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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安定藏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川总督策楞、驻藏大臣班第到藏后,执行帝旨,宣读上谕,抚慰达赖、班第达,了解藏情,于十六年二月初上奏说:“到藏详看,达赖喇嘛意甚感悦,公班第达并各番,情形恭顺,现在实转关一大机会”。现正与藏地噶隆、众卓呢、班第达、达赖等商办诸事,待兆惠等人抵藏后,“公酌妥办,务期达赖喇嘛得以专主,钦差有所操纵,噶隆不致擅权。”乾隆帝于二月二十九日读折后批示:“览奏俱悉”,“甚是”。[23]
策楞、班第抓紧进行惩治叛党等事。班第早在策楞到藏之前,于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将首恶卓呢罗卜藏扎什及要犯阿喇布坦等二十余人处死,抄没其家产变价入宫。策楞等四位大臣,又遵旨将叛王之妻子正法,没其赀财。叛王所得原颇罗鼐分食钱粮的林青侧并颇拉二处,系早年拉藏汗所赏,现将二处人地照旧归达赖管辖,两处所收差赋,值银二千六百余两,遵旨拨五百余两赏给班第达,余银赐与达赖,以赏达木蒙古。
根据乾隆帝的谕旨和他批准的策楞所奏三原则,“达赖得以专主,钦差有所操纵,噶隆不致擅权”,策楞等四位大臣细心筹划,于十六年二月奏上“酌定西藏善后章程”,现摘录如下:
“一、西藏办事噶隆,向例四人,噶隆布隆簪失明,被珠尔默特那木扎勒革退,现存班第达、策楞旺扎勒、色裕特塞布腾三人。班第达奉特旨以公职办噶隆事,策楞旺扎勒、色裕特塞布腾查无党羽情形,且系奉旨原放噶隆,并赏有扎萨克头等台吉职衔,应仍留办噶隆事。布隆替缺,选放深于黄教喇嘛一人,赏给扎隆大喇嘛名色。一、噶隆会办事件,旧于噶沙公所会办,自颇罗鼐后,各噶隆俱办事私宅,舍官放之员不用,添用私人,嗣后应仍赴公所会办,私放之员裁革。一、各处第巴等官,有管理地方教养百姓之责,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各放私人,其人又不亲往,差家奴赴办,扰害地方,嗣后噶隆等应公同禀报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补放。家奴代办者撤回,人地不相宜者换补。至各寺堪布喇嘛,并照旧由达赖喇嘛选派。一、卓呢尔、商卓特尔、曾本、随本各官名色,惟达赖喇嘛前有,颇罗鼐封王后,亦照添设,应查革,只于公所设立卓呢尔二人,兼领原设之仲意笔七格等办公。一、噶隆向只办地方事,兵马卡隘俱责成代奔。后藏地小,且设代奔三人,卫地大,仅代奔一人,遇差假,无人弹压地方护卫达赖讯嘛,应添设一员,于补放时一体颁敕。一、全藏人民,向属达赖喇嘛按地方大小,人户多寡,均定差徭。颇罗鼐等任意侵占,或市私滥赏,甚至擅给免差文书,于所憎则加派。嗣后噶隆、代奔等,应公查旧档,除因功劝赏毋庸撤回外,私赏滥免者,并查禀达赖喇嘛撤缴,加派者减。一、达赖喇嘛差务,向由地方百姓供应,自颇罗鼐任事后,凡噶隆、代奔等,差人往西宁、打箭炉、色尔喀马、阿里克等处交易,亦私出牌票,致乌拉派累百姓,嗣后应禁止。遇公事,察明达赖喇嘛,发给印票遵行。一、达赖喇嘛仓库,向系仓诸巴专管,公事动用,噶隆等禀明达赖喇嘛代理,启闭俱以达赖喇嘛印封为凭,颇罗鼐始行擅取,嗣后应仍照旧办理。……一、达木蒙古,前经颇罗鼐奏由该王差遣,……(现)愿归达木侯差,自宜妥为安顿,其现有头目八人,……改为固山达,所属择授佐领、骁骑校各八人,给顶戴,归驻藏大臣统辖,仍令每佐领各派十人,驻藏备差。”[24]
乾隆帝阅过这一章程后,批准执行。这对于限制、削弱噶隆之权,提高达赖和驻藏大臣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减轻藏民的负担,安定藏区,增强中央对西藏地方的管辖,密切藏族人民与其他民族人民的联系,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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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世祖实录》卷74;页18、19。
