境，扩慈悲摄受之门，诚觉路梯航，禅林山斗，朕甚嘉焉。兹以金册印，封尔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达赖喇嘛，应劫现身，兴隆佛化，随机说法，利济群生，不亦休哉。印文曰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怛达赖喇嘛之印。”［1］
顺治帝又遣内大臣修世岱赍金册、金印，封顾实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勉其“益矢忠诚”，“作朕屏辅”。至此，西藏直接与清朝政府建立了朝贡关系、隶属关系。康熙二十一年五世达赖去世，第巴桑结专权，秘不发丧，遇事假传达赖之命施行，愈益横暴，并唆使准噶尔汗噶尔丹扰清，又欲谋杀顾实汗之孙拉藏汗，于四十四年为拉藏汗击杀，康熙帝封拉藏汗为“翊法恭顺汗”。拉藏汗奏废第巴桑结所立之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另立阿旺伊什嘉穆错为六世达赖，青海蒙古台吉不信，别奉于里塘出生的噶尔桑嘉穆错为七世达赖。康熙帝以拉藏汗与青海诸台言不睦，惧其会导致削弱对准噶尔汗策妄阿喇布坦的抵御，遣侍郎赫寿入藏，会同拉藏汗管理西藏事务。四十九年初，班禅、拉藏汗与西藏诸寺喇嘛，会同“管理西藏事务侍郎赫寿”，奏请册封伊什嘉穆错为六世达赖喇嘛，康熙帝允其请，给以金印、金册。但是青海众台吉不信不服，迎噶尔桑嘉穆错至青海坐床，奏请朝廷册封，并请送居西宁宗喀巴寺，康熙帝遣兵护送其至宗喀巴寺，不久返居里塘。五十七年准噶尔军入侵西藏，杀拉藏汗，幽禁其所立达赖，西安将军额伦特奉诏领兵数千往援，遇伏败殁。帝命都统法喇统兵屯里塘，保护青海台吉所立之六世达赖噶尔桑嘉穆错，授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驻青海调度，以延信为平逆将军，噶尔弼为定西将军，统率大军，进藏袭击准噶尔军，护送六世达赖，青海蒙古汗、王、公、贝勒、台吉各率所部从征，于五十九年将准噶尔军驱逐出藏。延信遵旨册封噶尔桑嘉穆错为六世达赖，在布达拉举行坐床仪式。康熙帝命留蒙古、满洲、绿旗兵四千驻守西藏，以公策旺诺尔布统领，令额驸阿宝，都统五格参赞军务，封效忠于清助军击敌的空布之第巴阿尔布巴、阿里之第巴康济鼐为贝子，第巴隆布奈为辅国公，授颇罗鼐为扎萨克一等台吉，命隆布奈管理前藏，康济鼐管理后藏，授阿尔布巴、康济鼐、隆布奈、扎尔鼐和颇罗鼐为噶隆。
雍正元年，撤回驻藏之兵。雍正三年令贝子康济鼐往前藏，“总领办事”，并兼管阿里。当其去阿里时，前藏事务由贝子阿尔巴布总领办理。五年，阿尔布巴、隆布奈、扎尔鼐三噶隆忌恨康济鼐，将其杀害，欲通策妄阿喇布坦，又发兵前往阿里，进攻颇罗鼐。颇罗鼐领兵反击，并上报朝廷，请发兵进藏平叛，雍正帝遣吏部尚书查郎阿统兵一万五千往讨。大军未至，颇罗鼐已领兵杀至前藏，驻藏大臣马喇、僧格至布达拉守护达赖，各寺喇嘛将阿尔布巴、隆布奈、扎尔鼐等擒获，送交马喇，平定了叛乱。查郎阿抵藏后，诛首逆，奏上善后事宜。雍正帝奖嘉颇罗鼐，封为贝子，赐镐兵银三万两，令其总理藏务，并以其保举的色朱特色布腾，策凌旺扎尔授为噶隆，留大臣正副二人，领兵二千，分驻前后藏镇摄，三年一代。不久，雍正帝又晋封颇罗鼐为贝勒，以其长子珠尔默特策布登统阿里诸路兵保西藏，授为扎萨克一等台吉，并允其请，命礼部铸给“办理卫藏、噶隆事务多罗贝勒”
银印一颗，交颇罗鼐掌管使用，以便其“行文管理地方”。清政府对西藏地方军政事务的影响进一步扩大，统辖更为紧密。
二、藏王专权谋反 皇上失察误事
乾隆十五年，西藏局势十分紧张，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调兵遣将，阴谋叛乱，差一点导致据藏分裂的大祸。这一危局的出现，与乾隆帝对西藏之事处理欠妥，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乾隆帝即位以后，在西藏问题上继承了皇父雍正帝的政策，不断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这一方针，本来是十分正确的，但是他的错误在子，盲目沿袭了世宗过分依靠、重用颇罗鼐以统辖西藏的错误做法，颇罗鼐对平定阿尔布巴等人的叛乱，防止准噶尔军的再次侵入，密切藏区与中央的联系，的确是尽心殚力，坚决斗争，立下了功勋，因而为帝重用和信赖。雍正帝将颇罗鼐从扎萨克一等台吉连续晋封至贝勒，授予他掌管西藏军政事务的权力，并因其“输诚效力”，所训练的藏兵大有进步，“较前气壮”，而将驻藏之兵减为五百名。颇罗鼐本人也诚心归顺清帝，矢忠朝廷。但是，随着岁月的推移，在清帝的厚待和支持下，他的势力越来越大，他训练骑兵一万，步兵一万五千，防守各要隘，使准噶尔军不敢复侵藏地。他逐渐成为实际上主管藏区军政大权的最高官员，达赖时又年少，潜心学经，虚有其位。就连达赖、班禅每年轮班遣使入贡，都是正使、副使同行，达赖、班禅之使为正使，颇罗鼐派副使，一起至京朝贡。
乾隆帝对颇罗鼐更为信任，更加依赖，也对其更为优待。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他下谕晋封颇罗鼐为郡王说：“西藏贝勒颇罗鼐，“遵奉谕旨，敬信黄教，振兴经典，练兵守卡”，甚为勤勉，
著加恩封为郡王。［2］他晋封颇罗鼐之长子扎萨克一等台吉珠尔默特策布登为辅国公，授其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为扎萨克一等台吉。十一年正月初七日，他又下谕说：西藏郡王颇罗鼐，“素效忠诚，勤劳懋著。自联御极以来，一心靖共，凡事俱竭力奋勉，办理妥协，殊属可嘉”，著加特恩，将其子内封一长子。
“长子系日后袭王爵总理彼处事务之人，关系紧要”，著谕告驻藏大臣傅清，将此旨晓谕颇罗鼐，在其二子内择一“才堪继续、悦服众心、裨益公务者保奏，候朕降旨”。傅清随即奏称：谕告颇罗鼐后，其举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帝遂下谕，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封为长子，因珠尔默特策布登从前带兵，在边境出力，晋为镇国公。［3］
乾隆帝这两次封授颇罗鼐父子爵位，甚为不妥，带来严重恶劣的影响。一则，这样做，进一步抬高了颇罗鼐父子的政治地位，增强了他们的权势，颇罗鼐原已贵为贝勒，其他噶隆和分管一地的第巴，最高也不过是公爵，大多数人还只是一等台吉、二等台吉，双方之间本来已经就有高低之别，现在他又晋封郡王，比其他噶隆、第巴高出四五级、五六级（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相差更为悬殊，而且，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封长子，爵在贝子之上，其兄又系镇国公，如此显赫家族，在西藏首屈一指，其他僧俗官员望尘莫及。再则，封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为长子的谕旨明确宣布，此系“日后袭王爵总理彼处事务之人”，“关系紧要”，这就不仅使颇罗鼐之子孙世袭王爵，而且世代掌管西藏大权，这在西藏是惟一的罕见的例外。西藏管理军政财刑宗教的僧俗官员，如噶隆、第巴、代本等，皆非世袭制，工作有一定的期限，至多是任期较长而已，去世之后其职多由他人接替，即使少数立有功助受上级宠信之人，其子有可能被任命接父之职，亦属罕见。就连达赖、班禅，也是及身而止，不能世袭，原因也很简单，达赖、班禅没有妻室，也就没有儿子。甚至连康熙时执政专权数十年的第巴桑结，虽假传五世达赖之意，（时五世达赖已死多年），以达赖的名义奏称，国事“皆第巴为主”，乞授封爵。康熙帝封第巴桑结为“土伯特国王”，赐其金印，印文为“掌瓦赤喇坦喇达赖喇嘛教弘宣佛法王布忒达阿白印之印”，［4］但也未授予其子孙世袭国王、世掌西藏事务的大权。现在，颇罗鼐及其子孙世袭王爵世掌藏事，拥有这样大的特权，在西藏是惟一的也是空前绝后的。这最明显不过地表明了乾隆皇帝对颇罗鼐是何等格外的宠信和依赖。兼之，颇罗鼐拥兵数万，总理藏务，从而使其成为西藏实际上的最有权势之人，成为名符其实的“藏王”。