[2]《清高宗实录》卷166;页23。
[3]《清高宗实录》卷256,页6、7。
[4]《清圣祖实录》卷161,页9;卷174,页14。
[5]《清高宗实录》卷286;页26…28。
[6]《清高宗实录》卷296;页10。
[7]《清高宗实录》卷351,页6、7、8。
[8]《清高宗实录》卷351,页10…13。
[9]《清高宗实录》卷356,页15。
[10]《清高宗实录》卷362,页7。
[11]《清高宗实录》卷364,页6、7、8。
[12]《清高宗实录》卷372,页9。
[13]《清高宗实录》卷374,页10、11。
[14]《清高宗实录》卷375;页10。
[15]《圣武记》卷5,《国朝抚绥西藏记下》:《啸亭杂录》卷9,《拉傅二公》,《清高宗实录》卷376,页30;《清史稿》卷525,《西藏》。
[16]《清高宗实录》卷376,页30、31;卷377,页30;卷379,页22、23:《圣武记》卷5,《国朝抚绥西藏记下》;《清史稿》卷312,《傅清传、拉布敦传》卷525,《西藏》。
[17]《清高宗实录》卷377,页3、4。
[18]《清高宗实录》卷1318;页30。
[19]《清高宗实录》卷377,页12。
[20]《清高宗实录》卷377;页8、9、10。
[21]《清高宗实录》卷377,页15…19。
[22]《清高宗实录》卷377,页32、33、34。
[23]《清高宗实录》卷383,页23。
[24]《清高宗实录》卷305,页15…18。
一征廓尔喀
第二节 一征廓尔喀
一、廓尔喀首侵西藏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驻藏大臣、一等诚勇公庆麟的急折,送到北京。庆麟奏:巴勒布廓尔喀属下头目苏尔巴尔达布等,西向沮木郎部落掳掠后,复东向藏入寇,“现在前后藏俱各严备”。
巴勒布廓尔喀,又被称作巴勒布、廓尔喀,后来叫尼泊尔。
为什么廓尔喀要入侵西藏?看来还得将历史巨册翻阅多页。先得从七年以前班禅东行说起。
乾隆四十三年,六世班禅罗布藏巴勒垫伊西请章嘉呼图克图代奏,“因庚子年(四十五年)为大皇帝七十万寿,欲来敬祝”。乾隆帝非常高兴,允其所请,并谕令隆重接待。他特遣皇六子质郡王永瑢和吏部尚书、总谙达、领侍卫内大臣永贵千里迢迢,赶到岱汉迎接,陪同前来热河,命向导处大臣编定从岱汉经察哈尔、多伦诺尔、克什克腾、翁牛特、喀喇沁、赛因达巴罕等处到热河的行程住宿地点,召陕甘总督、山西巡抚入觐陛见,“面谕妥办”接待班禅的食宿等事。漠南蒙古哲哩木盟长奏称帮马二千匹、驼二百头,喀尔喀四部蒙古王公亦愿帮助马驼,供班禅使用。乾隆帝特令于热河为班禅建须弥福寿之庙,俗称小扎什伦布寺,供班禅来时居住。沿途各省官员遵奉帝旨,认真安排,迎送接待十分周到。
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清旷殿召见班禅,“赐坐慰问,赐茶”。二十四日,他又御万树园大幄次,赐班禅及扈从王公大臣与蒙古回部王公等人宴,赏赉冠服金银缎匹。班禅率众呼图克图为帝诵经祝寿;九月初二日进京后,帝又屡屡赏赐。不料班禅出痘,于十一月初二日圆寂于京师。乾隆帝十分哀痛,于四十六年正月初十日下谕给达赖,详述班禅入京祝寿、蒙帝优遇及其患病等情,以及护送灵柩回藏等事。他说:
“班禅额尔德尼前以庆祝七旬万寿,起程来京,节次遣散秩大臣、副都统等携带御用朝珠鞍马等物,沿途宴劳,并命皇六子同章嘉呼图克图等迎往赏赉,于七月二十一日至热河朝见。万寿节班禅领尔德尼率领众呼图克图等诵经祝厘,于九月初二日来京,叠加赏赉,每遇朝见,意甚欢欣,并无欲归之语。十月二十九日,闻其身体发热,即遣医诊视,知花痘见苗,朕复亲临看视,忽于十一月初二日圆寂。虽本性如如,去来一致,而笃诚远来,未能平安回藏,朕心实为悼惜。尚卓特巴忠克巴呼图克图,系班禅领尔德尼之兄,而大绥绷乃其高弟,著加恩赏给忠克巴呼图克图领尔德木图诺们汗之号,赏给大绥绷扎萨克喇嘛职衔默尔根堪布之号,俟百日奉经事竣,于二月十三日护送班禅额尔德尼灵櫬起程,并遣理藩院尚书博清领、乾清门侍卫伊鲁勒图等,送至扎什伦布。扎什伦布所属人众,皆赖尔喇嘛掌管,务须仰体朕怀,加意约束,善为教养,此即为吉祥善事矣。”[1]