乾隆帝没有认真深入思考这样做的严重恶果。一人一家世代独揽掌管藏务的大权，自然会削弱中央政府对藏区的统辖，极有可能造成尾大不掉，甚至导致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这样依赖于一位西藏官员，来保持藏与中央的隶属关系和藏地的安全，是十分危险的，这样的支柱很不可靠，这样的基础很不结实，一遇适当时机，颇罗鼐家族可能反叛，这一面似平静的“安全之湖”，便会掀起狂风暴浪，震撼清政府统辖藏区的基础。
乾隆帝一向喜欢阅读历史书籍，以古为鉴，此次却似乎忘了这一优良传统。远的不说，五十多年前被皇祖康熙帝封为土伯特国王的第巴桑结，便是依仗五世达赖的名义，扩大个人权势，实际上掌管了西藏军政大权，并利用权力唆使准噶尔汗噶尔丹进攻清政府，给清朝带来很大麻烦，这一惨痛教训难道不应吸取？可是，看来乾隆帝忘了这件事，而把维持、加强中央对藏区的管辖，以及制止准噶尔军再次侵藏的希望，寄托于颇罗鼐及其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身上，这无异是饮鸠止渴，危害更大。
乾隆十二年颇罗鼐病故，帝谕其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袭郡王爵，“总理藏卫事务”。乾隆帝对其是否能安抚西藏，有些担心，令驻藏大臣予以开导。十二年三月十五日，他谕军机大臣：颇罗鼐在世时，奋勉效力，办事练达，藏区诸事“毋庸置念”。今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年幼新袭，未必能如颇罗鼐“收服众人之心”。颇罗鼐在时，“凡事俱由伊主张”，今非昔比，著驻藏大臣傅清逐处留心访查，如果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有“意见不到之处，即行指示，不得稍有疏忽”，并调停其与达赖之间的关系，“惟期地方安静，不生事端”。［5］傅清奏称，阿里克地方原系珠尔默特策布登驻扎管辖，后因其足疾，回藏调养，现已渐愈，令其返阿里克屯驻，帝从其议。八月初十日，驻藏大臣、提督索拜之折到京。
索拜奏：遵旨查访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与达赖的情形。颇罗鼐病故后，达赖即欲吊奠诵经，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不允，经副都统傅清申饬，“旋即悔过”，愿请达赖吊祭，“现彼此和睦，并无异词”。乾隆帝很高兴，批示：“览奏，可释朕西顾之忧矣。”［6］
不久，傅清、索拜相继离藏，原四川巡抚纪山因经理金川之事欠妥，降调驻藏大臣。乾隆帝了解到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情形乖张，虐使其下，所属无不怨望，且疑忌达赖喇嘛，无尊信恭顺之意”，又请将驻藏大臣所管的火尔噶锡等少数民族，拨与其管辖，“乃事之必不可行者”，经部臣参劾，念其父之功，加恩宽宥，赐谕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予以晓谕，并令纪山查其接谕后的反应及其居心行事。纪山遵旨访查后，于十四年秋奏称：珠默尔特那木扎勒情性乖张，属下俱怀怨望，且其又“有疑忌达赖喇嘛之心，恐日久众怨愈深，达赖喇嘛亦不能忍，致生事端”，请将其兄移来前藏，“协同办事”，并将达赖移驻泰宁。乾隆帝以其所议欠妥，于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两次下谕，斥其“见识甚谬”，“殊未妥协”，将使“土伯特疑心”，而拒绝其请。［7］但是，他也觉察到纪山难以应付复杂局面，于十月二十三日的谕旨中，令派傅清再次进藏，与纪山同为驻藏大臣。他并着重指出：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断不能如其父之安静奉法，其“纵恣逞威，人心离怨，多行不义，必自速厥辜”，谕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和纪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