六世班禅之死,不仅是清政府和蒙藏地区一大损失,而且由于其弟兄之贪利,导致了廓尔喀军的入侵。原来,班禅在京朝觐及其圆寂,乾隆帝多次厚赐珍宝财物,京师各王公大臣及内外蒙古“所供养”、“中外施舍,海溢山积”,“无虑数十万金,而宝冠、璎珞、念珠、晶玉之钵、镂金之袈裟,珍宝不可胜计”,皆为其同父异母之前兄忠克巴呼图克图(仲巴呼图克图)据为己有,既不布施各寺及唐古特兵(藏兵),连班禅之亲弟沙玛尔巴,亦藉口其系红教喇嘛,而分文不与。[2]沙玛尔巴非常气愤,于四十九年前往廓尔喀,极言仲巴呼图克图拥有班禅的巨万赀财和奇珍异宝,并很有可能详告后藏地形守备等情况,将唐古特信佛厌战和唐古特兵懦弱畏敌之情告诉廓尔喀国王,“以后藏之封殖,仲巴之专汰”,煽动其出兵侵藏。[3]
廓尔喀出兵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贸易纠纷问题。以前,巴勒布部落与后藏之间的交易,系行使巴勒布所铸的银钱,掺有铜铅,成色不纯。廓尔喀兴起统一巴勒布等部以后,改铸新银钱,银的成份增加,廓尔喀就要求西藏人承认一个新银钱当二个旧银钱使用,藏人不愿。在贸易中,一些藏商将廓尔喀必须购买的食盐搀入沙土,牟取厚利。噶布伦索诺木旺扎勒“肆意妄行,苛取商人物件”,第巴桑干“擅增税课”,将廓尔喀人的货物“任意加税”,廓尔喀人“实不能堪”,故兴兵报复。[4]
当然,以上两方面的因素,只是廓尔喀可能入侵西藏的理由和原因,而最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却是廓尔喀国正在迅速发展,军事力量相当强大,执政者力图对外扩展。廓尔喀原本系一小小部落,后其酋长博纳喇赤发奋图强,练兵习武。相继统一了曾向清朝进贡的巴勒布部及其他二十余部,版图急剧扩大,国境东西二千里,南北约五百里,北连后藏边境。此时的国王是博纳喇赤之孙喇特纳巴都尔,因年幼,由其叔巴都尔萨野执掌军国大权。
巴都尔萨野正想对柔弱的唐古特人用兵,遂藉沙玛尔巴的投奔和商务纠纷,于乾隆五十三年六月派兵入侵西藏,占领聂拉木、济咙二处,不久又夺据宗喀,围攻胁噶尔寨,中廓之间的第一次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二、噶隆、钦差合谋 丧权纳币赎地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驻藏大臣庆麟的两道奏折送到大内,奏称廓尔喀头目苏尔巴尔达布率兵“向我边入寇”,抢占了济咙、聂拉木二处,围攻宗喀,“现在前后藏俱各严备”,卫藏兵力不敷堵截,已飞咨四川调拨驻防绿营官兵应用。[5]乾隆帝于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日连下五道谕旨,调兵遣将,前往迎剿。他在谕旨中说:巴勒布(即廓尔喀)与卫藏聂拉木、济咙、宗喀三处接壤,此三处“系卫藏所属地方”,理应派兵“堵截擒拿”,但班禅年幼,仲巴呼图克图系出家之人,“难免震惊”。著驻藏大臣雅满泰立即带领绿旗兵与达木厄鲁特兵,前赴扎什伦布,“将班禅额尔德尼加意抚慰”,与仲巴呼图克图等人商议,所有后藏和巴勒布接壤地方,“俱宜力为守御”,前藏亦令庆麟严加防范,若聂拉木、济咙、宗喀一有挫失,即先将班禅迁往前藏,“方为妥协”。著四川总督李世杰、四川提督成德于绿营及“番兵”内,就近酌调三四千名,派驻防满兵五百名,命成德与建昌镇总兵穆克登阿统领,迅速赴藏,令成都将军鄂辉星夜返回成都,若事尚未了结,即速至西藏统军堵御。如兵不够,再带二三千名前往应用。[6]
过了几天,他为筹备粮草,于八月初一、初三、初四三日,连下上谕六道。他指出,西藏距四川省城很远,由打箭炉至后藏用兵处有五千余里、共九十余站,运粮则需分为二百站,若兵丁口粮马骡草料皆由内地解送,需费浩繁,转运艰难,著照从前成案,于藏内就近购买,比平日采买之价,略为增加,并与噶隆班第达及仲巴呼图克图商议,将达赖、班禅仓库存粮拨充军用,先行估价给银,事峻以后再行买补。为此他还特给西藏僧民下达专谕,讲述买粮供军堵御廓尔喀之事。他说:达赖、班禅数世